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失落书以娱
晚唐时期政局动荡，文士们虽仕途多有不顺，不乏忧国忧民，然亦于事无补。于是一些著名文士终日偏向诗书聊以养闲度日。杜牧、刘禹锡、柳宗元等不仅诗文闻达当代，对书法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以不计工拙的心情，或日临古帖以自娱，或诗书往来以相酬，俨然宋人游戏笔墨的况味。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居十年。置之郎署，复出刺播州。裴度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被贬官后，开始走上“穷愁着书”的道路。在贬所，他除了写诗抒发胸中的愤懑；还研习书法，常临池以遣闷，惜其墨迹罕存，但笔者尚能从其酬唱间可见一斑。如他在《酬柳柳州家鸡之赠》咏道“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又在《答前篇》有论：“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当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犹有《答后篇》可见其更喜临池“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然成就主要呈现在其书论《论书》一文上，意在论述书法的地位问题，言书法“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又云：“所谓中道而言书者何？处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誉，遇鈞而善者得以议能。”以拨正当世日渐轻薄书法之时风也。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汉族，出生于京都长安，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其“韩柳”、“唐宋八大家”之名天下共知。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出色的书法家。他的挚友刘禹锡在《伤愚溪三首》中的第二首便称颂他为草圣，其推崇的程度已为至高无上：“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诗前有序曰：“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疏，为沼（水旁加止），为台树，目日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日，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唐卢携《临池诀》认为羲、献之法递经永禅师、张旭、徐浩诸人传诸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故其得古法真传。唐赵璘《因话录》谓“子厚善书，当时重其书，湖湘以南士人皆学之”，足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广。
柳宗元工书法，精于草书，并且在草书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绝不是刘禹锡因了友情而故作溢美的的褒词，而是实际情况如此，据实所做的笔录。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赵璘所著《因话录》可证，该书卷三称柳宗元“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至今永州朝阳岩石壁上仍留有柳宗元之《渔翁》一诗的摩崖石刻的重模，因为它用的字体正是章草，这与赵璘的记述正相吻合，决不是偶然的，足可铁证。柳宗元对章草尤为喜爱，不是一成不变的兼收并蓄，而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形成了别有新意、另具新风的柳体。从朝阳岩石壁上柳宗元书法模刻可以看出，整幅字中有的草，有的行，有的楷，有的隶，而篆书笔意则包含在每一笔画之中。集行、草、楷、隶、篆五体为一炉。这就是说柳宗元的章草已不是原来章草的临摩翻板，而是翻新创造的另铸体势，这样才“为时所宝”而成为一代草圣。柳宗元于书法理论亦有建树，著有《笔精赋》一篇，大略谓“勒不贵卧，仄常患平，弩过直而力败，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苍皇而疾罨，磔厉趯以开撑。”《旧唐书》、《新唐书》有传。传世书迹有《龙城刻石》、《般丹和尚碑》、《南岳弥陀和尚碑》、《下殇女子墓砖记》等。其妻弘农杨氏，从父弟宗直亦有善书之名。
唐 柳宗元 龙城石刻
《龙城石刻》唐柳宗元书。行书。拓本。8行，行4字。唐元和十二年(817)刻。石存广西马平县柳侯祠内。明天启三年(1623)年龚重得之于井中，并刻跋，龚重刻三言诗六首十八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宋思仁重于石下刻跋。今刻石残存23字。毋庸怀疑卢携的论断，柳宗元这件残笔缺字的作品折射出来的确实是二王的理韵。酣畅润秀的运笔传达出诸如《兰亭》、《洛神》那些精妙作品中所特有的超拔不群的风采。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大文豪雄视古今的艺术审美眼光，及其高超的艺术创造才华。与二王不同的是用笔结字更加纵心所欲，如“驱”、“厉”、“鬼”、“出”等字险势迭生，不大因循二王的法度，但却有一种翩跹交错的美感，令人目眩神摇，击节赞叹。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宰相杜佑之孙，晚唐时期人。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善书，尤擅行书。其书字体姿媚，用笔劲健，转折处如孙过庭《书谱》。杜牧墨迹仅存《张好好诗并序》一帖传世。
《张好好诗并序》杜牧诗书，书写于835年，纸本墨迹，行书，纵28.2厘米，横162厘米，麻纸四接，四十八行，每行八字不等，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宣和书谱》、《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平生壮观》、《大观录》、《吴越所见书画录》、《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刻本有《戏鸿堂帖》、《秋碧堂帖》等。《张好好诗并序》墨宝，曾递藏于宋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赠政府，此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杜牧《遣怀》诗有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后《扬州梦》剧本以此命意，着意渲染，牵合杜牧与名奴张好好的一段风流韵事。《张好好诗》诗载杜牧《樊川集》中。
唐 杜牧 张好好诗
此诗卷内容为五言古诗书，是为歌妓张好好而作，杜牧较多地接触到一些封建社会中的下层妇女——歌女和舞女，了解和熟悉她们的辛酸遭遇。张好好容颜娇美，流落风尘，杜牧的《张好好诗》叙述歌妓张好好得不幸遭遇和作者“感旧伤怀。”书法雄健姿媚，笔势飞动，深得六朝人遗风，更与其诗文相表里。《宣和书谱》一书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杜牧诗文、书法有统一的风格。历代评之甚多，清包世臣赞曰：“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古今书诀，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之说，虽非道出真际，知识固自不同。”清包世臣跋杜牧之《张好好诗》云“大有六朝风韵”者，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艺舟双楫》）其又云：“花到十分名烂漫者，菁华内竭，而颜色外褪也；草木秋深，叶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气外敝也。书之烂漫，由于力弱，笔不能摄墨，指不能伏笔，任意出之，故烂漫之弊至幅后尤甚。戏鸿堂摘句《兰亭诗》、《张好好诗》，结法率易，格致散乱，而不烂漫者，气满也。气满由于中实，中实由于指劲，此诣甚难至，然不可不知也。”
裴休（791-860）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今山西运城闻喜人），但《唐书本传》作孟州济源人（今属河南省）人。曾为监察御史，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大历十年（856）改任节度使，曾节度潭州。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卒后葬宁乡县西密印寺侧端山，赠太尉。善文章，工正书，以欧、柳为宗，风格遒媚有体法。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其对佛教信仰相当虔诚，与禅宗有深厚因缘。裴休在禅宗史上，与当代的庞蕴、白乐天、李翱、陆亘大夫等居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与沩山灵佑同门，精通《华严》教旨与禅宗心要，由于撰写《传心法要序》，与黄檗希运也有殊胜的因缘。为晚唐著名书家，传世书迹《圭峰禅师碑》及宋御府藏行书《判疏言状》。
唐 裴修 定慧禅师碑（局部）
《定慧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师传法碑》，亦称《圭峰碑》。唐大中九年（八五五）十月立，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82cm，宽134cm，正书，三十六行，行六十五字，额篆书九字。此碑笔笔谨严，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取法于欧、柳，是唐碑珍品。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叶昌炽《语石》云：“《圭峰禅师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这样描述此碑：“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志，唯有裴公无愧辞。”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谓：“清劲潇洒，打得率更笔意。”康有为评其书：“并以遒劲取胜，皆有清整方劲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