企业改革是贯穿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核心内容。当前，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企业改革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回顾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开创未来。
——编者
2023年5月12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企业改革政策研究史库共同举办的“《陈清泰文集》出版暨企业改革政策历史回顾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日前，《企业管理》杂志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原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和副主任、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陈清泰，请他分享数十年从事企业改革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心路历程。
先行先试，企改探路
创造“二汽模式”
《企业管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的探路者、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角色和身份亲历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全过程，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企业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路。
请问您出版《陈清泰文集》的初衷是什么？您为该书四卷的命名有何寓意？
陈清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此后40多年间，我有幸以国有大型企业管理者、政府部门主管企业改革的负责人和政策咨询机构研究者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亲历我国企业改革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结合不同阶段的工作实践撰写了不少文稿，其中有工作文稿、调研报告、讲话稿，还有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从中梳理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稿汇编成集，希望作为一份历史资料保留下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足迹。
《陈清泰文集》四卷分别命名“企改探路”“攻坚克难”“上下求索”“建言献策”，是我从担任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总工程师、厂长开始，在二汽、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政协四个阶段工作文稿的概括。
《企业管理》：您1970年从清华大学调到二汽，深耕这家企业二十二载，从技术员干起，逐步做到二汽总厂厂长并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敢于先行先试，为企业改革探路，创造了国企改革的“二汽模式”。
您认为二汽当年的改革实践有什么现实和历史意义?对您后来在国家经贸委分管全国企业和企业改革工作有何影响？
陈清泰：我从小就有个“汽车梦”，在清华大学学的汽车专业，一直希望能到汽车厂去“圆梦”。
1969年，国家“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二汽在湖北十堰开工建设，我经过再三申请，于1970年调到二汽工作，历任产品设计技术员、工程师、产品设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兼产品设计处处长、总工程师、厂长，以及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亲历了二汽从企改探路“起死回生”到快速发展的历程。
“不要投资要政策”挽救了二汽。作为国家“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之一，二汽规划年产两吨半、三吨半军用越野车和五吨卡车三个车型共10万辆，计划总投资16.7亿元。
到1978年，二汽项目已累计投入14.6亿元，在建的专业厂有36个，近7万名职工，加上职工家属约有14万人，还有几万人的施工队伍。1979年，国家要恢复经济，压缩投资，将二汽列为“停缓建”项目。
然而，项目一旦停建，这么多人怎么办？“半拉子”工程怎么处理？还有一个严峻问题：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之路下一步怎么走？
在项目生死存亡关头，二汽领导班子研究做出“不要国家投资，要政策，利税照缴”的决策，向国家提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自救方案，即国家在给二汽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给予部分指导性计划。
前者按照“生产资料统一调拨、产品统购包销、利润统收统支”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执行，后者则按指导性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产品由企业自销，利润留给企业用于项目后续建设。
1980年，国家批准了二汽的自救方案，同时授予其较大的自主经营权，二汽得以从“停缓建”项目名单中摘除，开启了自谋生路、自主发展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征程，闯出了一条活路。
1980―1985年，二汽自筹资金3.3亿元，在确保上缴国家利润、税金、折旧费提成的前提下，不仅提前两年达成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还完成对十堰老基地的改造，同时开辟了襄樊新基地。
横向联合，探索集团化发展模式。闯过“停缓建”生死关后，二汽通过卖方信贷、全国统一价格、开发新产品等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勇闯“产品滞销关”，开始从产品生产型到商品生产型再到经营开发型的发展方式转变。
救了自己，还要救行业。1981年2月，以二汽为主体，联合杭州汽车厂、汉阳汽车制配厂、广州汽车厂、柳州汽车厂、重庆汽车厂、贵州汽车厂、云南汽车厂、乌鲁木齐汽车装配厂8家汽车企业，以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为目标，成立国内首个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新型企业横向联合组织——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引领中国汽车工业走向改革、联合、发展、振兴道路。
横向联营使二汽成为国家第一批企业集团试点单位，后来经过生产联合、经营联合、资产联合三个阶段，为二汽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奠定了基础。
现在看来，二汽的联营改革为我国汽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资产存量重组、经营模式转型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变了我国汽车工业“小而全”“小而弱”的落后局面。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2年，二汽学习首钢经验，酝酿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二汽向国家提出的承包经营方案是以1982年上缴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7%，到“六五”末，用企业利润留成积累的自有资金完成二汽建设任务。国务院很快批准了二汽的方案，二汽成为继首钢之后全国第二个实行承包经营的大企业。
1983年，国务院领导同志考察二汽时肯定了其承包经营的做法，提出可将承包经营期限延长到1992年。
随后，财政部以（84）财工字04号文批准二汽“七五”期间按照原办法继续执行“利润递增包干”政策。较长的承包期为二汽系统规划中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企业保证首先完成国家调拨计划和利润递增上缴，政府放了心；企业部分产品自产自销，以利润留成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既减轻了国家负担，企业也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
深化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我1984年担任二汽总厂厂长后，在巩固前期改革成果、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相继建起教育培训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技术装备中心，为二汽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全国企业中最早走出国门，成立进出口公司，开展进出口贸易；联营公司实行国家计划单列、建立企业财务公司、公司制改造、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等等。
1992年9月1日，二汽正式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更名为东风汽车集团，开启了对传统工厂体制进行公司制改革的新阶段。
△ 1984年10月5日，时任二汽总厂厂长陈清泰在二汽襄樊基地奠基仪式上讲话
这些改革探索，在当时体制下都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激发了企业活力，提升了经济效益，增强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后续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支持下，二汽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把握“企改探路”的历史机遇，不仅自身“起死回生”得以长足发展，也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企业改革政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
在二汽“企改探路”过程中，我有机会到国务院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机械工业部、外交部、外经贸部、中汽总公司等部门请示汇报、沟通、协商工作，这为我后来在国家经贸委与这些部门商讨、制定企业改革政策措施提供了经验积累。
《企业管理》：您1987年荣获原国家经委颁发的首届“全国经济改革人才奖”，也是原国家经委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前身）1988年评选出的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您当年对获得这些殊荣有什么感想？
陈清泰：对二汽和我个人而言，这都是殊荣。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使我有了由“企业改革实践探路者”“企业改革政策推动者”到“国家重大决策咨询、建言者”的人生轨迹。
转机建制，攻坚克难
破解国企市场化改革历史障碍
《企业管理》：1992年，您从企业调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您的主要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清泰：1992年9月，我服从组织安排，调到国务院经贸办任副主任，1993年3月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因为有在二汽企业管理实践经历，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时能够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比较接地气，称得上得心应手。
我在国家经贸委期间，适逢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发展进入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我在国家经贸委党组和王忠禹同志领导下，具体负责这些改革工作的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
△ 1994年6月，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右三）在重庆市调研企业
《企业管理》：作为亲历者，请您谈谈参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决策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
陈清泰：我重点谈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到国务院经贸办后，首要任务是研究贯彻国务院1992年7月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因为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与1994年7月出台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成为姊妹篇，是贯彻《企业法》最重要的两个文件。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把姓“资”姓“社”和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点破、讲透了，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如果说，此前的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政策性调整，那么现在则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进行的改革创新，即既要保持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能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保障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党的十四大后，中央立即着手研究如何通过一系列理论、政策突破和战略部署，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落地，这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要完成的任务。
为了给起草《决定》打好基础，文件起草小组设立了16个调研课题，由我牵头组织第二个课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调研。
我接到调研任务倍感压力，因为当时面临着重大而严肃的选择：在公有制、国有经济框架内，如果找到其与市场机制对接的实现形式，培育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就能够顺利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果找不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要么为了坚持公有制、国有经济而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要么为了坚持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实行私有化。
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要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兼得。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聚焦到国有企业改革上，公有制、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就成了国企改革的基本命题。
要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用传统的政策性调整是做不到的，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钥匙，但那时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其内涵。我的理解是：让国家投资的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成为平等、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就是我们追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接到任务后，由国家经贸委牵头，13个部委、院、所共20多人组成的现代企业制度调查研究组立即投入工作。
1993年6月下旬，调研组在组织学习讨论、邀请专家座谈，并听取老同志意见的基础上，拟出详细的调研提纲和调研工作指导思想：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塑造适应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既吸收国外企业制度演变中的成功经验，又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和特色；运用现代企业制度解决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注意新旧体制衔接和政策的连续性；重点解决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有资产运作效率。
1993年7―8月，调研组分赴全国各地同100多个单位的300多人进行了座谈。调研中发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活力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增强，在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国有企业活力仍显不足，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走出困境，有的甚至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具体体现为五个“重”，即税负重、债务重、潜亏和亏损挂账严重、人员负担重、社会负担重。
国有企业所处的尴尬境地与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蓬勃发展相比，形成强烈反差。
1993年8月10日，调研组修改完成《现代企业制度调研报告》第三稿，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制度要点、实施步骤等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框架，并向中央《决定》起草小组做了汇报，又征求了经济界、法学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国家经贸委党组也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相继完成第四稿、第五稿。
1993年9月6日，我代表调研组就《现代企业制度调研报告》第五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专题汇报。
我在汇报中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逐步建立以法人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可简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有效制衡”，实现“投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经营权分离”。
由此，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在财税、金融等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经济宏观体制框架的同时，构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从而实现两者相呼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汇报会后，调研组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对调研报告又做了认真修改，八易其稿，最终完成报告。
令人惊喜的是，当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几乎全部吸收了《现代企业制度调研报告》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表述采纳了调研组最终汇报稿的五个方面内容。《决定》的出台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设施”，使我们感受到中央对于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企业管理》：您在国家经贸委工作期间，组织实施或参与了哪些重要的企业改革攻坚战?
陈清泰：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全国经贸系统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各部门、各地区互相配合、团结协作，打赢了一系列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
第一，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采取多种措施搞好大企业、放活小企业（“抓大放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这些措施包括改组、联合、兼并、破产、债转股、“贷改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租赁、出售等。
第二，以“三改一加强”为基本方针，将企业改革、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整体推进。通过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改组，优化企业结构，着力组建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改造，实施“双加工程”（加大技改投资力度、加快技改步伐），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通过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搞好国有企业作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
第三，在全国若干城市推行以“增资、改造、分流、破产”为主要内容的“优化资本结构”试点，闯出一条从根本上消除历史形成的压在企业身上的沉重负担（债务、呆坏账、冗员和办社会）的道路。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债转股、增加银行核销企业呆坏账准备金等举措，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使企业得以轻装前进，增强了改革发展的活力。
第四，大力开展扭亏增盈活动，打好企业脱困攻坚战。采取压长线、增短线和限产、压库、促销等措施，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工艺和产品，同时与兼并、破产相结合，建立起优胜劣汰机制；实行扭亏增盈责任制，激励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
第五，认真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全面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抓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企业组织结构。我国第一部《公司法》的诞生，为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组建企业集团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改革攻坚战的初步胜利，逐步扭转了国有企业的被动局面：企业负债率大大降低，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大幅度下降，企业社会负担大为减轻，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些成果，为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搞得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1997年，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重大决策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两大目标。
《企业管理》：您认为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最难解决但最终得以解决的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陈清泰：核心是制约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和历史包袱问题，解决措施是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这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路转换。
“优化资本结构”试点是指以城市为依托，以搞好国有经济为目标，发挥城市的综合功能，配套改革，统筹治理。通过“优化资本结构”试点找到了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搞好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可行之路，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调查研究，建言献策
为企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
《企业管理》：1998―2004年，您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由企业改革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组织实施者到从事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负责人，您如何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积极发挥经济领域智囊团作用?
△ 2000年8月21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出席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
陈清泰：1998年3月，我离开国家经贸委，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党组书记、副主任，负责产业发展与企业改革政策研究工作，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国有经济和企业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经贸委的工作职责有很大不同，是从事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围绕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中心工作，开展政策咨询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随着部门和工作岗位的变化，这个时期，我转变为企业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政策咨询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1999年，我牵头组织实施国企改革课题研究，集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精锐力量，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国有资本所有权行使方式、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工作方式、企业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等15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
其间，我的研究工作内容涵盖社会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公共管理、企业改革与发展、科技创新与新技术、国民经济规划与产业发展、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汽车产业与电动汽车等领域，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特别是涉及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监督、考核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决策建议，多份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我于1999年加入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
《企业管理》：2003―2013年，您连续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您是怎样围绕人民政协工作职能，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的?
陈清泰：我在全国政协及其经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就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研报告、政协信息、大会发言等形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这方面的工作成果包括会议发言、调研报告、发表文章等，其中许多涉及企业改革、制度创新、机制转换、改善配套环境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建议方案、决策建言，对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2004年3月4日，在温家宝总理参加的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议上，我做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2006年4月，全国政协办公厅向国务院办公厅转送我的《关于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建议》，温家宝总理批示：“这份建议很有现实针对性，应该好好研究。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2007年2月16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我撰写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批示：“请陈至立国务委员参阅。”4月18日，国务委员陈至立批示：“此件很有深度，阅后很受启发，文中提出的问题很中肯，切中要害，对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思路和建议很有针对性，建议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认真阅研，把政策思路体现到政策制定和相关方面。”
领导者、读者、作者
与《企业管理》杂志渊缘深厚
《企业管理》：您与《企业管理》杂志及其主办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渊缘深厚。对于《企业管理》杂志而言，您既是领导者、读者，也是知名作者，您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为《企业管理》杂志撰写了数十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为《企业管理》杂志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请您谈谈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及《企业管理》杂志的渊缘和期待。
陈清泰：中国企业联合会成立44年了，我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渊缘也有40多年。
在参加2019年3月3日举行的中国企业联合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我有多重身份：原二汽厂长、原国家经贸委分管企业和企业改革工作（包括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企业管理》杂志社）的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既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评选出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还先后担任过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和顾问。
回顾我在不同时期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及《企业管理》杂志的情节，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陈清泰在《企业管理》杂志发表的部分文章
中国企业联合会成立时我在二汽工作，当时虽然二汽领导班子都感到企业发展潜力很大，就像拥有一座金山，但是缺少开发金山的利器；深刻认识到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理念、方法必须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中国企业联合会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袁宝华等同志到日本等国家考察后，中国企业联合会组织学习推广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TQC）经验，我和二汽多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培训，受益匪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二汽开始走向市场，要从一个单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指定产品的生产单位转变为市场化的经营开发型企业。二汽当时职工总数近8万人，有36个专业厂，这么大的企业怎样转型呢？我心里没有谱，就找到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欧管理培训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完善了企业改制方案。
我调到国家经贸委后，分管企业管理工作，与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联系更密切了。我牵头负责的加强企业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研，加强企业职工思想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多项工作都得到了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2005年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开展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支持中国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管理因素。
这项研究课题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成为在国务院国资委立项，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合作的重要研究项目，吸引了上百位学界、企业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经过六年多的持续努力，到2012年完成了这项管理科学重点学术工程。
其成果包括9个管理专题研究报告、35家企业实践案例，并在专题报告和案例基础上梳理提炼出9个方面理论研究成果、35个基本观点及其结论和建议，出版了30多本系列图书，为建立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企业之家”和“企业家之家”，希望继续发挥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和研究企业与企业管理的重要智库作用。
我记得《企业管理》杂志是1980年创刊的，是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企业亟待加强管理工作的背景下诞生的。
40多年来，《企业管理》杂志坚持“面向企业，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办刊宗旨和“管理理论创新与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的定位，致力于以全球视角为中国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本土方案，积极传播全球先进管理思想、理念、模式、方法、工具，对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案例进行总结、提炼与推广，成为广大企业管理工作者思想和实践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
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期间也分管《企业管理》杂志社，《企业管理》杂志是我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不仅每期必读，也经常给《企业管理》杂志写稿。
你们在准备这次采访时，梳理出我在不同时期和工作岗位上发表在《企业管理》杂志的20多篇文章，在此向《企业管理》杂志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衷心希望《企业管理》杂志不忘初衷，继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引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和企业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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