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大物博，动物资源十分丰富。“菇毛饮血”的时代，人本就是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的，当时吃的自然都是野味，而记载“野味”的史书文献众多。
早在春秋时代，《楚辞·天问》就记载楚人食用蜗牛。尽管今天随着法国大餐的流行蜗牛已经显得不是一种另类的食材，但在两汉时期，这种食俗仍旧被目为异常，所谓“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结果他很快病了，被当地饮食的风俗吓病了。当地吃野味超凡他的想象，后来他在《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就例举了鲎、蚝、蛤等几十种令他“莫不可叹惊”的食材。
而宋代的才子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晚唐五代人刘恂所撰的《岭表录异》同样记录了当时岭南地区的一大堆野味食材：鸟类有越王鸟、猫头鹰、鹧鸪；虫类有蛇、蜈蚣、蚂蚁……
至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餐桌上更是从不缺乏野味。他们发现黄羊（蒙古羚）肉味可口，远胜畜牧之羊之后，开始大规模猎食。元明清三朝代定都于北京，从北疆索贡黄羊形成了惯例。几百年来，珍美的黄羊肉始终在皇家御膳中占有一席之尊，就是驻京的大臣和士兵们也经常能够分一杯羹。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记载，每年“冬至后，殿前将军甲士赐黄羊、野难、野猪、鹿脯”。那位大吃货袁枚到达北京后，就为吃到“味绝伦”的黄羊肉而大为满意，感觉是沾了皇帝的光。
更奇葩的是，野味不但可以当主菜，还可以做调味品。宋代的洪皓在《松漠纪闻》里就说，北方缺乏生姜，每两价格高达一千二百。因此非常珍视，只有贵宾作客时才切数丝放在碟中，以为珍品。作为替代做法，契丹人只能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这两种野味的口味固重，滋味如何倒也不难想见……
而到了最近的明清两个朝代，“野味”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道著名的菜——“水陆八珍”，其中说法中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的身影。民国年间北洋军阀的末代元首，“东北王”张作霖对“野味”的嗜好也很特别——他喜欢吃老虎肉。据说，当时的东北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都为张作霖所热衷。即使到了今天，不少酒楼、饭店，依旧兼营烹炖昂贵的野味菜谱。吃蛇肉、吃果子狸、吃猫肉、吃鳄鱼肉、吃穿山甲肉、吃猫头鹰肉……
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有“药补不如食补”的影响，人们希望通过食补达到强健身体的目的；又或者是猎奇尝鲜之本性，在封建王朝宫廷举办的节庆活动中，罕见的“野味”则被当作一种“恩宠”的标志……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野味”的负面效应。
药圣李时珍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发现了这样的警告：不要乱吃野味。理由是吃野生动物肉类容易染上疾病。为此，他详细记载于《本草纲目》之中。
关于鸟类，李时珍说“诸鸟有毒”，“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皆不可食，食之杀人”。他特别强调这两种鸟类一定要“禁食”，一是孔雀，理由是：“肉性味咸、凉，有小毒，人食其肉者，食后服药必无效”；
二是乌鸦，理由是：“肉涩臭不可食，食其肉及卵，令人昏忘”；啄木鸟，“因食百虫，肉有毒，不可食”。
关于水禽类，李时珍说“诸禽有小毒”，他特别强调这四种水禽类一定要“禁食”。一是鸳鸯，理由是： “肉性味咸，平，有小毒，食后头痛、头晕，可成为终身疾病”；二是蜗牛，理由是： “性味咸、寒，有小毒，肉不可食，食之卷缩抽筋”；三是山蛤蟆，理由是 ： “性味辛、寒，有毒，食之自然生火，出现狂热”； 四是天螺，理由是： “性味咸、寒，有毒，不可食”；
关于兽类。李时珍说“诸兽不可乱食”， 他特别强调这四种水兽类一定要“禁食”。一是山猪，理由是： “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则伤头伤身”；二是野马，理由是： “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难消，多食生疮患痢”；三是豺，理由是： “肉性味酸、热，有毒，食之，损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四是助鼠（黄鼠狼），理由是： “肉性味甘、臭、温，有小毒，心、肝有臭味”。
甚至古来一直受到推崇的熊肉，虽然没毒，李时珍也提醒，“有痼疾者不可食”，这句话本身，显然直接否定了民间所谓“吃啥补啥”的说法。可惜后人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而通过这次的“冠状肺炎”，国人想必也更佩服李时珍的高瞻远瞩，更对他来自400前的提醒无动于衷而悔恨。为了远离疾病，远离“野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