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在开放自由的唐代达到鼎盛的阶段。精益求精、摆脱窠臼、自由创作的器物大量出现，充分反映出大唐盛世的极度繁荣。这种繁荣在唐代金银器领域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唐代金银器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多的器类，它吸收和借鉴来自萨珊、粟特等地的金银器，并与中国传统器物的器型与装饰图案融为一体，将实用价值与艺术追求，以及科技进步完美结合，形成雍容华贵的大唐风格。
陕西作为大唐国本重地，建国后陆续出土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唐代金银器，其中包括何家村窖藏与法门寺佛宝出土这两次重大发现与收获。
何家村窖藏发现于1970年，共出土金银器1000余件，数量众多，做工精美，材质优良，代表了盛唐时代北方金银器的风格。
能有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出现的展览，都属于重量级的！银壶的造型好似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一个皮囊，呈扁圆状，壶身和圈足采用了锤鍱工艺，然后焊接而成，上为鎏金提梁。壶口有鎏金覆莲状壶盖，盖钮是一个小银环，上面的银链将壶盖和提梁连接起来。
这个银壶的特色在于壶身两面，各有一匹对应的鎏金骏马凸出于器表，此外别无其他纹饰；从马的造型来看，呈前腿直、后腿弓的蹲坐状，嘴中衔着金杯，颈后扬着飘带，这就是史书中唐玄宗著名的祝寿舞马。当时皇帝的生日称为“千秋节”，这一天舞马要表演《倾杯乐》，最后，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
这件鎏金侍女狩猎纹银杯，采用唐代典型的八曲葵口和圜底碗形，指垫上的鹿与指环吸收了粟特银器的特点，内底的摩羯纹体现出印度文化的影响。
狩猎图中的猎人是突厥人的形象，侍女游乐又是盛唐时期的典型题材，体现了大唐文化融贯东西的气度。
鎏金侍女狩猎纹银杯线图
鸳鸯莲瓣纹金碗的腹壁为莲瓣纹，其加工工艺明显受到西方工艺的影响，上面的团花、鸳鸯反映了东方审美情趣，是西方金银工艺与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杰作，当是唐代中央官府作坊的制品。
内壁墨书“九两三”，应为称重记录。唐代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金器最主要的使用者是皇室贵族，其他官吏可能会通过赏赐等途径获得。
这件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此碗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碗心刻凤，足底刻龙，龙凤同时出现，而且凤在上龙在下，很可能与武则天称帝的政治背景有关系。
唐代葡萄龙凤纹银碗线图
鎏金鸿雁纹银匜，外壁的对鸟图案与阔叶折枝花相间分布，这种图案组合是当时常用的花纹布局形式。银匜在装饰风格上摆脱了早期繁琐细密的满装风格，纹样写实，并加入了浮雕的技法，体现出进入成熟期的工艺水准。
这件鎏金银鹦鹉纹提梁罐，给人与众不同的观感。虽然只是一个罐子，但却运用了钣金、錾刻、鎏金、焊接、切削等多种工艺，展现了唐代高超精湛的手工业技术。
其丰满雄浑的造型、富丽堂皇的纹饰再现了自信开放、经济发达、国力雄厚、文化昌盛的盛唐气象。
罐内的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说明此罐为存储药物的器具。
这件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是唐代工匠采用波斯萨珊捶揲成型工艺和凸纹装饰手法，又加入了本土风神飞廉纹样制作的精品，反映了唐人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的同时，大胆创新，使器物的造型、纹饰更适合中国人的使用与欣赏习惯，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简单模仿。
1987年，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众多唐皇室瑰宝，其中含金银器121件，里面既有皇室作坊的作品，也有南方进奉之物，等级之高、工艺之精，为晚唐风格的代表之作。
这件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盆，四曲葵口将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錾两朵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有一对鼓翼鸳鸯立于仰莲之上。
盆底模冲、捶打出一对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
盆底錾刻“浙西”二字，表明其为南方制品。此器集浇铸、模冲、锻打、錾刻、鎏金等工艺于一身，制作精美，纹饰工整细腻，线条流畅，构图丰满，代表了唐代南方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雀鸟纹鎏金银香囊是一种香具，制作最为精巧，唐代高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里记载：“香囊者，烧香圆器也，而内有机关巧智，虽外纵横圆转，而内常平，能使不倾。”
这“机关”指的就是香囊里面的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通过层层嵌套相连，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在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下，香盂都能保持平衡，不使香灰倾撒。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的陀螺仪原理相同。
人物画鎏金银香宝子为茶具、是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贮存盐花的用具。
腹壁划分为四个壶门，分錾郭巨埋儿、王祥卧冰、仙人对弈、颜回问路等画面。这件香宝子将中国的传统画技与钣金工艺融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茶供养”的佛教珍品。
飞鸿毬路纹鎏金银笼子，也是地宫出土的成套茶具之一，为盛茶砖的器具，笼底有“桂管臣李杆进”六字錾文。
这是唐代宫廷茶具的首次出土，其成组配套印证了陆羽《茶经》二十四器的真实存在，全面反映了唐宫廷茶道的流程和文化内涵。
陕西除了这两大发现外，近几十年来，还在唐墓、遗址或窖藏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金银器。
刻花带盖金执壶，在唐代极为罕见，196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医疗器械厂建筑遗址，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该金壶装饰采用的是通体满地装，由盖至底周身分层次布满花朵莲瓣、蔓草、鸳鸯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形成繁复细密而又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
这件鎏金铁芯铜龙也是大名鼎鼎，它在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草场坡，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古代，龙被视为祥瑞之物，皇帝常自称“真龙天子”，象征着权势、富贵和威严。
以前龙爪多为兽足，到唐朝时改为使用鸟形爪造型。
此龙身躯成“S”形，且周身富于变化，极具动感，体现出唐龙的生动与气势，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1983年陕西省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金杯，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随着佛教的东渐传入中国。
这件金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是印度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体现。
鎏金银盒在1979年于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
该银盒产自南诏国（公元748年—937年），盒面有“都管七个国”、“昆仑王国”、“婆罗门国”、“疏勒国”、“高丽国”、“白拓□国”和“乌蛮国”题榜。这七国原为唐朝藩属，却出现于南昭国所制作的器物上，表现了南昭国图谋夺取唐朝藩属的意图。
鎏金双凤纹银盘，1962年出土于唐大明宫遗址内，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盆的外底錾刻“浙东督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说明这件银盘是裴肃向皇帝所进的供奉品。
最后，送一张细节图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