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草书评书帖》册 草书 29.92×16cm 苏州博物馆藏
在明代的书法的发展中，其实除了我们知道的文徵明、祝允明之外的这些著名的吴门书家之中，还有许许多多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书法家，本期书扬文化就来给小伙伴介绍一位明代的狂草书法大师——张弼。
张弼《送吴仲玉诗轴》行草书 107.9×33.9cm 上海博物馆藏
张弼作为明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之前一位颇有创意的狂草大家，一生没有专门的书法论著，其书法理念多散见于题跋的只言片语之中，但即使如此，我们结合其作品以及当时人的描述，依然可以窥视其颇具特色的书学思想，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书贵自得”的书学理念。这一观点贯穿于张弼书法的学习观，创作观，同时也体现在审美追求之中。
张弼《学稼草堂记》 纸本行书 28.3×141.5cm 上海博物馆藏
在张弼看来，学书如不能“自得”，那只能是依样葫芦的“奴书”。因此他反对生搬硬套的模仿，主张在学习古人书法时，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分析理解古人的书法作品，并要结合自己的性情进行有目的临习甚至再创造，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其实这正是张弼“书贵自得”理念在学习中的反映。
张弼《草书元宵七言绝句轴》 98.9×36.4 上海博物馆藏
张弼在早期师承“三宋”的过程中，这一观念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正如其所言“予临宋（璲）仲珩先生狂草如此，仅得其意。”“意”即是“书贵自得”思想在临书中有意识取舍的体现。他在师法“三宋”中，对宋广情有独钟，也是因为宋广草书“如白云出岫，悠扬卷舒,连绵不绝，无不自得．．．．，诚颠旭之后一人而已。”符合其审美追求。
所谓艺术创作，就是主体心灵的一个物化过程。真正的创作自然要抒我之情，展我之得，表我之气。因此，张弼的“卓荦之气”不仅体现在诗文中，也体现在其书作中。都劳堪曰：“其卓荦之气无所泄，每发之诗文及草书”。由此可见，诗文与书法皆是张弼主体情感发泄的途径。
张弼《草书元宵七言绝句轴》纸本草书 纵122cm 横30.8cm 南京博物院藏
张弼虽然擅长楷、行、隶、草等多种书体，但对草书却情有独钟。现流传下来张弼的书法中大多为草书作品就是证明，其中狂草代表了张弼书法的最高成就，究其原因就在于张弼认为草书最能抒发个人的情性，能将胸中所得倾泻无遗，可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弼《御沟流红词轴》纸本草书 148×69cm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张弼对于书法创作样式的选择。张弼早期的书作以小幅作品为主，盛年以后则变为以长卷、立轴等大幅作品为主的样式。张弼也“自评其草书，以为大者胜小者”。这是因为小幅作品，不容易挥泻出张弼胸中的豪迈之气，而大幅的长卷、立轴可以给张弼以更为广阔的空间，更适合于表现其自我的情性。现留存下来张弼的书法作品中长卷、立轴代 表了张弼草书的最高水平。张弼在书法创作中对力求表达自我和如何表达自我的看重因此，就书法创作而言，其所强调的正是“书贵自得”的观念。
张弼《草书火里冰诗扇》金笺草书 19.2×50.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弼的行书如同其楷书一样流传甚少，我们从其仅存的几幅作品，和其杂体书中的行书中来分析，仍可一窥其貌。故宫博物院中现藏有一则张弼尺牍。从这幅行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特征看，其行书师承已明显突破元代书风的笼罩，转为师法宋人。其用笔沉着厚重，跌宕多变，转折起承，精到准确；结字紧凑，重心偏低，时有将字型压扁的现象。我们知道在张弼之前，有此风格特征的行书当以苏东坡为典型，结合张弼一生都十分崇敬苏轼，因此不难看出张弼行书受到苏轼影响的痕迹。
张弼《蝶恋花词轴》纸本草书 151×61cm 首都博物馆藏
张弼突破了元代以来不学宋人的取向，为当时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说张弼的书学观念和他书法的新取向，对于打破台阁体书风的笼罩，引领书法艺术的变革方向，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