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祭祖敬神、守岁拜年、饮酒赴宴、走亲访友，是老传统了。不过，在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影、电视和“春晚”的年代，过大年听大戏就是不少老北京人值得回忆的快乐时光了。
清末民初之际，春节里听戏就是很好的精神盛宴。那时的剧场内没有现代的灯光布景，但热衷此道者可以在闭目听戏时品出戏的真正味道。正如《北平岁时征》所载：“京都戏馆，俱于元旦开市。是日，各部梨园扮玄坛登场，呈金书‘开市大吉’四字为贺，各馆咸以先至为荣。除夕子夜，即张灯火以待。”大年初一就听戏，似已成惯例。
宫廷之中也不例外，春节中听戏的习俗在清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相关图画留存甚少，《清音阁演戏图》算是特例。避暑山庄的清音阁戏楼与宁寿宫畅音阁戏楼规模一致，从目前仅存的此幅大戏楼演剧的形象资料，可了解当时宫廷在此类大型剧场看戏的情况。
梨园公会春节演戏有讲究
戏曲界又称梨园界，它曾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矩，设在天桥附近精忠庙的梨园公会对于春节间演戏是十分认真的。古时候，戏曲并非是单纯的娱乐，而且还是宫廷礼仪，有的戏有一定的宗教内容，许多祭祀活动都有戏曲登台亮相，称之为“酬神”，演出的剧目被称为“酬神戏”。在“酬神”之外，戏曲还有教化作用，演什么讲究应时当令，不可造次。春节期间演的戏已形成了模式，戏班不能随便变动。
昔日，戏班有腊月廿三“封箱”的习俗，在“封箱”之后，大年初一方可粉墨登场。不过，在“封箱”前后，戏曲界要搞一两次大的活动，以示梨园界的团结互助。如1929年春节前，“北平梨园全班会串”就是北京戏曲史上一件大事。所谓“会串”，与“反串”意思相同。据《百年春节》一书载：“北平梨园每至年关有会串之举，所得票资完全为救济穷苦同行之用。”据说此次活动本拟在年底前举行，因尚小云、梅兰芳未在京，迟迟未办。经梨园公会协商，还是在当年腊月二十四日举行。此次活动尚小云、梅兰芳虽未参加，但演员阵容依然十分强大。从当时的戏单看，果然如此。
那次“会串”共有十二个大戏上演：1、全本《长坂坡》；2、《一门忠烈》；3、《辛安驿》；4、《探母回令》；5、《虹霓关》；6、《宝莲灯》；7、《战滁州》；8、《上天台》；9、《乾元山》；10、《五湖船》；11、《平贵别窑》；压轴戏由裘桂仙演《大回朝》。演员阵容强，剧目也丰富，成为了梨园界传颂多年的佳话。
这种“会串之举”，系梨园界重要的慈善活动，故而在剧目上很随意、热闹，多为喜闻乐见的剧目。春节期间演的戏，各个剧团要下一番功夫，推陈出新，戏码要有吉祥、喜庆的含意，与过年的气氛吻合。一些平日的剧目要“更名换姓”来突出吉祥、喜庆和欢愉。像《豆汁记》改为《鸿鸾禧》，当年豆汁是贫困人的食物，过年时再说豆汁太穷气了，故要改戏名。《刘备招亲》、《回荆州》改为喜气洋洋的《龙凤呈祥》。节日期间人们很忌讳杀了砍了一类字眼，因此将《打渔杀家》改称《庆顶珠》，而此戏与庆顶珠关系不大。《战长沙》由于沙与杀同音而改称《关黄对刀》，《坐楼杀惜》改称《乌龙院》，《御碑亭》改称《大团圆》等等，都刻意烘托节目气氛的吉祥喜庆。
听戏看戏是春节中的大乐子，但在旧日有些忌讳，演的差不多都是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像鬼怪、冤报一类内容的较少。因是举家欢乐的日子，平日演的少儿不宜的“粉戏”如《马寡妇开店》、《小寡妇上坟》等就不再演了。老北京中山西人多，他们不大喜欢《玉堂春》中“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台词，而洪洞县内的大槐树又是明初众多外迁山西人的发祥地，说这里“没好人”自然是得罪人，在春节期间尽量不演。据《绮情楼杂记》记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个春节，为了慰劳生产工人，工会“特召集名伶演剧助兴”，京剧名旦张君秋特奉献拿手好戏《玉堂春》来慰问工人兄弟。“讵是日观剧者，多为山西人，而山西人最恶听《玉堂春》，盖以事出三晋也”，好事变成了坏事，“故张君秋出台不久，即被轰退”。
在老北京曾有许多戏园子（剧场），大多分布在前门外，如广和、中和、庆东等等，举不胜举。与此同时，宣南地区的各省会馆中有不少大的会馆有戏楼，一些王府里也有戏楼、戏台。这些演戏场所，除一般的喜庆堂会外，在春节期间唱大戏酬宾娱乐也是热闹非凡，留下了不少梨园佳话。
年画之上戏曲内容很多
过大年听大戏确实是戏曲文化轶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到戏园子听戏的机会不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种需求。在辛亥革命以前，北京的戏园子多分布在外城。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演昆曲、京剧的班子不会到珠市口以南的地区唱戏，尤其是到天桥，虽然天桥一带有些小戏园子。而在天桥一带卖艺的，无论是京剧还是评剧、梆子的演员，唱得多好多红也不能到珠市口北面的戏园子演出。天桥一带唱小戏的较多，票价很低，有的是“零打钱”，听一段收一段的戏，普通劳动人民可以接受。因此，在春节期间，一些店铺学徒伙计及拉洋车的做小工的人，可在这几天到天桥听听戏。花钱不多可以过过“戏瘾”，也算过年时奢侈了一把。
天桥一带的小戏园子，春节期间没有前门一带戏园子在演戏时的那么多陈规戒律，也没有什么“跳财神”、“跳灵官”、“跳加官”一类的仪式和俗套，上来就唱，人们爱听什么就唱什么，只要欢乐就成。据老人回忆，老白玉霜当年演的《拿苍蝇》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就在春节期间在天桥唱红了。天桥的戏班子在演戏时往往有“现挂”，见到什么或与过年气氛一致会加上戏词中没有的内容，逗得观众哈哈一笑，算是有了年味。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其回忆录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内容。
逛天桥在旧社会也有犯忌的，许多家庭不许子弟到天桥，其主要原因是家长认为说相声的“不说人话”，唱戏的“野调无腔”。为满足人们春节听戏的“戏瘾”，年画中的“戏曲画”就派上了用场。老北京有过年挂年画的习俗，他们挂的年画主要来自天津杨柳青，少部分来自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中除以胖娃娃为主的《吉庆有余》外，最受青睐的是以戏曲为内容的，如什么《三英战吕布》、《挑滑车》、《长坂坡》、《岳母刺字》、《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从军》、《大闹天宫》、《牛郎织女》等等。这些年画过年时挂在墙上，老人们会将画中的内容讲许多遍，小孩们听了也算过了“戏瘾”，或者培养了他们的戏曲爱好，增加了历史常识。
戏曲内容的年画，让大批进不了戏园子，去不了堂会听戏的人多少也有了精神享受。至于京城戏曲爱好者的“票友”，他们在春节期间不但去戏园子听戏看戏，而且还借年假期间“票戏”，登台表演，切磋技艺。在“票友”中有人因在春节间或私家堂会“唱大戏演大戏”出了名，最后“下海”，以戏曲演唱为业。像京剧名家言菊朋、奚啸伯、孙菊仙、金秀山等都是“票友”出身。在清末时，一些王公贵族也加入“票友”队伍，使“票友”成为戏曲界的独特风景。“票友”们粉墨登场，让老北京的戏曲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春节唱戏对梨园界更为重要，戏曲评论家齐如山曾云：“从前戏界人员都很迷信，他们以为大年初一必须演戏，倘这天不能演戏，则这一年不顺适，所以非演不可。比方初一演过之后，初二便无班可搭，他也认为没有大关系，而且许多老年的角色，一年不一定演几次，可是初一也要登台。还有许多青年角色，每到各处拜年，应酬非常忙碌，但是无论多忙，这天也得到戏馆子。”梨园界重视春节唱大戏，百姓喜欢春节听大戏，一来一往，使戏曲文化大大弘扬。
同治皇帝爱演灶王爷
春节中听大戏唱大戏的习俗在清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清宫里春节唱戏听戏的史料很多，近人朱家溍《清代内廷演戏始末考》及明代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都有所记述。据学者王芷章考据，宫廷中演戏至少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他在《清昇平署志略》中说，东周时“盖王道既衰，诸侯不朝，纲纪弛废，淫辟是尚”，各诸侯国则开始“倡优之兴”演戏唱戏。到了清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还有了专门演戏的衙门昇平署。在清初的顺治朝，因政权未稳固，且刚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对汉文化接触不多，许多人不识汉字，更看不懂戏，故而那时宫中演戏尚无定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后及王公大臣识汉字的多了，宫中演戏已成定制，康熙朝已建立了管理演戏的机构，在乾隆朝宫中演戏之盛达到了顶峰。后来大清国运渐衰，宫中演戏唱戏的规模变小。但是，到了慈禧当政时，由于她恣意挥霍，使宫中演戏从规模、阵式、伶人多寡、排场等都超过了乾隆朝，演戏成了清王朝垮台的哀歌。
主管演戏的昇平署，除负责宫廷礼乐的安排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演戏，不但组织太监的戏班演，还负责挑选社会的戏班演戏，宫外的名角进宫演戏被认为“承应”，能进宫演戏在当年是名利双收的差事。
宫中演戏最隆重的自然是春节期间的戏，帝后们对春节朝贺时的“中和韵乐”兴趣不大，但对看戏听戏是很认真的。自称“公主”，但不是公主的裕容龄在清宫里待了几年，她在《清宫琐记》中回忆了许多往事，虽有些是她无中生有编造的，但描述清宫过年的内容较为真实。她写道：“宫里自除夕晚上，演戏到初七日为止，慈禧天天去听戏，我们大家都陪她去听戏。”慈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文化水平低下，执政四十八年，她的许多手段差不多都是从听戏听来的，她把听戏当成了从政的“必修课”了。宫中唱戏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乃至白天“垂帘听政”，晚上“卷帘听戏”。
宫中春节唱大戏，并非单纯的娱乐，在慈禧之前的历朝皇帝把看戏当成了执政手段和宫中仪典，至少说明他是“真龙天子”，不混同于平民百姓。所以听个戏也有许多程序，看戏前要烧香拜佛。《清昇平署志略》记述的一次“除夕承应”中就有许多内容，皇帝“每于卯初至各处佛堂拈香”，从早膳时就开始唱戏，“台上例演《昇平除岁》、《福寿迎年》等吉祥戏，午膳后演《金庭奏事》、《锡福通明》，晚膳后演《瞎子拜年》、《如愿迎新》，都是有吉祥含义的春节戏”。慈禧更是下令在大年初一大演特演，慈禧对戏曲是行家里手，她不满足于只看《瞎子拜年》之类的承应戏，除了昇平署太监戏班外，京城不少名伶也来献艺，剧目更加丰富。
清代将演戏列为朝廷仪典，其中乾隆朝与光绪朝是两个高潮。光绪朝演戏多，慈禧是重要原因。不过光绪也喜欢听戏，甚至会打鼓伴奏。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母子回京的第一个春节让昇平署演《膺受多福》戏，而且另赏“总管、首领、里外承差人等银一千三百五十九两”。在听戏方面，他们是舍得花银子的。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当年皇帝演戏的逸闻不少，其中称同治皇帝“所演则卑劣矣”，他喜欢在节日间演戏凑趣，但又不会演，在《打灶》只能演灶王爷来娱乐自己。灶王爷台词不多，同治在戏里摇头晃脑自取其乐。
宫中唱戏的太监往往比其他太监晋升得快，隆裕太后与慈禧一样喜欢听戏，对唱戏的太监倍加呵护，小德张即是一例。此人由唱武生荣升为总管太监。此外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假光绪案”就与宫中演戏有关，据《世载堂杂忆》记载，假光绪是一个叫崇福的伶人，他“幼入内廷演戏，故深知宫中之事”，而且“面貌颇类光绪”，至于假光绪身旁的太监则货真价实。该太监本一银库库丁，“因窃多物，被掌库觉，逃出宫中”，因白面无须，声似女音，与崇福勾结在一起招摇撞骗，被人们误以为是逃出瀛台的光绪皇帝。但最终在武汉被张之洞识破，两人双双被砍了头。晚清宫内演戏频繁，除春节外，帝后生日及一些宗教节日都要演戏，几乎天天不落。崇福经常进入内廷，举手投足都像光绪了。宫中听戏最乐的是慈禧，而宫女、百官难以从中感到快乐，因为他们只能站在殿堂的廊子下去听去看，尤其在春节期间，紫禁城内也天寒地冻，在这儿听戏可不是乐事。
事实上，无论是春节也好，戏曲也罢，我们都需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找到连接点，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传统节日才更能发挥文化凝聚力和象征力的作用，而戏曲也才能真正成为春节期间从国家到个体，从大家到小家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春节观看戏曲演出，组织参与体验各种戏曲文化活动，这一系列春节演剧习俗，不仅仅是百姓审美的诉求，对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来说，这更是其在民间生长孕育、繁荣发展的文化土壤，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让春节更有年味儿，让戏曲在当代生活中唤起我们更多的喜悦、认同，凝聚更多的情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