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瑞华，编辑：小市妹
对企业最高奖励5000万元！“中国最牛风投”合肥又对集成电路产业出手了！
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相当晚，却仅用不到10年，就从行业边缘蹿升至一线梯队。在最新的中国大陆城市集成电路竞争力座次表中，合肥市稳居第6位，将成都、西安、南京、苏州等甩在身后。
合肥，凭什么又一次豪赌成功？
【一】
今年一季度，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罕见下滑4.2%，而合肥1-4月的集成电路产值却保持59.5%的高速增长。
抗疫不停工，是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
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合肥就控制了疫情，全市无一区县封控，学校工厂没有出现停课停工。
而这个春天，合肥的长三角邻居都困在疫情里。上海足足停摆两个月，复工复产才刚提上日程；杭州，因零星新增确证病例，一些区域停工停课。
2022年5月12日，针对疫情防控，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不管中高风险还是疫区人员，欢迎随时光明正大地来。他还批评道：“层层加码看似履职尽责，实则是懒政怠政。”
这一暖心“抗疫”政策，也让合肥上了热搜榜。
但网友点赞的“合肥模式”，其实只看到了表面。
针对区域内重点企业，合肥成立了保供小组，让这些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经营。
在了解到长鑫存储、京东方、晶合集成等半导体企业供应链受阻、原材料短缺后，合肥开通了“大阪-仁川-合肥”联程货运航班，力保光刻胶、硅片等原材料的供应，还对上海口岸重点进口货物实行“先放后验”，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4月中旬，合肥显示器驱动芯片龙头企业晶合集成，本已面临“无米下锅”，在合肥的保供措施下最终成功“续命”。
无尘车间里，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在经过一道道复杂精密的工序后，芯片持续下线。
半导体产业是合肥近年的核心产业。早在2016年，“大练芯片”的热潮尚未席卷全国，合肥市政府就着手联合兆易创新，谋划成立专攻高难度DRAM存储芯片的合肥长鑫。2019年9月，这粒种子结出果实——长鑫率先宣布量产国产DDR4内存芯片，在“卡脖子”反击战中，放出了响亮一枪。
联发科技、长鑫存储、晶合集成、通富微电子……合肥已经完成了集成电路从研发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全产业链布局，是全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之一，也是集成电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这样的核心产业，合肥不可能不力保，也不能不力保。因为合肥半导体的背后，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周边蚌埠、芜湖、铜陵、池州、滁州这些城市，都受益于合肥半导体崛起的拉动，一起构成了安徽“一核一弧”半导体产业空间分布格局。
2021年，合肥集成电路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从业人员超过2.5万人，产值超过400亿元。
但在9年前，合肥半导体企业只有20多家，产业链产值约20亿左右。产业链完整度，产业地位更不能同日而语。
9年里，合肥发生了什么？
【二】
2018年4月15日，国内半导体领域的顶流，纷纷奔赴合肥市政府，参加其举办的“国家集成电路重大专项走进安徽”。
他们中，包括中芯国际、紫光集团、通富微电子负责人、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专家等。
在这场活动上，业内流传已久的合肥“506”项目，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合肥市政府与存储芯片第一股兆易创新合作、总投资超2200亿元的合肥长鑫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启动。
这是继京东方后，合肥的又一次大手笔投资。
但如果把这笔投资，简单理解成风口押注，那就小看了当地对于产业理解。从显示面板到芯片，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既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场关于配套升级的长远谋划。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合肥就依托轻工业基础，努力打造自己的白色家电产业，从仅仅依靠本土品牌荣事达和美菱，到吸引美的、格力、长虹等巨头入驻，最终在2011年家电产值超越青岛和顺德，成为全国白电之都。
但只扶持白电，似乎并不过瘾，也不能平衡风险。合肥政府显然希望能用更多的腿走路，调研、搜索、寻找下一个产业目标。
这个目标，在2004年被聚焦在了液晶显示屏上。
时任合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王厚亮，在走访时得知，家电企业迫切需要大尺寸的TFT-LCD液晶显示屏。
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合肥开始了与中国新型显示产业“一哥”京东方的招商谈判，希望能够引入其第6代TFT-LCD生产线。
2007年，合肥电视机产量虽然只有500万台。但长虹项目正在建设，海尔和荣事达也在扩产。京东方的6代面板线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风险几乎都可以消化。
更重要的是，京东方可以打开合肥家电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一旦成型，聚集效应不可估量。
因此在京东方招商时，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撂下了一句狠话——“砸锅卖铁，也要干成这事。”
半导体是个周期长、资金密集的行业，京东方第六代线项目总投资需要175亿，而合肥当年的财政收入才160亿。因此京东方的第一选择并非合肥，而是财大气粗的深圳。
在拿下京东方项目后，除了银行授信的85亿租金，合肥市政府还要填补90亿的空缺——市政府甚至因此暂缓了地铁项目。
最终，合肥市政府采取了市场化机制解决融资难题。2008年11月8日，京东方向5名合肥“国资系”战略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在市政府“背书”下，项目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最终募集到120亿元。这其中，合肥国资系只出资30亿元。也就是说，合肥市最后只花了30亿元，就撬动了这个175亿元的项目。
这最终成就日后的共赢。京东方的落户，解决了合肥当地家电企业每年500亿-700亿的显示屏采购问题，还带来了产业链上游的彩虹、住友化学、康宁、三利谱等100多家企业。
合肥招商京东方的案例，其实是一次典型的“政府主导配套式升级”。在完善现有产业链同时，逐步向高端爬升。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用市场眼光和市场机制对风险进行计算与化解。
遗憾的是，外界往往只注意到“看似不计后果的赌博”，却忽略了这当中的前瞻、筹算与市场化手段。
【三】
在解决了“面子”问题后，“里子”的问题凸显出来。作为合肥的支柱产业，家电、显示屏在寻求转型时，都面临一个问题——缺芯。
这成为了合肥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的由来。自然，它同样符合“产业配套”的打法。
2013年，合肥邀请十几位半导体行业专家、学者反复讨论、验证后，制定出台了《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提出把合肥打造成“中国硅谷”。
这甚至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4年）》，还要抢先一步。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地方冲破政策的案例并不鲜见，但以一地之力，先于国家进行高新产业规划，合肥政府的敏锐性却颇值得品味。
自此，大众眼中一路开挂的“合肥模式”，在合肥芯片产业开始上演。
依托操作京东方案例的经验，合肥找到了兆易创新，联手向被外资垄断的DRAM产业发起冲击。
长鑫一旦成功，将是合肥继京东方之后另一个产业地标。但打造这个产业地标，需要的投入则更加巨大——项目总投资超过2200亿元，第一期就要220亿，但合肥市政府出手承担了四分之三。
长鑫没有辜负合肥的厚望，5年时间，便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芯片0到1的突破，并随着第一座12英寸晶圆厂的投产，成为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DRAM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
龙头企业的集群效应下，联发科技、群联电子、兆易创新、君正科技等IC设计企业，富通微电子、新汇成等IC封测企业，纷纷落户合肥。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链，就此形成闭环。
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社会投资近4000亿元，其中，针对集成电路产业、规模300亿以上的基金，至少有3个。
安徽省省长王清宪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不活跃，实体经济就不活跃。”
这句话的背后，可能另有深意：不懂资本运作的政府，不是好投资人。
经历京东方经典一役后，合肥被冠上了“最强风投机构”的称号，也探索出一条“国资引导+产业基金跟进+资本市场撬动”的融资体系，以国资入股“背书”，带动社会资本服务招商引资，形成合力共同培育产业。
合肥国资入股的目的，是为了把产业做起来，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在和兆易创新商谈长鑫项目时，合肥市政府就承诺：长鑫要是成功了，合肥市的股权就由兆易收购。
在合肥，把企业“扶上马，送一程”的任务，被交给了合肥国资委旗下的三大投资平台。
在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建投）、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产投）、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兴泰）三大平台的牵头下，社会资本被源源不断地引入，成立相关产业基金。
因此，到京东方10.5代线项目的时候，就通过合肥产业引导基金芯屏基金，直接撬动了79.45亿元的社会资金。
而合肥长鑫迅猛崛起后，也引入了阿里巴巴、阳光人寿保险、中邮人寿保险等股东，撬动上百亿级资金。
【四】
2020年，合肥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2021年，GDP冲破1.1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19位，十年GDP累计涨幅213.83%，为全国第一。
在外界看来，京东方、蔚来汽车、合肥长鑫……合肥这些年的大手笔投资，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赌城”的外号。
不过，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却说：“合肥的发展不靠手气，靠手艺。”
他口中的“手艺”，显然指的是懂产业、懂技术、懂政策的专业人才，以及一整套科学、精密、市场化的决策机制。
在合肥引进一个重大项目，要走几步？
答案是，市政府先报给市人大财经委，经财经委审完后，再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之后是常委会。
这些部门里，有从政府出来、懂政策的老领导，也有从大学出来、懂技术的专家教授，还有来自金融/产业界、懂产业的人才。
跟合肥招商团队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合肥这座城市，懂产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合肥的懂，恐怕并不止于是“懂”一点。
中科大落户合肥的故事已在网上传遍，但合肥不光有中科大，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38所）、第四十三研究所（43所）、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
在时髦的说法中，合肥这座城市“科里科气”。在半导体领域科研实力雄厚。京东方到了合肥之后，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牵线引荐。
合肥还摸索出一套“打通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高校老师与政府干部“双向奔赴”，让高校老师走进政府部门挂职，把研究论文变成文件、对策变政策；政府干部走进高校跟班学习，梳理科研人员的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
合肥半导体协会会长、合肥国家“芯火”双创基地主任陈军宁，也是中科大特聘教授、安徽大学资深教授，他也参与制定了《合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
也有政府干部，花七年时间泡在高校，梳理科研成果，把自己炼成了专家。
政府干部变专家，专家参与决策，让合肥市政府对于产业认识更为宏观。他们曾经花了一年多时间，绘制产业链的“两图四表”，即全景图、分布图、总体情况表、重点企业汇总表、重点项目表、创新平台汇总表，并由一个链长负责一条产业链。
在合肥，芯片产业链的链长，正是市委书记虞爱华。
合肥走红之后，有许多城市的主政官员前往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在学习合肥时，官员们或许可以先听听美国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建议：
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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