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1786—1856年），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少喜骈文，与同邑管同交好，转攻古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人俱出其门。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他有些比较客观的“因时”之作，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表示束手无策。梅曾亮曾批评骈体文矫揉造作，但他对于散文的见解，基本上未脱桐城派窠臼。虽然他还认为"性情异，文章亦异"，但也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因此，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往往选声练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与其盛名不能相符。梅曾亮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著有《柏枧山房集》31卷。
梅曾亮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后，授知县不就，援例为户部郎中。道光二十九年告归，主扬州书院讲席。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克南京，传说梅曾亮适在城中，曾受礼遇，尊为“三老五更”。后辗转至清江，馆于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署，不久去世。章太炎有《书梅伯言事》考证此事，指出吴敏树为伯言诔辞，已“以名高”为嘲，以“卒于颠倒”为诟。
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曾写出《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等关心鸦片战争的佳作，与经世派遥相呼应。但他以官僚镇压“悍民”与“督粮”方法不同为喻，说明“因时”是要桐城派更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跟曾国藩后来提倡的“与世变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般以为“天下方盛，乱端未兆”，梅曾亮便已作《民论》数百言，“穷极奸民之害，左道乱政之烈，而以汉之黄巾米贼为喻”。此后，他又写了一些家传、墓志铭，表彰镇压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者的罪行。他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因时”之作，如《记棚民事》，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表示束手无策，只好“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曾批评骈体文矫揉造作，“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复陈伯游书》）又曾引述管同语：“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管异之文集书后》）但他对于散文的见解，基本上未脱桐城派窠臼，只是能吸收非桐城派的一些长处。他赞扬陈用光“为古文学，得于桐城姚姬传先生；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实际上也是梅曾亮自己散文创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还认为“性情异，文章亦异”，但也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因此，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往往选声练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与其盛名不能相符。
梅曾亮“少好吟弄，长多坎坷”（《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但“自箴其失”，有八蔽之多。虽为严于律己，亦终身不以诗名。其《杂詠五首》和《移家诗》，章太炎曾细加分析，认为就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国时的自解之辞。
著有《柏枧山房集》3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