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下课了。时隔近9年后，澳大利亚变天。在今天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工党赢得众议院所有151个席位超过76席，成为执政党，党首阿尔巴尼斯自动成为澳大利亚总理。
这一结果并不出人们意料，“澳大利亚人苦莫里森久矣”。阿尔巴尼斯之前已经表态，若当选，将会出席3天后在东京举行的美澳日印“四方会谈”，并支持英美澳同盟（AUKUS）机制。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对华关系这几年大体处于困难局面。责任当然在澳方，以莫里森、达顿为首的一些澳大利亚政客频繁在涉华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
如今工党上台，中澳关系有可能迎来转圜吗？抑或堪培拉还将紧紧跟随华盛顿的指挥棒，继续保持对华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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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斯是谁？
59岁的阿尔巴尼斯虽然担任议员二十多年，但他在国内知名度不高，在国际上更是几乎不为人所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这次大选中曾经询问选民对阿尔巴尼斯的看法，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是个好人”“有点平凡”“不太知名”“没经验”……
这或许与他的“苦孩子”出身有关。
从小，阿尔巴尼斯和领取残疾抚恤金的单亲妈妈相依为命，在悉尼提供给工人的公共住房里长大。直到2009年，他40多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这样的草根经历使得他表现出来的政治风格偏于平民化，且不够强势。
2007年，阿尔巴尼斯担任了3年的澳大利亚首位联邦基础设施部长。2013年，又被任命为陆克文第二任政府的副总理。不过，他担任该职务仅仅只有83天，因为工党在下一次大选中输给了自由党与国家党组成的政党联盟。
到了2019年，工党在大选中惨败后，阿尔巴尼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接任工党领袖。
除了阿尔巴尼斯，还有一个人很可能将影响未来的中澳关系，那就是工党的影子外长黄英贤。
工党胜选后，她很可能将出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出柜的参议员，人们更关注的是她的华人血统。黄英贤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8岁时她跟随离异后的母亲回到澳大利亚定居。
1988年，黄英贤加入工党。2007年陆克文时期，她出任负责处理气候变化与水源保护事务的部长，成为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位华裔部长。
从之前的公开发声来看，黄英贤的对华态度似乎比过去的工党政府更为强硬。
比如，她曾多次抨击莫里森政府，认为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安全协议“是二战后澳大利亚的最严重外交失误”。再比如，在4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她称：“我们的地区正在被重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和更加具有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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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关系未来可能如何后续再议，摆在澳大利亚新政府面前、更迫在眉睫的是一系列国内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告诉补壹刀，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执政联盟之所以在选举中失利，还是由于其治理政绩不好，包括在经济、疫情应对、火灾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澳大利亚老百姓都不太满意。
此前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冲在反华的第一线，采取了激进的对华政策，但是对于如此反华究竟能得到什么，它自己其实并不明确。澳大利亚自以为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核武器等方面有所突破，却伤害了与自己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忽视了澳大利亚国内的问题，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上涨等经济问题，不倾听民众的呼声。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也认为，民众对莫里森政府积怨已久，在经历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澳大利亚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不景气的态势，尤其是服务业、旅游业、教育业等产业，在疫情中受挫十分严重。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物价飞涨，房价高企，而工薪阶层的薪酬长期未能得到增长。
如今，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处于20年以来的最高点。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这个数字看起来比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的要低一些，但澳大利亚人同期工资增长率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为了抑制高通胀，澳大利亚央行日前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35%。这是澳央行自2010年以来首次加息。
上一次在竞选期间上调利率，是在2007年，当时的总理霍华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也败北了。
于镭说，工党上台以后，内政上可能会做较大调整。首先就是要把澳大利亚的重心调整到经济上来，解决就业问题，抑制物价较快上涨。这是工党上台后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工党有可能会把亚太地区政策做一些调整。比如，它跟亚洲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可能会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
其次，是气候变化问题。
陈弘表示，近年来澳大利亚异常天气屡现，丛林山火和洪涝灾害交替爆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民众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同时采取实际行动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陈弘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国际问题。
众多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拔本就很低，在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之下面临着国家的生存危机，但澳大利亚对此推诿责任，实际援助和相关措施很少，某些政府高官甚至还对岛国出言讥讽，引发岛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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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长期关注澳中关系的学者都认为，如今的澳中关系是最近十余年来的低谷。
很多人都不再记得，虽然之前澳中关系已经出现了围绕5G许可等波折，但在2018年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莫里森是用“合作伙伴”一词来描述澳中关系的。
2019年9月，当着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莫里森没有顺着特朗普的话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而是直言：“我们与中国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澳中两国间合作得很愉快……我们的关系很好。”
是的，这是澳大利亚当时对华发出的“友好声明”。
谁也没有想到，进入2020年，中澳关系“以无法想象的速度瓦解”。
导火索，出现在当年4月。
时任内政部长达顿，就是如今炒作“中国威胁”上瘾的那位防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充当华盛顿的传声筒，公开要求就新冠溯源问题进行调查。
“中国看到，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澳大利亚做出了与美国站在一起的选择。”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如今工党上台，中澳关系有可能迎来缓和吗？
选战中，工党的“反华”调门不低。不少分析据此认为，虽然同为工党政府，但阿尔巴尼斯政府会比陆克文时期对华将更为强硬。
“是中国的错。”阿尔巴尼斯在第二场大选辩论中的这句话被德国之声拿来做了标题。
然而，补壹刀采访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于镭表示，具体到对华的政治和外交方面，澳大利亚可能会降低涉华问题的声调，会在对华问题上做一些微调，比如不会像以前那样全部冲到第一线。
但在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工党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比如说，在四方机制问题上，工党不会改变；澳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建构也会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基本不会改变；在台湾问题上，澳大利亚配合美国根本的原则立场也不会改变；在太平洋岛国问题上，防范中国、加大对南太岛国援助、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影响和力量的增长等仍会继续。
于镭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工党政府有可能会降低自己的调门，少说一些，但还会继续做，只是幅度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猛。
不管怎么说，工党的上台至少给中澳关系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
周方银认为，一方面，工党作为反对党上台，不必延续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必背负前任政府的对华负担；另一方面，这几年工党在台下也时常会批评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有机会去全面思考现在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中不利的一方面，工党更有可能思考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中的自主性以及澳大利亚到底有多大的战略空间，而不是形成一种必须怎样做的思维定势。
此外，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没有原则性和结构性的矛盾，没有真实的问题。
那些所谓的“安全”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政客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如果工党上台以后在对华的态度和方式上能够相对柔和、灵活一些，中澳关系的紧张关系在未来是有很大可能性缓和下来的。
虽然工党上台为中澳关系提供了契机，周方银提醒，还有两方面因素值得警惕，有可能给未来中澳关系带来潜在的摩擦。
一方面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上升，澳大利亚对此感到不舒服，但这主要是因为它自己观念的影响，把南太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澳大利亚方面现在把中国的形象塑造的很差，而且拜登政府所谓的民主价值在澳大利亚的政客中很受关注。
于镭则说，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澳工党上台后可能会需要中国的市场来解决澳的出口和就业问题，所以可能会寻求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和中国一定的缓和，但对限制中国在澳投资等重大问题上不会让步。
更多可能是，它会要求中国兑现双边自贸协定，要求中国落实RCEP对澳开放市场，以此换取澳在一些相关问题上表态的弱化。
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澳大利亚迎来新政府。我们也期待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均能展示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