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此，我国设立的主要目标是：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农业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领域，“碳问题”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我们加强学习和研究。
2001年，美国同时爆发新经济危机和911政治危机，这两大危机促使外资大量涌进中国。当我们张开胸怀拥抱外资，为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经济高增长鼓与呼时，却忽视了高增长的另一面——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些年，各个层面向农业的投入同步大量增加。但，我们向农业的投入较少是生态化的有机农业的投入，而是化学化、转基因化、机械化农业的投入。从5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观念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机械，然而这种石油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在70年代就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觉和反思。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实现“十几连丰”，但农业也成为我国最大面源污染。
2015年，有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印发了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指导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生态保护等。那么目前，我们如何看待“碳问题”的提出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尤为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把这二者从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以碳排放指标交易的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自己维持高排放的同时，抑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到高消耗的工业化的可能。全球的“碳问题”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限制后发国家发展的“武器”。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不但承担了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污染工业，还被剥夺了继续发展的权力。但中国之于这些讨论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大国（2022年中国碳排放量累计110亿吨，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8.87%，数据来自CEADs），并且也在试图做碳交易。
尽管我们的人均碳排放是低的，但西方并不会去计算中国的人均账，而是计算对它有益的总量账，因此西方攻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肮脏”的。作为出口贸易大国，西方国家更不会讲明我国生产出的巨量商品都是供给它们消费的。因此，对我国来说，既向西方国家做了大量出口低价商品的贡献，又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留在了国内。这些国家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的生产方式向世界制造了过量的碳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加重气候暖化。也因此，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要想在21世纪这场碳博弈中不至于落败，我国必须进行主动地自觉地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这种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方式，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把“30·60方案”（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当成重要指标考核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也是客观必然。
中国的地理结构复杂、气候条件多变、人均资源匮乏，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主减碳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要方面。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指出要改变高排放的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的内部结构。这样的改造当然需要很大的成本，但更为首要的是需要我们改变生产意识和消费意识。
比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对于农业产出有着决定性影响，过去我国大规模使用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大幅度下降，我们知道东北的黑土地因长期过度开发利用、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它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下降了2/3（《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报告2021》），并且仍在持续下降。可见化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壤的吸碳功能，对于耕土层的生产潜力更是巨大的破坏。
再比如，各个城市单一植被的观景植物的绿化方式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维护和肥料给养，并且大量的景观落叶并不通过发酵处理成为有机肥，而是使用大量劳动力把它扫出来，然后把这些有机质填埋到非常有限的垃圾填埋地。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难道有利于减碳和生态吗？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地调整大规模集约化、石油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城市单一的反生态的绿化方式，恐怕我们很难在“碳博弈”之中获得主动权，并有可能损害我们内生的抗风险能力。
2007年，中共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2017年，中共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并开始强调“两山”思想在中国的落实；2021年，我国向世界承诺了“30·60”双碳目标；2022年，中共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系列以生态文明为主轴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要求我国在多方面作出调整，即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意识形态到理论建设，各个方面都需要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符合生态多样性的要求，尽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分布式的减碳安排，这同时是粮食安全的安排、是大食物安全体系的安排、是农业安全的安排，是综合性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安排。这些调整不仅有利于我国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有利于我们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