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昌其
三年大饥荒年指起于1959年而结束于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官方的说法。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家里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我们住在内江市区的东坝街16号，是个四世同堂之家。因我父亲闵笃超（排行老大）在西康剿匪中病逝，母亲就离开家庭，三叔闵德贵又到空军部队参军，家里有曾祖母，祖父、祖母，四叔，我同昌林弟弟和两个表姐。办大食堂（1958年秋末——1961年夏）前，城市人口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我们4个学生每月27斤，曾祖母、祖母属纯居民21斤，我祖父闵建文属国家公职人员，是内江市名中医，与张文修、梅鹤龄、白笃生并列为内江四大名医（《内江市市志》中人物篇有专页介绍），而定量只有19斤。这是为何呢？这倒不是因解放前行医致富土改时划为地主，而是1957年整风反右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祖父是农工党内江市委委员，响应号召提了意见，结果成出洞之蛇，被装进了笆篓，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口粮与政治挂钩，月供粮食19斤，比居民还少了两斤。（实际上祖父一心替国家着想，就连我父亲去世后国家给我和昌林弟弟每月每人6元的抚恤金也从没领过。）这样的食粮标准，如在今天是足以吃饱的，因为有大量的肉食、水果蔬菜等作辅食，但那时一个月油星子也难见得到，因此，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吃的。
我祖祖已是80高龄，身体健康，之前每天酒不离顿，烟不离手，经常捧着根竹筒烟杆，吸得滋滋作响，到了此时，已不烟不酒了；最难受的还是缺油荤，常听到祖祖皱着脸喊，妈吔，我肠子生锈了呃！于是，祖母就拿祖父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去土布市埸(现新华书店对门)换回10个鸡蛋。当然，总去买黑市鸡蛋也不是办法，更何况后来连黑市鸡蛋也没得卖了。于是，一个周末下午我放学后，祖母便要我去一泗滩观音堂，找我德顾堂叔弄些黄鳝来补身子。我当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娃，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能连夜走乡间小路往返80余里。记得我从二医院背后走完那条1958年修的到一泗滩的小公路，天就黑了，好在天边有一牙月，依稀能看见路。那时胆小信鬼，总觉得背后有一团黑黢黢的东西紧跟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前赶；渴了，就到田边捧口水喝，也不管干净不干净。到观音堂已是半夜，把堂叔喊起来，打了火把到田里捉了些黄鳝，又连夜返回城里。但是，不久后祖祖还是走了，躺在竹椅上，清醒白醒，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口痰，只听喉咙咕噜一声，祖母说祖祖落气了。
祖父是名医，我有时去医院，看到长长的队伍直排到了楼梯口。祖父把脉口述，他徒弟（后来的中医院院长）付佑芝就埋头写单子。病人看不完，有时还撵到家里来，祖父也从不拒绝。然而病人一走，他就成病人了，——颓然地坐在那把被身子磨得油黑发亮的藤椅上，不停地喘气，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和祖父交流很少，我知道，不是他不爱说话，也不是他说不来话，而是他太累了。祖母的心痛，我们是看在眼里的，但凡有好吃的，祖母都先端给祖父。后来四叔下乡到老家永兴庙当农民，有时弄些黄鳝来，祖父就亲自操厨。他将黄鳝洗净，锅烧辣放些许油，然后倒入并迅速盖上锅盖，黄鳝便在热锅热油之下挣扎翻滚变为"盘龙"，用手撕去肚腸杂物，加上酸姜海椒真美不可言。
我在河坝街胜利小学读书，同学多属家庭条件不好，经受着饥饿考验，所以不及放学，便吵嚷回家。学生不好管，以致班主任刘老师有两次哭了鼻子，后来林校长换来满脸络腮胡子的张老师来管我们，纪律虽然好了些，但肚皮空空，哪有心思读书呢！
1958年，内江百货大楼高大的楼墙上悬挂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超英赶美等巨幅幅标语，秋末时，大食堂也办起来了，人人凭饭票打饭。两个表姐住二楼自管饭票，却未到月底，票已告罄；甚至我经常半夜被她们的呻吟声惊醒。那是饿的！后来二表姐早逝，大表姐落了终生胃病。我管楼下全家人的饭票，我是比较有克制力的，能拖到月底，曾给过表姐们几斤饭票，以致她们记了我一辈子的好，后来我在师专读书，二表姐家在附近内江高中，每有好吃的，都叫我去吃。
城里人生活困难，农村就更不用说。农村的亲戚，该来的总是要来；也许他们认为，城里的人就是生在米篼里，有白米干饭吃。一天中午，一个喊祖父大舅的亲戚掐着饭点来了，我赶紧放下碗到食堂去添饭；接着又来个喊大大的，于是又去买饭；当第三拨客人到来时，我的泪水即刻在眼眶里打转转。祖母看见，立刻将我拉到门外，拍着我的头说，‘有客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幺儿，别哭，你是个大气的人哒。是的，我至今对亲戚朋友的大方就是在祖母教育下形成的。
楊柳坳是我母亲的娘家，父亲逝世后，母亲受民政局照顾安排到绵阳畜牧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仪陇县工作，从此再未回到内江。母亲走后，我跟了祖父祖母，弟弟昌林跟了外婆。外公土改时被错杀(后平反)，外婆与大舅娘领着我几个舅舅姨嬢过日子，外婆是有见识的人，咬着牙将几个子女全部送去读书，而自己终于累死在一个沙沟边。大食堂三年大饥荒，农村比城市更甚。三舅描述看到昌林弟弟情形时说：人跟瘦猴儿一样，只有两个眼睛在转，手里抓一把嫩麦子，连皮带壳直往嘴里塞，还拿给我说，‘三舅，吃嘛，好吃得很呢！’后来我当知青下乡到五指乡石岗坝雷家嘴，当地雷氏族人告诉我，三年饥荒时，人们多用草根树皮充饥，多数人都浮肿了，族里饿死了50多人，以致死尸无人抬去埋。
饥荒，改变了人们的食物来源。城里人也挖野菜，将苞谷心磨细和面，我们还到三元糖厂买制造葡萄糖后沉淀的玉米渣（其实就是猪饲料）做油粉粑等。三舅是专一院医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弄到一个胎盘，洗净了生爆，但因火功不到，咬嚼不了，只能生吞活咽下去。
饥荒，也让平时远离之物成了美味。有一天我早起去东坝街坡上物资站厕所倒尿壶，蒙蒙夜色中，发现赖跛子门前下水道口有团黑糊糊的东西，走近一看，竟是一只半尺长的死耗子。我欢喜得尿壶都顾不上倒了，立即将死耗子捡回家，天亮后祖母将耗子剥皮渍盐，醃好风干，竟成一道待客的美味。
一次到楊柳坳蔡家寺大舅娘家看弟弟（当时昌林弟弟跟了教书的大舅娘一起生活），半夜时，大舅娘将我两兄弟叫醒，领我们到学校厨房，见屋里坐了好几人，说是村上的干部，桌上放一面盆冒着热气的肉，一人喊别说话，大家埋头就吃，与做贼一般。但那盆肉倒底什么味道，我至今无从回忆，只知道那是一只从粪坑里捞起的死猪。当年猪瘟死的猪是不能吃的，均由村上统一丢茅坑沤肥，不料却被干部们特权了一把。
饥荒，也改变人们的生活禁忌。记得祖母在大食堂前是不沾泥鳅黄鳝的，我四叔怕她身体垮下来，就对祖母吼道，你不吃，我就去把鸡杀了！而且做出果真去找鸡杀的样子。因为我家喂了一只生蛋母鸡，靠它下蛋给祖父吃，祖母自然把它当作宝贝，——祖母只好妥协，从此开了吃黄鳝泥鳅的戒。
文革时我和母亲、继父回内江看二舅三舅，一次钓鱼碰到蛇，两个舅爷便拼命地撵，三舅裤子都打湿了半截，至此落下话柄，后来每提到舅爷，继父就撇了嘴说，莫要提你两个舅舅了，一根干黄鳝都要撵几匹山。我想，舅舅们捉蛇吃的习性，应该是大饥荒岁月留下的吧。
（完）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闵昌其，1948年元月生。1969年插队简阳县五指乡，1980年毕业于内江师院中文系。先后在简阳标件厂(含简阳三岔水库简家工区)，内江七中，民盟内江市委工作。退休前任民盟内江市委副主委市政协常委，市政府督学，四川省民盟理论研究会员，四川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员。
来源：内江文友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