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互联网发展史上，2000年注定是个特殊年份：这一年，硅谷互联网巨头和中国互联网企业们首次感受到，什么叫“泡沫破裂”“凛冬已至”。
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狂泻至1100点，让后来的“致敬者”A股都献上了膝盖。
但2000年1月喜提软银2000万美元融资的杰克马，当时雄心万丈。
他将仅成立了1年的阿里巴巴总部从杭州搬到美国加州的硅谷，把国内总部搬到上海，还在香港、韩国、欧洲等地设立办事处。
阿里由此成了CNN说的“第一个迈向西方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高大上归高大上，马云很快为此交上了不菲的学费：那时候，阿里每月光花销就高达200万美元，收入却微乎其微，账面上的钱都不够烧了。
到了2001年，马云和关明生（原本是通用公司高管，受马云邀请于2001年1月来到阿里担任首席运营官）等人，召开了一次阿里版「遵义会议」。
在会上，关明生提出了三大战略：Back to China（回归中国）、Back to Coach（回归沿海）、Back to Center（回归中心）。
在此之后，关明生开启了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一天之内，他把美国团队从40人裁到仅剩3人，此后还相继关闭在香港、北京、上海办事处。三个月后，阿里每月开销从200万美元减到了50万，度过了危险期。
直到2022年11月，阿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搬了总部”——有传言称，阿里正在新加坡筹建全球总部。
到了今年1月，该消息谬种流传且越传越盛，逼得阿里方面不得不出来澄清：“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长在杭州，发展在杭州，阿里全球总部始终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4个月后，类似传言又缠上了拼多多。消息称，拼多多总部将从中国迁至爱尔兰。
理由是，拼多多提交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20-F文件显示，该公司的“主要行政办公室”在爱尔兰都柏林，而2月份的文件上所列地址是上海。
拼多多尔后的回应跟阿里如出一辙：拼多多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中国，拼多多总部始终在中国上海，不会改变。
平心而论，企业总部设在哪，本是企业自己的事，搬不搬都很正常。
但在当前语境中，跟国内互联网企业总部搬迁相关的传言，总带着些许不正常的意味。
01
大厂再大，都没有免于流言缠身的豁免金牌，这已是当下互联网大厂面临的真实舆论生态。
对大厂而言，绝大多数流言都不值得回应，多看它一样就算是企业输。
究其原因就在于，这口没来由的“锅”，它们有些背不动。
这年头，跨国企业搬迁总部，并非什么罕见情形。
2018年，戴森在业绩报告中就宣布，将总公司功能从英国马尔姆斯伯移至新加坡。
2020年，甲骨文考虑到综合成本因素，将总部从加州硅谷搬到德州。此后跟随其步伐的，还有特斯拉、惠普。只不过，今年2月，特斯拉工程总部又搬回了加州。
但整体而言，总部搬迁的企业仍是少数——新古典区位论、波特菱形理论和GEM模型已经就“为什么”给出了答案。
建了10年的杭州西溪园区全球总部将于2023年底全面建成的阿里，已成上海滩互联网企业头牌的拼多多，都没发出过要搬迁总部的信号。
将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的新加坡办公室大楼说成阿里全球总部，将拼多多旗下的电商全球化业务temu的欧洲据点说成拼多多全球总部，显然是混淆。
这类混淆误认缺乏基本常识，可阿里和拼多多还是不得不出来回应——它们必须跟“润”字切割。
在供应链“外溢”的背景下，作为两家头部中国互联网企业，它们得谨慎地防止被“别让××跑了”之类的句式碰瓷。
一旦碰上了，企业的形象修复成本就会被反资本情绪助推下的“疑者恒疑”心态拉升，没准莫名其妙地就得背负“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的骂名。
02
可以预见的是，阿里拼多多遭遇的“总部外迁”误解，以后还会被更多企业遇上。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用户规模触顶，“卷则思变”的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们都将“拓增量”的方向瞄准了海外。
21世纪头个十年是Copy to China（抄到中国），第二个十年是China to Global（走向全球），如今是Born Globals（生而全球化）……这是中国互联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进阶趋势。
前不久，《华尔街日报》就报道，3月份，美国下载量前5的应用程序中，有4个来自中国，其中Temu、CapCut（剪映海外版）、TikTok、Shein（跨境快时尚零售商）分列前四，第五名是Facebook。
中国企业出海的App能霸榜App发源地美国的应用下载榜，直接印证了其攻势之猛。
企业出海，遵循的公式是：Local+Global=Glocal。光有全球化思考，没有本地化运营，很难走远。
所以许多跨国公司都会在母国设全球总部，在东道国设海外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属企业，有的还会设置地区总部。
很多企业地区总部的选址，会看重涵括基础性资源（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商业环境等）和创造性资源（完善的法制生态、高效的金融体制等）在内的地缘条件。落户在哪，本质上也是对那里宜商环境的“用脚投票”。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1家，外资研发中心531家，是中国内地城市中“地区总部”最多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同样免不了要在海外设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等。
这里面，那些“借势全球化”的企业，往往会将全球总部放在国内：如自我定位全球化企业的联想，就将北京定为全球总部，在美国设立了全球行政中心+运营中心；Temu总部在广州番禺，跟Shein比邻，但美国总部设在波士顿。
有些“生而全球化”的企业，可能会将全球总部放在海外：如跟抖音进行了“切割”的TikTok，就将全球总部放在了新加坡，当然了，这无碍于字节跳动的全球总部在北京。
这两年，数据安全成了出海互联网企业头上被收紧的紧箍咒。3月下旬的TikTok听证会，就是个标志性事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企业在注册地或地区总部选择上，会揉入更多“合规性”方面的考量。
TikTok全球总部在新加坡，Lazada集团总部也在新加坡，就不乏对这层因素的考量。
Temu将都柏林作为海外业务法律注册地，大概率也跟这有关——就在4月初，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发布的分析师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安全、采购违规、侵犯知识产权、利用贸易漏洞”等风险，并点到了Temu和Shein的名字。
03
某种程度上，很多中国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是两难处境：形势逼着它们不得不“走出去”，出海之后，不在海外设地区总部，不搞本土化运营，很容易遭遇水土不适，还可能面临合规难题；设了海外办公地点，又容易被误解成“总部外迁”。
虽说误解者终归是少数人，可以讹传讹过程中的声量扩散经常是滚雪球式的，企业也可能因此被放在舆论烤架上炙烤。
考虑到当下有些互联网企业已如惊弓之鸟，经不起无谓质疑的铁锤敲打，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多方，当尽力避免这样的误解。
毋庸置疑，让中国互联网企业将全球总部留在中国，是很多国人的共同期许。
毕竟，“总部经济”又可拆解为税收贡献效应、劳动就业效应、消费带动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现实也表明，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越多，外资利用率、产业集聚度就越高，发展程度也就越高。
2008年，曾有数据就显示，福布斯2008年排行榜上排名前2000的企业中，仅有34.3%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
到了2018年，亚洲五大跨国公司总部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和东京）中，中国城市已居三席。
近两年，通用汽车的国际运营总部、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的全球配送中心从上海迁往新加坡的消息，引发了很多人对“总部外迁”问题的关注。
在此形势下，渲染阿里拼多多“总部外迁”，似乎也契合不少人对于“大变局”的想象。
但想象力再怎么发散，都得让事实先行。
出海发展跟总部外迁，兴许也有关联，可遵循的通常是两套商业逻辑。
在“提振信心稳发展”成经济复苏主线任务的当下，要相信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觉悟”——它们在眼下这节点上以总部外迁方式“逆行”的可能性为零。
马云、刘强东都回来了，就说明了很多事。
就在今天，顶层会议上提到，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把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千方百计稳住外资，防止产业链转移”。
防止产业链转移，自然也需要把更多总部留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自己的互联网企业的。
这指向的，不是要阻止企业出海，而是要着力营造更值得企业留下来待下去的宜商环境。
当此之时，舆论也别再渲染什么互联网大厂“总部外迁”了——动辄用“别让××跑了”的句式迂回地扣“做空自己祖国”的帽子，才是用行动赶跑它们。
要相信互联网企业们，同时也要让互联网企业们相信“人间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