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苏洵子、苏辙兄。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颖州等。元丰三年（1080年）以谤新法贬谪黄州。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宋徽宗立，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博学多才，善文，工诗词，书画俱佳。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苏轼出生在一个三世皆不显赫的家庭。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六年，应制科试，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二月召试秘阁，直史馆。三年四月，苏洵卒，返蜀居丧。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四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继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七月以其诗文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数月后获释，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七年，诏移汝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后，起知登州。到官五日，被召还朝。元祐中，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因遭新旧两党夹击，其间曾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坐讥刺神宗责贬惠州、儋州。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事迹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宋史》卷三三八本传等。宋王宗稷、施宿分别编有《东坡先生年谱》，清查慎行编有《东坡先生年表》，王文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今人孔凡礼有《苏轼年谱》。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思想
他深受佛老思想影响，但其思想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毕生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苏氏易传》一书中，其书“多切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既反对守旧派的因循守旧，又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提出他自认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革新主张。他既具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又用老庄“万物齐一”和佛教“万物皆幻”的思想安慰麻醉自己，以忘记和解脱现实的痛苦。在文学上，他好以禅说诗，认为诗法与佛法相通；其作品笔力纵横，富有庄子的浪漫主义精神，有些作品也含有虚无消极的色彩。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诗、词、散文等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文艺理论
苏轼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许多诗文、笔记、书信、序跋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文艺思想，构成了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他主张文章应“有意而言”(《策论·总叙》)，诗文当“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治病（《凫绎先生文集叙》引苏洵语）。他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主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其二》)，提倡“不能自已而作”(《南行前集叙》)。他不满足于形似，推崇在形似基础上的神似。他十分重视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创作过程有完整的论述，提出了“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营度经岁”、“须臾而成”等理论(《书蒲永昇画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反对艰涩雕琢的文风，提倡平易自然，辞理精确，“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苏轼的自成体系、充满生气的文艺思想，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文艺理论增添了光辉。
诗
苏轼诗存2,700余首。苏辙曾对苏诗作过最简略精当的概括：“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诗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写有不少“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其诗境界开阔，或写景记游，或谈玄说理，或应酬游戏，或论诗题画，或品评书法，或记梦赋物，或忆人咏史，或拟古追和，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苏诗以明快直露为特征，接近于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想象丰富，奇趣横生，在他的笔下，海棠知睡，牡丹害羞，龟鱼识声，风解人意。今人钱钟书把苏轼看作唯一能与李白相提并论的浪漫主义诗人。苏诗受韩愈影响，喜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笔力雄健，纵横驰骋，议论英发，见解独到，耐人寻味。苏轼博学，长于用典使事，博观约取，信手拈来，自然贴切，不露痕迹。苏诗尤长于比喻，新颖诙谐，出奇制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石鼓歌》、《百步洪》、《读孟郊诗二首》，都以博喻见长。苏诗各体兼备，尤长于古体和七言歌行。苏轼主张“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书》)。苏诗的创作道路，恰好经历了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他晚年的和陶诗，具有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意度高远、气韵清新、语言净洁的特点，表面散缓不收，反复咀嚼，则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词
苏轼词今存约360首，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黄州所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怀古伤今，苍凉悲壮，慷慨激昂，是豪放词的千古名篇。他还发展了婉约词，扩大了婉约词的题材，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以清旷明净、造意深远为特色，与传统婉约派词的浓艳细腻异趣。他成功地创作了一些咏物词，如咏孤鸿的〔卜算子〕、咏杨花的〔水龙吟〕、咏石榴的〔贺新郎〕，语意高妙，含蓄蕴藉，情致缠绵，意味深长。他的多数言情词往往用淳朴无华的语言，抒写真挚热烈的爱情，如《江城子·记梦》、〔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洞仙歌〕“冰肌玉骨”等。他的〔浣溪沙〕五首，描写农村生产和生活，刻画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农村人物形象，是词史上最早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正如刘熙载所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曲概》)苏词冲破了所谓“诗庄词媚”、“诗述志、词言情”的藩篱，使词摆脱了附属于音乐的地位，把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他精通词律，但又敢于不受词律约束，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
文
苏文今存4,000余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他的文章往往信笔书意，自然圆畅，挥洒自如，有意而言，意尽言止，毫无斧凿之痕；思路开阔，文如泉涌，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气势磅礴，雄健奔放，纵横恣肆，一泻千里；状景摹物，无不毕肖，观察缜密，文笔细腻。他兼擅众体，现存赋20余篇，其《赤壁赋》、《后赤壁赋》以散代骈，句式参差，用典较少，与欧阳修《秋声赋》同为文赋的代表作。他的议论文富有文采，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翻新出奇，雄辩无碍，“有孟轲之风”和纵横家之气。他“身行万里半天下”，写有大量游记，在苏文中最有文学价值，每寓旷观达识、至理深情，描写、记叙、议论、抒情错综并用，尤以好发议论为特色，如《超然台记》、《凌虚台记》、《思堂记》、《石钟山记》等。他所作碑传文甚少，但《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却是碑传文的杰作。小品文是苏文中最具情韵的部分，包括书简、序跋、随笔、杂记等，或抒人生感慨，或叙身边琐事，或谈艺术见解，或记遗闻轶事，或述风土人情，不矜持，不造作，幽默风趣，看似毫不经意，而艺术造诣极高，最能体现苏轼狂放不羁的性格。
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在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第一。他大力提倡文人写意画，善画古木丛竹，与文同齐名，同为湖州画派代表。他的学术著作，以《苏氏易传》、《书传》为代表。《易传》乃续苏洵未成之作，推阐理势，言简意赅。主旨近于王弼，而弼唯畅玄风，轼则多切人事。他以自己的义利观、人情说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兴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相对立，在北宋理学之外另树一帜。
作品版本及注本
苏轼的文学成就在宋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既有分类合编本《东坡大全集》，又有分集合刻本《东坡七集》（明成化本），包括《东坡集》、《后集》、《续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东坡七集》十分流行，翻刻甚多。
从南宋起，为苏诗作注的人很多，分类注如旧题王十朋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编年注如施元之、顾禧、施宿注的《施顾注苏诗》，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代注苏诗成风，如查慎行的《补注东坡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等。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以王文诰本为底本，这是目前收集苏诗最全最易得的本子。
现存最早的苏词注本为南宋傅幹的《注坡词》。20世纪相继出现了朱祖谋的《东坡乐府编年》、龙榆生的《东坡词编年笺注》。70年代以后笺注苏词成风，曹树铭、郑向恒、唐玲玲、薛瑞生等多家皆有苏词全集注，傅幹《注坡词》也有刘尚荣的整理本。
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苏文的选注本，有《四部丛刊》影宋刊本。明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则第一次把苏文汇编在一起。1986年中华局出版的《苏轼文集》即以茅本为底本，另辑得佚文400余篇，是目前收集苏文最全也最易得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