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随时都准备“出走”的人。
从诊室走到社区，从医院走到大学，从国内走到国外，她的每一次“出走”，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作为“健康守门人”，设下的“关口”越前移，居民就能从中越得益。
没有人知道她的下一次“出走”会是哪里？但她早已为了居民的健康“回归”，随时做好了准备。
职业生涯的三次“出走”，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朱兰是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家庭医生，也是上海8000多名奋斗、努力、奉献在一线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在她的职业生涯里，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讲述。尤其是，在她的人生中，她所做出的三次“出走”的抉择。
1998年，朱兰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市徐汇区日晖医院，成为一名心内科医生，敬职敬业地工作7年后，一个职业抉择摆在了她的面前：2005年，为适应社区卫生改革需要，日晖医院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开继续做一名专科医生还是留下成为一名全科医生，成为摆在朱兰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面对这个艰难的抉择，朱兰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曾经思考过的那些问题：怎么做才能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如何防止小病拖成大病？“几年的实践告诉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筑牢基层卫生健康这道堤坝，做到居民不生病、晚生病、生小病，全科医生无疑是承担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于是，朱兰毅然决定留了下来。
201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朱兰成为了第一批家庭医生。如果说大医院的医生是在下游将落水者拉上岸，那么家庭医生的责任就是在上游提醒大家：此处水深，小心落水。只有在上游筑坝值守，才能避免更多人“落水”。朱兰觉得，患病后的随访治疗已远远不够，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中心，还是以“健康”为中心呢？这也成为她职业生涯的第二次抉择。
为了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朱兰赴澳大利亚、美国参与全科专业培训，回国后，中华医学会委员、医学书籍主编、杂志社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这些学术职务也让她在为居民的健康服务中更有了底气。
朱兰和同事们以“健康”为中心，开展各类课题研究：积极探索家庭健康评估研究，构建80余个细化指标的应用，使社区健康管理更具针对性、有效性；面对慢病井喷的状况，重点研究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防治，探索群组干预管理新模式。
通过群组干预管理，社区700多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由于这个模式成本低、易推广、病人依从性高，我受邀在全国会议进行交流，当听到全场掌声热烈响起时，我想，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转变，这第二次抉择，我做对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为了上海医改的名片并在全国推广。居民的认可让签约数多起来，朱兰越发忙碌，也不断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无法解决，让她头痛不已。就在这时，上海开始推进“1+1+1”签约服务，构建区域型紧密医联体，加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家庭医生服务能级。朱兰立刻就决定成为这其中之“1”，和二、三级医院的专家们共同为居民服务，这也是她的第三次抉择——从“一个人的战斗”变成了“一群人的协作”。
这三次“出走”的抉择，悄悄地改变了朱兰的职业轨迹，也帮助到了更多的患者。同时，也让她收获了她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第九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典礼上，朱兰的身边站着的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吴孟超院士，她至今还记得那一份激动、自豪、百感交集的心情，“当我和吴老一起获得全国最美医生的荣誉时，当我和吴老一起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十大杰出校友时，我找到了作为个人和一名医生的职业价值所在。做好一名全科医生，是我始终坚持的选择！”
近些年来，朱兰还为全科医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不懈地努力着。近年来，参与多部国家级社区常见疾病诊治指南的编写，任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参编7部医学书籍。作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社区实习基地的骨干教师，她负责全科规培生、复旦大学医学生的社区带教，先后任院内两名上海市全科优青、两名徐汇区优青的社区带教导师。帮助青年医生树立全科思维与理念，获评复旦大学优秀带教老师。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及社区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朱兰还在江南居委实施“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试点，立足家庭医生制服务，围绕家庭保健和养老照护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探索了集健康知识宣教、疾病筛查、慢病管理技能指导、医养结合为一体的社区家庭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形成“家庭医生团队+居委会+养老院+学校”的多方联动工作机制；试点分类健康管理服务，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为在基层逐步形成守门人制度奠定基础。
直到现在，朱兰依然保持着一部常年开机的工作手机，随时方便患者与她联系。忙碌的工作常常让她做不到早睡，看起病来也常常忘记喝水，但在工作第一线的她，永远是最美丽的。
从医二十多年来，从坐等病人上门求医，到主动下社区签约居民，朱兰和同事们一起，未来，将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承担起社区居民“健康守护人”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