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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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较为普遍地公认，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早在十八世纪，德国学者在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中就认为，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因为他有语言。
许多动物和人类一样也能够从喉咙里发出声音，为什么它们却不能够和人类一样拥有语言能力呢？和人类一样用语言来名称事物，用语言来想和思？用语言来表达观念、思想、知识和自我意识呢？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产生于群体生活的交流。可是不少动物，如蚁群、蜂群、鱼群、鸟群、鹿群、狼群、象群、猴群、猩群，等等，它们也过着群体生活，有着群体生活交流，为何人类的群体生活产生语言，动物的群体生活却未能产生语言呢？如果说是物种不同的缘故，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为何可以在人类这个种群生成语言，而不能在动物的种群生成语言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大脑的功能，期望从人类大脑的结构中，找到人类语言的生成之谜。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人类的大脑似乎有着某种控制和管理语言的功能区，当大脑在这种部位有所缺失或损伤时，即会丧失语言能力。可是，为何这样的大脑功能区有着控制和管理语言的功能，其核心的机理是什么？以及这样的核心机理是怎样生成的呢？为何人类具有控制和管理语言的大脑功能区，而动物却未能具有控制和管理语言的大脑功能区的呢？这里的更为深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又发现，当一个人大脑的某个部位缺失或损伤使得语言能力丧失时，过一段时间，大脑的其它部位则会接管，使得这个人的语言能力又逐步地恢复了起来。这样的情况在中风病人的临床治疗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语言的控制和管理对于大脑来说，又是一个整体功能，很难孤立地、绝对地划出一块特定的功能区的。
亦有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心智的悟性，但悟性又是什么呢？它从何而来？又是什么使得语言和悟性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呢？尽管有这样见解的学者把悟性解释为某种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区分特征能力，认为这种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区分特征能力使得人类的心智产生了给予自然对象名称的渴望，从而产生了语言。可是这种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区分特征能力是如何来的呢？它又是依赖于什么而能够对自然对象进行名称的呢？此外仔细观察，人类的心智具有对自然对象的区分特征，动物的心智亦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亦是具有一定区分特征的判断能力的，如形体、大小、远近、天敌、同伴、食物、水源、风向，以及地形等等的区分和判断，并由此作出捕猎、追击、合伙、逃避、求偶等等的行为。在非洲的原野上，一头猎豹是绝对不会把一只狮子和一只麋鹿不加区分地搞错的。那么，为何动物的心智不能生成悟性，发展为自我思考和自我反思，从而产生赋予自然对象名称的渴望呢？把语言归结为人类心智的悟性并不能回答语言的起源和由来。
近来有学者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得益于人类DNA构造中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基因。这种被称之为ＦＯＸＰ２的语言基因，存在于人类的第７条染色体上，是一个与言语功能发育有关的基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的研究证明，人类与黑猩猩ＦＯＸＰ２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均有差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大脑具有与生俱来的言语能力，而黑猩猩不具有这种能力”，“这项研究证明了为什么黑猩猩和其他短尾猿不具备语言能力，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人类是如何通过进化过程获得语言能力。”我以为，即使情况如此，仍有的问题是，这样的基因是怎样产生的？为何这样的基因会产生语言？猩猩和其它喉咙里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是否只要植入了这种基因就会拥有语言能力？为何人类与猩猩之间会出现这种基因上的差异？是一种怎样的进化方式和过程方式造成了这样的基因差异呢？对此，我们没有能够在美国研究人员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无论是群体生活之说，大脑结构之说，心智悟性之说、自然而然之说和语言基因之说，都是无法为我们解开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历史之谜的。语言的起源是那么的扑朔迷离，近代以来的心理学研究，亦在人类语言的起源上感到深深的迷惘和棘手，甚至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语言，要把语言从心理学中排除出去。
当然对于宗教来说，语言的由来就相当简单了。在宗教看来，上帝是万能的，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恩施的，包括人类的语言亦是上帝恩施的。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语言是上帝的专利，具有创世的功能，对于上帝来说恩赐人类语言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在《圣经》的故事中，上帝还通过制造一场语言的混乱，造成人类思想的无法统一和分歧不断，使得人类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通天塔与上帝见面和对话的企图成为了泡影。
此外，还有一种泛语言的见解认为，叫唤就是语言，人类有人类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语言，只是彼此之间不能交流罢了。这样的见解混淆了语言和叫唤的本质区别，不了解语言究竟是什么，以及语言是怎样在地球生命意识的文化性进化中，从生物性叫唤转移为指称性声符的历史进程中生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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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文的和科学的文献以及新的发现中，学者们思考了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许多观点综合起来，我以为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
第二，语言赋予了对象指称。
关于这两点，只要深入地读一读德国人类文化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关于语言的论述就可以得到很深刻的印象。
正是这两点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获得了提升，从动物世界的警示、召唤和情感的生物性叫唤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一种具有指称功能的声符，并由此生成、进化和发展出了人类独有的语言能力。
在大约数十万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早期人种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因群体食物分享方式的分配指称需要，逐渐地、从偶然到经常地，由生物性叫唤转移向了指称性声符，导致了一种以声符为中介、载体和表达，具有概念意义的语言的产生。
人种动物喉咙的发声构造、耳朵的听觉构造、大脑的结构功能、以及基因遗传的编码，亦在这种生物性叫唤转移为指称性声符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了文化性进化的改变。如，喉的位置，在喉咙中渐渐下移，造成了更大的音室，加上口腔和舌头的精微变化的配合，能够发出更多清晰和细分的音节；耳朵的构造变得能够分辨更为细微不同的音节；大脑生成和发展出了相应的语言控制和管理功能。这样的生理结构变化，进一步在世世代代繁衍的传承中以基因的方式写入了DNA复制的基因编码，为子代植入了先验的语言激发机制和集体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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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维有一个极为基本的特点，当我们的头脑在名称事物，进行想和思的时候，这样的名称，这样的想和思”是语言方式的，是用语言来名称，用语言来想和思的。对人类语言和语言能力获得的探究，当从这样一个实在基础出发。
语言的基本特性：
一、语言的指称性。
当我们的头脑用语言来名称，用语言来想和思时，我们头脑中的语言，它的每一个语词、每一个语句，都是有着相关对象指称的。按照学者们的见解，语言的每一个语词和语句，都是有着关于它们所关于的。例如，当我告诉友人：“今天到饭馆吃午饭”时，这样的语句由若干语词组成的，组成这个语句的每一个语词都有着关于它们所关于的，即有着它们各自的对象指称的。如，“今天”是日期的对象指称，“饭馆”是何处的对象指称，“午饭”是一个何时吃饭的对象指称，等等。语句由语词组成，每一个语词都是一种相关对象的指称，它们共同地组合为了一种语句方式的复合指称，即“今天到饭馆吃午饭”的这样一个复合指称。
语言方式的指称，既有单一的指称，又有复合的指称，以及复合之复合的指称。一般来说，语词是单称的，语句是复称的，语篇是复称之复称的。
二、语言的概念性。
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所使用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具有指称、定义和统摄的抽象构造的，是具有一定的概念意义的。我在概念论的思考中认为，概念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具有指称、定义和统摄构造的抽象建构。语言是概念的载体和显象，概念是语言的内容和本质。只有从语言深入到概念，才能真正理解语言在人类意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过人类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对语言的符号性和指称功能有非常好的精深思考，但他的学术思考的重大缺陷是：第一，没有从人类经验生活的历史中揭示生物性的、自然性的叫唤是怎样转移为符号性的、社会性的指称的，而是认为符号指称是人类大脑的一种先验能力；第二，没有进一步地从语言走向概念，深入地揭示语言的本质是概念，把语言放置到人类概念方式中加以勘察。
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先验的，其根源在人类生存的经验历史中。我非常赞成上世纪下半叶美国学者们的一种见解，他们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群体狩猎、采集的食物分享生活，这样的食物分享生活产生了食品、份额、分享者和用具等等的分配指称需要。正是分配指称的实际需要，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叫唤声逐渐被用来指称对象，成为日益清晰具有指称功能的声符的。这种日益清晰的具有指称意义的声符，一方面通过声符、部落口语和文字语言的历史进程，使得人类获得了语言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语词概念、语句概念和语篇概念的运动，使得语言成为了概念运动的最为基本的载体方式。
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见解认为，人类有人类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语言。这样的见解我以为是完全不可取的，这样的见解实际上是把动物的生物性叫唤，同具有文化性指称功能的声符混淆在了一起。尽管动物之间的警示性、召唤性和情感性的叫唤，如狒狒惊吓的尖叫、狮子发怒的咆哮、野猪伤痛的呻吟、狼群结伴的嚎叫、猫咪发情的长嚎等等，在动物世界中有信号传递的交互功能，但这样的叫唤因其始终缺乏指称对象的功能，只是和只能是生物性叫唤而不是指称性声符。人类用语言指称对象，生成抽象的概念认知，进而在概念认知的抽象运作中生成观念、思想、知识和自我意识，这样的功能和抽象运作，恰恰是动物世界的生物性叫唤所不能承担的。狒狒的尖叫、狮子的咆哮、野猪的呻吟、狼群的嚎叫、猫咪的长嚎等等，是信号而不是指称，是不能生成概念认知和概念认知的抽象运作的，是不能生成观念、思想、知识和自我意识的精神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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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心灵种种》的探讨中认为，我们的心灵在许多方面与别的动物是雷同的，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又迥然有别。认为，“心灵并非从来就有，我们有心灵，但我们并非自古就存在着。我们是从那些较简单（如果那是心灵的话）的生命进化而来的。”
我非常赞同丹尼尔·丹尼特的这个见解。我在《生命意识方式的进化》中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意识方式不是一开始就是一种固定的、完成了的构造，地球上的生命意识方式是一个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这样的历史进程要从生物性进化和文化性进化两个方面来勘察。
在生命意识的进化过程中，地球上的生命体先后发展出了三种意识方式和意识形态，即：低等生物的刺激反应意识、高级动物的知性判断意识、人类世界的概念认知意识。
低等生物的刺激反应意识和高级动物的知性判断意识是生物性进化的生成，其主要特点是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其中，低等生物的刺激反应意识是建立在感觉细胞的触觉基础上的，高等动物的知性判断意识是建立在多元感官、神经回路、大脑中枢和运动肢体组成合成触觉的知觉系统基础上的。
概念认知意识则是一种文化性进化的生成，起源于人类的符号指称文化。人类的而符号指称文化的出现是以声符和图符的出现为标志的。声符和图符的出现，是和人类的身体器官特点相关的，人类的身体的特点是：既能够通过喉咙制作声音，又能够通过耳朵接受声音；既能够通过肢体进行图形刻画，又能够通过眼球接受图形。正是这两点，以及声音和光线的传播速度相对于人类的直观知觉具有即刻性，使得人类的符号指称文化主要通过声符和图符这两种基本方式而获得制作、创造和运用。符号指称的出现，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在动物世界的身体方式的直知觉基础上，有了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指称方式的加入。在符号为载体的指称方式加入中，人们通过身体方式直观知觉到的种种对象都赋予了符号为中介的指称，获得了它们各自的名称，从而在人类的意识活动出现了对各种对象的名称认知，进而的发展就是从对象的名称认知到对象的定义认知，以及通过指称和定义抽象统摄达到对象的统摄认知。这样，以声符和图符为标志的符号指称文化的出现，直接地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从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发展到了概念方式的抽象认知，使人类的头脑中有了种种概念的加入，并由此发生概念的抽象运作。符号指称文化的开端，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在身体方式的基础上有了概念方式的加入，生成了一种身体方式和概念方式联结的意识结构，使人类获得了概念制导的精神建构和实践创造，从动物世界跨向了人类世界。
在生命意识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刺激反应意识是最为原初的意识方式，这个最为原初的意识方式是建立在生命体细胞触觉的基础上的。
知性判断意识是意识的中级方式，它是建立在生命体多元感官、神经回路、大脑中枢和运动肢体组成的知觉系统基础上的。
概念认知意识是至今为止地球生命意识的最为高级方式。当然，意识方式的文化性进化并没有停止，这样的进化仍然在继续。如果说，符号指称文化的出现，开启了意识方式的文化性进化的第一阶段，那么，当今以电子智能为开端的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开启意识方式文化性进化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肉体生命和肉体意识走向电子生命和电子意识的新的历史进程。
对概念认知意识的理解重在两点：
第一，概念认知意识是一种文化性进化的生成。概念认知意识不是先验的，是建立在生物性进化根基上的概念方式加入，也就是说，概念认知意识是建立在生物性意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性进化加入的生成，这种文化性进化，一是以生物性进化为根基的，二是加入性的。
第二，概念认知意识的身世和由来不能从大脑功能、基因构造、基本粒子等等的自然方式中寻求，而要从人类文化进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寻求。具体地说，要从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与往的那种“心灵是终极的不可知域，超出全部科学所能达到的范围”的思想蔽障中突破出来，透析概念认知意识的身世和由来。
在心灵种种上，我的见解是：
1、对于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的意识活动，我们可以从刺激反应、知性判断和概念认知的划分上，界定三种不同的意识方式和意识形态。这样就有了：低等生物世界的刺激反应意识、高等动物世界的知性判断意识、人类世界的概念认知意识。对于人类来说，在生物性和文化性进化的历史综合中富集了三种意识方式，并由此生成了一种身体方式和概念方式联结的人类意识结构和人类意识结构运动。
物种因其种种细微的、世世代代积累的不同，会在同一意识方式中呈现种群的差别和个体的差异。如，在知性判断的意识方式中，有的动物有以视觉为特长的知性判断能力，有的动物有以嗅觉为特长的知性判断能力，有的动物有以听觉为特长的知性判断能力，更有的动物或许还具有我们至今所不了解的触觉方式，以及以此为特长的知性判断能力，如有些远距离迁移的鸟类和鱼类似乎有某种磁觉特长的知性判断能力，等等。
2、在地球生命意识的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意识结构和动物的意识结构既有共同的渊源，又有迥然的不同。
共同渊源是，在刺激反应意识和知性判断意识上，人类与低等生物和高等动物有着共同的生物性起源和构造，也就是说，刺激反应意识和知性判断意识是低等生物、高等动物和人类的共有，尽管在这方面人类和生物、动物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强项和弱项。
迥然不同是，人类的意识活动有概念方式的加入和制导，而动物的意识活动没有概念方式的加入和制导。
在人类意识结构中，刺激反应意识和知性判断意识是身体方式的，为我们提供触觉和自在之物联结的直观知觉；概念认知意识是概念方式的，这样的意识方式，以经验为根基，符号为中介，通过指称、定义和统摄的抽象构造和复合建构的抽象运作，生成人类都有的抽象的概念认知和概念图像，造就概念制导的精神建构和实践创造。
人类意识结构的身体方式和概念方式联结，既驱动了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上升到概念方式的抽象认知，又驱动了概念抽象运作的复合建构反馈于身体方式活动的实证求取，在抽象和经验的统一中，造就人类的概念智能、概念能动和概念创造。
概念认知意识的本质在于，它不是生物性的生成，而是文化性的生成。许许多多的生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者、语言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弄明白，他们总是期许从生理的、物理的自然方式的构造上，找到概念认知意识的终极所在，即从大脑功能的生理构造上，从DNA的基因发现上，甚至从量子世界的智子的发现上，找到概念认知意识的终极所在。我在读西方不少名望学者著作时，总有这样一种感受，开始他们都把问题提得很好，提出了很有价值和启发的见解，但是由于他们总在渴望找到和发现一种终极的、先天的自然方式的意识构造，他们的论述大多到了中间和后面就会被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所迷失和障碍，陷于东拉西扯，最终感叹心灵问题之难，自己实在没有能够以答案来结束，并抱怨自然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丝毫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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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开端于声符。
在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中，声符是从人种动物在群体狩猎和采集的食物分享生活中生成的。在远古蛮荒时代，当人类还处在人种动物时代时，为谋求种群的生存产生了两个最为重要的活动，一是群体狩猎采集，二是群体食物分享。这样的生存方式经验地、历史地产生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需要，即：
（1）食物分享的分配指称；
（2）狩猎、采集和分割食物的工具制作。
分配指称：
分配指称是群体狩猎和采集的食物分享生活的实际需求。实现食物分配指称的最为简便的方式就是用人人喉咙里都能随时发出的、随身可带的声音为中介，这样的情形使得人种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从警示、呼唤和情感的生物性叫唤，变成了具有指称意义的声符，并从食物分配对象的指称进一步扩展到食物分配外的所有经验对象的指称。
有了声符的支撑，进一步的符号制作使用的发展就绽出了。如图符的指称制作使用，以及从图符中发展出来的文字、数字等高级的字符指称的制作使用，特别是声符和字符的结合，为高级的文字语言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语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声符；
2、部落口语；
3、文字语言。
也就是说，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从古至今大体经历了声符—部落口语—文字语言三个发展阶段。
1、声符。
在语言生成的初始阶段，人种动物用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指称所经验到的对象，使得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具有指称意义的声符。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人种动物声喉因声符的制作使用而出现了一种文化性进化，其位置渐渐下降，造成音室增大，能够发出更多音节细分和清晰的声符。声符使用和喉的位置下降的互为关系，使得人种动物的声喉不仅能够发出更多的单音节的声符，而且能够实现多音节的组合发音，推动声符向部落口语的发展。
2、部落口语。
口语是声符组合。从声符到部落口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难以用某种生理性标志为断代的，我们只能逻辑地推断，口语是声符的组合。几个世纪来，西方学者深入非洲和美洲，对许多原始土著部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在这些没有文字语言的土著部落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部落口语，如在墨西哥就有350多种部落口语。这种部落口语是部落成员所想和所思、互相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纽带。部落成员在祖祖辈辈的积累中，通过部落口语为载体的种种对象指称，生成了丛林生活的各种比较简单的概念认知，以及记忆和传递，形成了各个部落特有的生存知识、生活观念和文化习俗。
3、文字语言。
文字语言是以文字符号出现为标志的。从部落口语到文字语言的发展，是可以以文字的出现为断代的。我们在黄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看到，人类早期的文字都起源于由图画演变的象形文字，即由图像符号嬗变而来的。
在我国，文字语言的出现，按大多数学者认为，大体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文字语言的出现，是语言发展的重大进步，它使语言走向了声符和字符的结合，即声符同文字符号、数字符号、几何符号、音乐符号、宗教符号等等的结合。文字语言具有可写、可视、可读、可听、可记、可存和通过印刷技术和文本方式在更大区域传播的巨大优点。文字语言的出现标志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
文字语言的出现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直接相关。当人类的社会规模从部落走向部落联盟，进而从部落联盟走向国家的建立，各种制度、法令、文书等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需要，日益需要制作发明一套专用的、统一的，图符和声符结合的文字语言。例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各国的文字语言创造，秦皇朝的统一更带来的文字语言的国家统一。
语言从声符到部落口语，进而到文字语言的发展历史表明，语言不是先验的自然的，语言是具有指称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是具有它自身的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
对于动物世界来说，它们的生存方式因缺乏符号指称文化这个看似简单却极为重要的历史环节，即它们的意识活动从未有过符号为中介的指称，以及由此绽出的概念认知和概念方式的抽象运作，它们生存和发展的集体原型在世世代代经验积累中已经固化，已经不能再从生物性叫唤走向指称性声符，同语言起源以及语言能力的获得，不可挽回的擦肩而过了。
语言的发展，使得早期的人种动物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逐渐拥有了语言的心灵，成为了文化性的人类。语言的使用，使得喉咙里的音式增大，音带更加柔韧，能够发出更为细节分明和清晰的音符；耳朵的听力构造亦能分辨更为细节的音符和更为多样的声符组合；大脑和神经回路的构造更加适合语言的使用、管理和控制。这一切所造就的身体方式的文化性进化，使人类的DNA在微观层次上发生了相应的基因变化，并把这样的基因变化在DNA复制中，一代一代地强化传承。基因的传承，对于子代来说是天赋的和先验的，而对于种群的历史总体来说，则是世世代代经验积累的历史铸就。
以符号指称文化为源头，探究人类语言的起源和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其根基性和实在性在于：
第一，它比较符合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进程。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基在他的《人类的起源》中指出：“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
“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克里林（Edmund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而依靠口腔的形状和嘴唇来变化喉部产生的声音。虽然喉的位置低能使人类产生范围更广的声音，但它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喝水和呼吸。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
是什么造成人类喉位下降的呢？美国的学者们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很显然，这是一种制作使用声符，使用语言的文化性进化的造就。
第二，它比较符合人类语言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可勘察的经验历史。
近现代的许多西方学者在进入尚存的原始土著部落考察时发现，那些土著部落所使用的口语，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只有少量的和丛林生活对象和事件相关的语词和语句，部落成员头脑中的概念是丛林方式和丛林知识的；二是很明显地残存着许多和动物世界差不多的生物性的情感叫喊。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原始的、充满野性的舞蹈表演，以及在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原始祭祀仪式和宗教仪式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那种极为强烈的生物性和情感性的痕迹。此外，在人类远古文化的遗迹中，我们看到，早期人类的岩画、刻划、打结、饰品、供品等等的图符制作，都是携有它们的强烈的直观指称的。大约5000年至10000年前，随着图像符号到文字符号、数字符号、几何符号等等的发展，则进一步在人类的心灵中绽出了声符与文字、数字、几何符号结合的文字语言发展，从而使得人类的语言历史，呈现了从原态声符到部落口语进而到文字语言的发展。
第三，它比较符合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由生物性叫唤向指称性声符的转移。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在远古时代和动物一样是一种警示的、呼唤的和情感的生物性叫唤。这种生物性的叫唤在人类的身上至今仍有种种残留，如，女性和儿童受到惊吓时发出的尖叫，疼痛时发出的呻吟，情感所致时发出的感叹，性感时发出的悦声，等等。随着，符号指称文化的出现，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从情感转移到指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正如卡西尔所说：“这样的转移意味着，以前一直只是强烈情感的无意流露和吼叫的音调，正履行一个全新的任务：它们在作为传达确定意义的符号而被使用。”
第四，它比较符合以语言为载体的概念抽象运作。语言是符号，是概念的中介、载体和表达。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的基本事实是，通过语言为中介的指称，以及以语言为载体的抽象构造和抽象运作，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有了概念和概念抽象运作的加入，从动物世界的身体方式直观知觉中上升到了概念方式的抽象认知和抽象运作，由此生成人类的精神建构和实践创造。
工具制作。
人类的群体狩猎和采集，以及食物分割和烹调等等，产生了工具制作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需要相适应的自然之物，如狩猎采集的对象，石块、铜矿、铁矿等，还需要头脑中的由概念认知建构的图像和制导。正是概念认知和概念图像的反馈制导，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识行为从自然之物的利用走向了概念之物的创造，走向了工具的制作。而工具的制作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头脑中的概念认知和概念图像的发展，生成了各种各样的和日益复杂的图形设计和工具制作。工具的制作驱动了人类运动肢体的手脚分工，使人类的前肢解放了出来，成为了灵巧的，适应工具制作和图画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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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以为，动物也有语言和语言方式。然而他们不懂得，人类的语言和和动物的叫唤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的叫唤是情感的和自然的，人类的语言是具有指称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特别是人类通过语言为中介的指称和抽象，使人类的大脑获得了概念抽象的认知能力和概念运作的建构能力，造就人类意识活动的概念方式加入。而动物的生物性叫唤是情感的，是没有指称功能和概念方式的加入的，是不会在动物的头脑中造就概念认知和概念建构的。
动物的智能是直观知觉的，是不能赋予对象名称的，它们的叫唤不具有指称的意义，例如，我家里那条已经14岁的狗很有灵性，能够对我和家人发出的若干语词作出反应，如，唤它的名字，对它说“走出去”、“吃肉”、“洗澡”、“站起来”、“立定”等会作出准确的知性判断。然而，14年来它的叫唤始终不能成为具有指称功能的声符，生成符号为中介的概念抽象运作，并以语言方式说说它对人类的看法，说说它对事物和世界的看法，说说它对生活的欲望、追求和目标，说说它的想和思，或者和不少认为动物也有语言能力的学者一样，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把它大脑中的种种想法在网络上用帖子发表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有些人看来这很简单，狗有狗的语言，人有人的语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是无法交流的。对于这种见解，我以为实在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何谓语言，不懂得声符和叫唤的区别，不懂得语言的功能和本质，把动物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自然性的叫唤和人类喉咙里发出的指称性和社会性的声符混为一谈，在语言所是上走向了泛语言的迷失。
至于狗和不少动物能够在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若干语词作出正确的知性判断，只是在于这是一种人为训练的强加，这样的强加对于动物来讲，实质上仍是一种信号和行为的联结，并没有超越动物世界的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框架。对于动物世界来说，世世代代生存积累铸就的“集体原型”，已经使得它们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叫唤不再能够成为指称性声符了。
一些学者认为，语言是大脑神经元进化到一定构造时的生物性必然，以为可以从大脑神经元构造上破解语言的生成之谜。为此，这些学者始终不渝地期望从大脑神经元的构造上解开语言的本质，并试图以这样的设定找到大脑使用、控制、管理语言的生理机制和先验构造。这样的见解在我看来是注定要落空的。
如果语言和语言能力是人类大脑神经元的生理机制和先验构造，那么，语言和语言能力就将是天赋的。然而我们看到，对于人类婴儿来说，如果从小离开人类生活的语言环境，其大脑结构和神经元构造是不会天赋地、先验地发育出语言使用、控制和管理的机制的。在一些关于狼孩的报道中，刚被发现的狼孩，只会象狼一样地发出生物性的嚎叫，如果狼孩不及时回到人类文化环境，是永远不会获得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而重回人类文化环境的年岁越晚，其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获得就越困难。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语言并不是大脑神经元构造的天赋和先验必然，而是来自另外的原因，这个另外的原因就是，语言是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的历史造就。在人类文化中获得，必在人类文化中激活。
此外，许多先天缺失听力的聋人，他（她）们的喉咙能够发出叫唤，但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丧失了语言的能力。这样的事实亦说明了，语言不是大脑神经元的天赋和先验生成。如果语言是大脑神经元的天赋和先验生成，那么狼孩和先天聋人的语言能力将是从一开始就不可剥夺的。
人们会问，把一个猩猩的婴儿和人类的婴儿放在一起抚养，开始区别不大，为何到了一定时候，人类的婴儿很快就能学习和掌握语言，而猩猩的婴儿始终难以学习和掌握语言。难道这不是人类和猩猩两个物种的大脑神经元构造的先天不同所致。对此，我以为，这里确实有人类和猩猩在大脑神经元构造上的先天不同。然而对这样的先天不同我们要放置于更为深远和广阔的生命意识进化的历史进程的总体中观察。
不错，人类的婴儿确实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天赋和集体原型，而猩猩的婴儿不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天赋和集体原型。然而，人和动物的天赋和集体原型并不是纯粹先验的。个体的天赋和集体原型获得确实是当下的、先验的，然而对于一个物种的天赋和集体原型形成的历史来说，它是由种群的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的历史进程所铸就的。在这一代来说是天赋的和本能的，而对世世代代积累的铸就来说则是经验的和历史的。人类的婴儿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猩猩的婴儿不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是和人类与猩猩不同经验历史的世世代代积累和铸就的“集体原型”直接相关的。
人类具有符号指称文化的世世代代经验积累的历史铸就，在这样的铸就中，人类遗传基因中的“集体原型”，使得人类婴儿的大脑神经元具有了接受语言和语言能力的成长性激发机制的本能，只要生活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这种成长性的激发机制将会随着大脑的成长，咽喉的下降到位等等被激活。相反，猩猩的婴儿因缺乏世世代代的符号指称文化的“集体原型”的成长性激发机制，其大脑的神经元不具有接受和获得语言能力的潜质，因而，猩猩婴儿和人类婴儿在学习和掌握语言上，随着成长的过程，两者的区别会很快地显现出来。
这样的事实亦反过来证明了，人类语言和语言能力是通过符号指称文化的世世代代经验积累获得的，这样的历史进程，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叫唤走向了指称性声符，并促使人类的喉咙的发音构造（以及口腔、舌头、牙齿、嘴唇对喉音调控技能的逐渐精巧）、耳朵的听觉构造，大脑神经元的构造的文化性进化。这种发音、听觉、大脑功能的文化性进化的特质在于，它们的基因是一种成长性的构造，这种成长性的构造要由文化环境来激活，离开了文化环境的激活，这样的发音、听觉、大脑神经元的成长性构造就会停滞、退化和失却。
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得益于一种先验的“句法”。他们认为，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各种声音，是由“句法”组织为语言的。这样的见解意味着，语言由“句法”生成，只要我们搞清了“句法”，就可以搞清语言的由来，剖析语言的本质所在。然而，这样的见解所遇到的尖锐问题和困难是：
第一，先验的“句法”从何而来？是我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自发带有的，还是外在植入的。
如果是自发带有的，那么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否也内含“句法”呢？如果动物喉咙和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都内含“句法”，那么，为何动物喉咙所发出的声音经历了数亿年的漫长年代，至今未能被其内含的“句法”组织为语言呢？人类的历史要比动物的历史短的多，为何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能够被自发带有的“句法”组织为语言的呢？这里的原因何在呢？
如果“句法”是外在植入的，那么它又是怎样的一种外在，又怎样外在地植入于人类的呢？以及为何能植入于人类使人类获得语言，而不能植入于动物使动物获得语言呢？
第二，“句法”是什么？它的独自的绝对方式是什么？句法的自我绝对和独自方式又如何自证，并可以唯一地、不容任何质疑地被确定下来呢？上世纪初英国剑桥的分析哲学曾芸花一现地试图揭示和完成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句法标准，但这样的努力最终并没有成功，成为一朵不会结果的花。
第三，我们如何保证一个符合“句法”的命题具有它的现实的、真确的概念意义呢？例如，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公设：“给予任意两个点，可以画出一条以这两个点为端点的一条线段”。我想，这个公设的语言组合应该是符合“句法”的。那么，根据这样的符合“句法”的语词组合，我是否可以键入这样一个命题呢：即，“给予任意两个男人，可以画出一条以这两个男人为端点的一个女人”。这里的“句法”和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公设的“句法”是一样的，只是我把“点”换成了“男人”，线段换成了“女人”。不知这样的一个符合“句法”的命题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呢？它的现实的、真确的概念意义能否成立呢？
句法是语词概念到语句概念进而到语篇概念运动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由语词概念到语句概念和语篇概念的运动生成的。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不是取决于它的句法，而是取决于两点，一是，这个命题是否具有观念和实在的联结；二是，它是否能够实现抽象和经验的统一。如，“凯撒是一个将军”和“凯撒是一个质子”，这个命题在句式或句法上是完全一样的，但前者是有效的，后者是无效的。其原因在于，一个命题的真值不是由句式或句法所决定的。在凯撒和将军之间具有观念和实在的联结，具有抽象和经验的统一；而凯撒和质子之间既不具有观念和实在的联结，也不具有抽象和经验的统一。
由“句法”导出人类语言的起源是完全行不通的。语言的本质不在“句法”，语言学家们研究人类语言的“句法”，探讨动词、名词、主语、宾词、形容词，谓语、名词等等的句法结构，对于我们了解语词到语句进而到语篇的组合和规范，以及各种组合和规范生成的历史进程和各种复杂原因是有益的和重要的。但很显然的是，句法既不能回答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亦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更不能成为命题真假的判断标准。句法的本质在于，句法是语词概念到语句概念和语篇概念运动的生成，好比游泳规则是游泳比赛的生成，而不是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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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它使人类头脑的意识活动从身体方式知觉的直观感知进入了以语言为中介、载体和表象的抽象认知和抽象运作。对于人类来说，每天涌现在头脑中的对象都是有它们的名称的，盘旋在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都是用语言的抽象方式和抽象运作来表达和建构的。我们难以想象，离开了语言，大脑凭什么来赋予对象名称，凭怎么来想和思，凭什么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关于事物、事物运动和事物联系的概念建构。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用语言来名称和建构的，例如，“这座山很雄伟”，“这个动物很可爱”，“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今天气温很暖和”，“我的生活很幸福”，等等。我们头脑中的所有认知，所有想和思，所有概念建构都是用语言的抽象运作来名称、建构、表达、传递、交流，并形成社会群体共识的精神纽带的。
第二，它使人类意识活动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用语言为载体的概念抽象运作，进行认识，进行想和思；用语言来名称和建构事物，用语言进行彼此表达交流和共同知晓，用语言形成社会精神纽带，这样的情况意味了人类的意识活动从身体方式知觉的自然世界和经验直观，走向了以语言为载体的概念方式的精神世界和抽象认知，以及由抽象认知所制导的实践创造。
第三，人类的语言世界就是人类的概念世界。何以这样说呢？或者说怎样理解语言与概念的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概念，语言所使用的语词、语句和语篇都具有它们的概念意义和概念构造，有的是单一的概念构造，有的是复合的概念构造，更多的是复合之复合的构造。人类头脑中的各种概念抽象、概念认知和概念建构，例如，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上帝、关于历史、关于时空、关于存在、关于自由、关于必然、关于价值、关于国家、关于社会、关于家庭的种种概念抽象、概念认知和概念建构，在动物的大脑中是不存在的。动物的大脑没有概念方式的加入，是不会进行概念方式的抽象运作的，是不会用语言来名称对象，用语言来想和思的。动物的头脑会对外感对象和内感对象产生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由此驱动它们的知性判断的意识行为，可是动物的头脑并不会对外感对象和内感对象进行以符号为中介的指称，赋予它们名称和定义，生成指称、定义和统摄的概念构造，进行概念抽象运作的建构，并由此获得关于事物、运动和联系的各种概念认知和概念图像，提出它们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看法和思考，以及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创造的。
弗洛伊德在《梦的分析》中指出，梦的主体方式是视图的，即使今天，我们的梦总是本能地将思想符号转换为视图方式，语言是后来加入的，它已经不能改变梦以视图为主体方式。这样的情况我以为在某种角度上表明：早期人种动物的心灵和动物一样，是没有语言的，是以经验直观的方式进行意识活动，是以视图的方式进行记忆的。近年来随着手机的使用，我们在梦境中常有这样的体验，急着要打手机时，却无法在手机屏上找到手机号码。为何会这样呢？还是要从人类意识结构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人类意识结构的根基是身体方式的知觉直观，已经有了数亿年生物性进化历史的固化，这可以从梦的主体方式是视图中得到佐证。文字、数字等是符号的，是以抽象方式加入的，其历史相对比较短，顶多只有数万年的历史。如果说，语言和文字使用的历史相对还比较长，使得我们在梦境中会有语言和文字的出现，而手机的使用则因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于是在梦中很容易出现直观的手机视图，却很难在找到抽象的手机号码。我想，这样的情况可能要经过数代之后，才有可能在梦境中获得抽象的手机号码。
人类通过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指称，以及指称、定义和统摄的抽象构造生成概念和认知，把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转换为概念方式的抽象认知，把直观的外感对象和内感对象转换为抽象的概念事物，由此获得了一种概念抽象的名称能力、定义能力、统摄能力和建构能力。例如，当我们以“山”这样一个语词符号，指称、定义和统摄所有被称之为“山”的直观知觉对象时，我们的心智就获得了一种概念方式的抽象，概念方式的认知，概念方式的统摄和概念方式的建构能力。
第四，语言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以日益丰富多样的语词概念、语句概念和语篇概念，给予事物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细的概念抽象、概念定义和概念统摄的认知和建构；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概念认知和概念建构的涌入和堆砌，人类意识中的概念世界愈益复杂了起来，以致有人提出要用奥卡姆剃刀，回到自然世界的简单性和直观性。如果说，在数万年或数千年前的原始部落中，人类头脑中的世界只是一个由食物、狩猎、采集、分享、取暖、居住、繁衍等简单构造的直观抽象建构的自然世界，那么，在今天，人类头脑中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抽象建构的概念世界了。
第五，它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概念制导的实践创造能力。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的一句话就使一团漆黑的世界光亮了起来，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在中外各民族的神话中，经常可以看到，众神只要念几句神秘的咒语就可以移山倒海，雷电滚滚，千变万化，甚至死而复生。当然，科学知识已使我们知道自然世界的变化，是由自然世界的自在方式产生的，绝不是上帝的一句话和众神的咒语可以支配和造就的。但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确实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的生成和发展给予了人类概念制导的精神建构和实践创造能力。
语言使用使人类的意识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有了概念方式的生成和加入，而概念方式的加入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不但具有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更具有概念方式的抽象认知，并由此发生种种概念方式的抽象建构。如，把不同的概念抽象地组合起来，生成种种自然世界没有的抽象的概念建构，进而把种种抽象运作生成的概念建构反馈于身体方式的实证制作和产品求取，从而使得人类的意识行为从自然之物的利用走向了概念之物的创造，如工具、建筑、艺术、农业、工业、科技等等的概念之物创造，使人类获得了动物世界所没有的概念智能和概念创造。
语言更造就了人类群体的社会发展和精神纽带。人类以语言为社会精神纽带，使得生活中的各个群体在生存的经济地域发展中逐渐汇集，从部落走向国家。二千多年前，中国秦代实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一片极为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里就包含了以语言为纽带的强大的精神聚合。
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语言为中介的名称，指称自己，生成以自身为对象的概念抽象、概念认知和概念建构，由此造就了一种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无限多样的联结、欲望、求取、占有、扩展和统摄。
不少学者，他们或者认为自我意识是一个自然之谜，是超出人类理解范围而永远无法为人类所认识和理解的；或者认为凡生命体都有自我意识，人类有自我意识，动物也有自我意识，连细菌、植物、蚂蚁等亦有自我意识，无界限地把生命体的自体行为统统划归于自我意识。而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心灵能够以语言为载体，进行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名称和自我统摄地说，“我是”、“我在”、“我要”、“我想”、“我的”等等时，这种语言方式的自我指称、自我认知、自我联结、自我建构、自我求取、自我统摄才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概念方式的构造，当心灵以符号为中介，进行自身为对象的概念抽象、概念构造、概念认知和概念统摄时，这个心灵就获得了一种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并不神秘，它是概念方式的生成。我们必须界分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和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的本质不同。自体意识是一切生命体的身体方式的知觉具有，我们去抓一个小鸡，小鸡会逃跑，我们去抓一个蚂蚁，蚂蚁也会逃跑，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有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是一种无意识的“本我”或“原我”；自我意识则是概念方式的生成，是概念方式的打造。没有概念方式加入的抽象运作，动物世界的自体意识是无以上升到人类世界的自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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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就人类的心灵用语言想和思为开端，探讨了语言的由来和本质。我的基本观点是：
1、语言起源于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符号指称文化源自于远古时代人种动物群体狩猎、采集的食物分享生活；这种群体狩猎、采集的食物分享生活带来了分配指称的需要；分配指称的需要使得人种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由生物性叫唤转移为了指称性声符，把人类的意识活动带进了符号指称文化的进化和发展；人类的语言大体经历了声符—部落口语—文字语言的历史演变；在这样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人类获得了语言能力，由人种动物转变为了文化人类，造就了人类的有语言的心灵。
2、语言的生成、使用和发展，反作用于人类喉咙的发音构造、耳朵的听觉构造，大脑神经元的组织构造，以及基因变化的遗传编码，造就了人类身体方式的文化性进化。语言的使用和人类身体方式的文化性进化是互为促进的。我们不能只从生理实验的研究中，从喉咙发音构造、耳朵听音构造、大脑神经元构造和基因编码的自然方式研究中，生物性地寻求人类语言的身世和由来，而应当从人类符号指称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从心灵和身体互为促进的文化性进化中寻求语言的身世和由来。
3、人类以语言为中介名称事物，用语言进行抽象运作的想和思，实质地标志了一种新的意识方式的生成和加入，即概念意识方式的生成和加入。用语言名称事物，用语言想和思，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从动物世界的无语言原野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有语言的意识活动和意识方式。这种有语言的意识活动和意识方式，通过指称、定义、统摄、复合、反馈、制导的概念方式的抽象运作，在人类的头脑中生成了概念认知和概念图像，使人类的意识方式从身体方式的直观知觉上升到概念方式的抽象运作，生成了一种以身体方式为根基，概念方式为加入和制导的人类意识结构。
4、自我意识是概念方式的生成，是一种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当人类的心灵以自身为对象，生成一种指称、定义和统摄的概念构造和概念认知时，就造就了一种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哲学要深入地、精准地把握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和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的迥然区别。任何生命体都有它的自体意识，这样的自体意识是身体方式的，在没有概念方式加入时，这样的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是身体方式的知觉，这种身体方式的自觉是不会上升为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的，只有在概念方式的加入下，身体方式的自体意识才能跃迁为概念方式的自我意识。
5、对语言的研究，要深入到人类的符号指称文化。在语言起源的研究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只有抓住人类符号指称文化这个源头，才能真正地揭开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历史之谜。只有把语言的使用同人类概念意识方式的生成联系起来思考，才能真确地揭示语言在人类意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