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司马迁都没有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两个对的人在错误的时间点相遇。汉朝自众刘邦被白登之围之后，西汉内部一直弥漫着一种恐匈奴的倾向。比如刘邦死后，单于对吕后说，你没了老公，我没有老婆，你可以嫁给我做老婆。收到这样的信，吕后是气死了，她将信拿出来给大家看，商量怎么办？
樊哙第一个跳出来了，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大家都纷纷表态，一定要打击匈奴，不打不行。
这个时候季布说话了。
季布说：“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城，今哙柰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
当年刘邦带着四十万都搞不定，你樊哙带着十万就能搞定，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嘛，所以要斩杀。
这样一说，原来主战的人脸色都吓白了。吕后觉得也是，咽下这口气，然后写了一封自己年老色衰之类的自贬的话回复了。
这事情就算了了，这憋屈就算过去了。
文景之治时也没有与匈奴发生什么大的战乱，中原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粮食都烂到谷仓里了，钱财太多绳子都烂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安定了。
此时汉武帝上台了。
汉武帝觉得内部已经搞定了，有钱了就有底气，该去掉恐匈奴这种舆论了，讨伐匈奴。所以他就将当年吕后这封信重新拿出来作为激励，然后准备讨伐匈奴。
当时恐匈奴派还是占上风的，大家觉得以和为贵比较好。不过当时大行令王恢提出一个建议可以利用汉匈和平的情况设伏匈奴，派了三十万大军，结果却被一个叫武州尉史的家伙泄漏了军事机密，最后双方都白跑了一次。王恢手握三万精兵也没敢追击匈奴，显然心中还是怕匈奴。
最后汉武帝就借了王恢这颗脑袋表达抗击匈奴的决心，西汉与匈奴之争从此拉开。
汉武帝定调之后，自然想用和亲，和平的方式与匈奴相处的言论就越来越少了，大家转而变成支持对抗匈奴，当然代价是很大的，最终家底打穷了，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痛苦之中，对外作战当然也打赢了。
从长远看是对的，但这种痛苦由当时的老百姓承受着。
这是整个西汉当时的大背景。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李陵投降了匈奴。如果换成别人投降倒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李陵所在的李氏家族就是以抵抗匈奴，忠诚扬名天下。李陵投降传回西汉对士气打击当然很大。
汉武帝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希望李陵是战死而不是投降，战死更容易激励士气，这是当时汉武帝的心态。
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
司马迁他没有站在汉武帝的全局观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是站在个人，从李陵一个人的表现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他列了以下几点理由为李陵开罪。
1、李陵人品没问题，有国士之风。
2、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任意构陷，夸大其罪。
3、客观情况，李陵领不到五千人的步兵，长驱直入到达匈奴腹地，面对数万敌军，箭尽路绝才被俘，这一点就是古代名将都不如他。
4、李陵的投降是假投降，他肯定会找准机会报效国家。
汉武帝希望以李陵之死统一征伐匈奴的舆论。
群臣皆罪陵
这就是当时的舆论。
司马迁这样的论断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投降是铁的事实，这种影响太坏了，这让汉武帝受不了。
司马迁的言论在当时的情景看来十分不合时宜。汉武帝都可以借王恢的脑袋，当然也可以借李陵的脑袋，这一点司马迁他不懂，也没有看清当时的情势。
所以司马迁获罪，但从《李将军列传》中可以看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李广连个侯爵都不是，单独列传显然有司马迁的私人感情在这里。
站在后世的角度看司马迁这个言论是对的，我们也很同情司马迁，但如果没有这一篇《李将军列传》呢？
西汉当时是可以花钱免罚的，比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曾经就花钱买过，他与李广出去无功而回，而且损兵。
汉法，博望侯留迟後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司马迁拿不出那么多钱，只有选择宫刑，所以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出了自己的痛苦。司马迁受刑之后领中书令这个高官。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辱上加辱。
当然他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像李广一样自杀，但是《史记》没有写完，他不可以死。
汉武帝和司马迁都是令后人敬仰之人，但当这两个令后人敬仰之人相遇时，未必就是1+1=2，可能是1+1=负2。
熟读历史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知道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观点在错误的时候拿出来也是错的。对，不光要结论对，而且时间也要对，这是读史的好处啊！
这个道理再往深里说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