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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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县城的形象有个特点就是“土”，很多时候代表了管理水平低。如果在网上查“全国最大的县城”，你会发现很多省会城市都神奇地名列其中，比如武汉、长沙、石家庄、济南、合肥，还有天津……
最离谱的居然有西安和南京这两个古城，我只能猜测是本地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更高的期望吧。
那在县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县城里的人，其实也分好几大类，这也是为何网上对县城的描述如此不同。
最标准的就是普通的原生居民家庭，这些家庭大多至少两代人都在县城居住。几十年下来认识的人非常多，长辈大多有稳定而又中等的收入。住房不是以前单位分的就是自建的。这些年可能搬入了商品房，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大部分县城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可是照样可以交易。
对于这些家庭有一个描述就是“三十岁就可以看完一辈子”。这些人并不对自己有太大的想法了。最多考虑的都是子女，这些父母大多没有受过很高教育也没有很大见识，对于孩子接触的新东西一般也不理解。
操心的就是升学就业结婚这三样。心目中如果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大城市自然最好。自己想办法砸锅卖铁给孩子凑首付。
如果不行就回老家考个公务员，那就可以算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了。考不了的就自己想尽办法给孩子弄个“正经”工作吃财政饭，然后赶快结婚生孩子自己帮着带。
比标准家庭低一些的，就是那种从乡镇或者村里来到县城的家庭。这种家庭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在县城定居，有的是父母出钱为孩子在县城买房。
这种家庭在县城中就比较边缘化，因为社会关系大多不在县城里。而县城的“关系”氛围又非常浓，外来者融入并不容易。长辈操心的事情大多也是孩子的上升，如果不能通过考试进入重点大学，回到老家考公也是最优解。
在县城里，这种外来家庭吃上“公家饭”是最快融入当地、提高地位的方式了。这种家庭在县城的生活就比较一般，很多人对于县城的负面印象大多源自于此。
县城另一个饱受吐槽的，是它的房价，这些年来伴随着大城市房价大涨，县城的房价也是水涨船高。很多经济比较不错的县城，房价可能和所在市的房价差别不大。
这就造成了很大一个问题，如果是乡镇或者农村家庭，在县城或地级市甚至省会差一些的地段，购房成本的差距没有太大差别。
去年抖音上有个小伙伴说他原本打算回县城。结果回去一看吓一跳，差不多的新房，他老家县城8000，所属市里不过一万。他们的省会属于弱二线，房价好的房子两万三万，但是一万多在偏一点地段也能买到。而且省会的工作机会比起县城多不少，他父母亲戚都是镇上的，去县城还是省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一来选择就很明确了，于是他在省会买了个比较偏的次新二手，打算骑驴找马以后置换。
按他说的“傻X才在那个破县城八千多买房子”。其实本来县城房子并不贵，但2016年前后他们县城搞新城大拆建，现金补偿使得很多人拿到大量现金。拿到钱的人也多选择置换新房，结果造成了一轮房价暴涨。
比标准家庭高的家庭，大多是较富裕的生意人和有一定职务的公务员家庭。这些人属于县城的精英家庭，不但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且拥有覆盖全县的社交圈子。这种家庭的生活就比较好了，基本可以用爽地飞起来形容。很多人回到县城，发现生活简单又美好，大多也是因为家庭条件在当地就属于比较优越的。
精英家庭一般都会追求孩子获得更好的生活，如果在大城市会尽量买房。要是回到县城，努力为孩子通过关系，弄到有编制的工作是第一选择。也就是考公务员，并为孩子在后续发展中提供全力支持。
这种家庭，才有所谓“县城只要大城市一半的收入就可以买买买”，“小镇青年更愿意消费”这些说法。
在2010年，北大博士冯红旗以在河南中部地区挂职的机会，写了博士论文，也就是著名的《中县干部》。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长时间的热议。其中重点讨论的就是干部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世袭”的情况。
在县城这种环境里，中县的情况很常见，县城因为缺乏活力和流动，各种职业的“世袭”非常普遍。很多店铺生意都是两代甚至几代人做，几十年连地方都没动过。而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工作，依靠上一代的关系和运作，起步就可以比没有背景的快。等到十几二十年后，有背景的职务也自然要高。
如果比精英家庭更好的条件，就是当地大企业的老板和领导班子成员了。这种家庭子女大多不会留在县城里，出国或者在一线城市才是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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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哪伙人最爱公务员，那无疑是县城人。
在县城上班和大城市有个很大区别，就是相对可以选择的不多。只有不多种类的工作，以至于在县城，很多人眼中只有两种工作：吃财政饭的和打工的。
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情况，就是之所以县城热衷考公，一大原因是县城中吃财政饭的人比例比较高。
我国现在的是“层层复制”，也就是说，中央的主要架构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套班子，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再往下就不复制了，如果继续复制，官僚体系会大到爆。而且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都向下复制，比如中央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
所以县城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公务员数量非常多。而这里又是附近地区的资源集中区，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医生老师这种事业编制也比较多。
所以在县城里，“吃公家饭”的人很多。一般一个数十万人的县，有编制的公务人员有两千人左右，其实这点人只是正规公务员人数。要加上参公人员和医院学校这种事业编的，可能就要超过6000。再加上数目不等的退休人员，工勤这种临时性人员。一个县财政养活的人数，很容易超过一万。
在这之外，银行、信用社、移动联通这类国有大企业，员工也被县城的人认为是有“正经”工作。
一万多人，相对于一个十几二十万人的县城，比例就不低了的。
甚至个别地方高到离谱，比如曾经引起热议的佛坪县。县城常住八千人，两千多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上班或者退休的。
当然这么多人也不都在县城，下面乡镇也有人吃财政饭。但是一般县城距离下面乡镇是很近的，这些人大多都在县城安家。加上县城人和人的距离更近，所以县城几乎每个人都有吃财政饭的亲戚朋友。
有接触才有比较，不论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工作环境和待遇比起县城大多数工作还是要优越的。这是县城追求考编的基础。
这也形成了中国绝大部分县城的一个特色，可能整个县里完全没有任何产业，只是通过财政给公务员花钱，公务员平时去吃饭消费，拉动了整个县城的经济。整个县城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围绕“财政”展开。
接着说说县城的工作收入。
这个各地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不过比大城市肯定是要低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地一对一比较，就是相同工作才有可比性。
大城市很多收入很高的工作，在县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很多人说老家的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啥工作，却收入很高，觉得应该不是啥正经事，而且大概率不会持久，劝你尽快回来考个编制。
总的来说，普通县城里多数人的平均收入在两三千之间。少量工作有收入高的，不过比例很少，不算在内。
而且县城的企业，很多都不太规范，各种金险的缴纳不规范。或者只交一两种或者缴纳基数按照最低标准来，甚至很多干脆就“折现”了。
这方面一比，吃财政饭的优势就更加显出来了。因为这些人的收入是按照级别定的，全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再加上吃财政饭，各种金险一般都是会交齐的，缴纳的比例还很高。
所以即使从经济角度看，考公在县城都是一个划算的事情。一般的县城，财政饭的收入比平均收入还是要高的。即使拿到的工资和吃财政饭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一些。如果把缴纳的金险算上，他实际上你的收入比他还是要少的。
至于有人说公务员升迁难，这个倒是确实，而且现在大家并不避讳“政治资源”一说，也就是说，咱俩都在一个单位干活，你有资源很快升上去了，大家也没啥说的，毕竟出了大学一两年就接受现实了。
整体而言，只要能力运气情商都正常在线，不捅娄子也不天降猛男，一般在这条路上最后都差不多。干二十年大多能熬到弄个科级（县城对科级干部喜欢提一级叫处长）。虽说很多只是待遇，没有实际权力，但是已经在县城的圈子里够用了，县城流动低，20年下来基本没有不认识的人，有点小事都多少帮得上一点忙了。
而医生教师之类也是这样，积累年资和经验做到主任医师和高级教师都不难。
有人说县城里的人对吃财政的人尊重，这更是合理。
面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以后的处长或主任医生，当然非常值得尊重。相比起来，一个过年才从大城市回来住几天，所谓“月入XX万”的白领，在县城里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觉得你那玩意不一定能持久，短时间赚得多有啥用？
再说了，讨好本地公务员和医生，说不定明天办事就能用得上了，你挣钱又不给他花，他干嘛重视你？
如果你像东哥回老家那样，成箱子给乡亲分钱，别说什么主任，就是亲爹也扔一边去了，大家肯定来巴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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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说县城的消费。一句话就是中国物流如此发达，全国东西价格都差不多的。
现在大宗商品是全国甚至全球统一价格了。县城需要的大量物资也多是外地运来的，所以东西价格和大城市基本没有大的差别。
县城相对低的是人工费和商铺租金，如果某样消费中这两样占大头，或者当地时令产品，这些相对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最明显的就是饮食类了，很多美食up主拍摄县城的食物，尝味道之前很多都感叹分量真足啊。弹幕也一波表示“馋哭了，这在XX至少XX起步”。
而产品如果是从外地来的，很多时候因为物流和转手，甚至还要更贵一些。
很多人说县城大多都相对封闭保守。这是真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小，老人比例相对大，传统产业的人多，体制内的人多。人们的接触面小，很多时候大城市的流行，在县城却无法流行起来。这也是人的意识一旦形成，想改变一下是非常难的。
所以县城里面娱乐大多比较传统，如果要去KTV唱歌找人很容易，如果打麻将打牌都不用找，喝酒更是能把你喝吐了。但是要是玩剧本杀的，那真的是为难当地人了。
相对缺乏流动，使得县城显得没有什么活力。从正面可以说是“恬静”，从反面可以说是“死寂”。
这里要说说县城的几个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比如说县城是人情社会，对于在大城市的社恐人，非常的不适应，节后返城对各种亲戚的吐槽是保留节目。比如县城里办事都喜欢找人，即使正常程序完全不会遇到问题的事情，也要找人。比如县城的人对“干部”有宗教式的向往，酒局作为县城的交际场，坐上手的一定是有职务的。如果有上级政府部门来的，本地干部即使职务等级相同也要坐下手。比如县城里的人都喜欢议论别人，一件事情很容易几天内就被所有人知道。
这一切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县城作为一个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域。很多事情并不能按照城市里那样一板一眼，实际要被传统乡土社会的习俗约束。但是传统习俗又不再能公开使用，很多就变成了潜规则。
潜规则的存在基础就是共识，很多时候要多数人认同方可。如果出现强硬不认可的人，潜规则要依靠多数人施压。
比如两个人打架伤了人，按照城市里说法“打输住院，打赢坐牢”。但是县城里面很多不是这样，只要没有打到刑事案的地步，就有转圜的余地。打人的家里亲友会被发动，通过各种渠道找被打的人亲友，想方设法让对方不主动追究，好把事情“平”下来。
其间各种拉锯博弈，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两家都认可的“有面子”的人从中说和。
打人的目的就是避免法律处理，被打者目的就是要精神物质两方面补偿。一般以打人方掏钱+登门道歉认错+各种保证为主，其间双方都要有人作为见证。事后也要散布出去，以此维护被打者的“面子”。
比如县城里面要拆迁遇到钉子户，如果按照法律，直接推土车推平，实际上哪里敢这么做？在县城里，首要是把钉子户情况统计出来，然后分别处理，其中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包干：发动钉子户亲友劝说，一家一家搞定。
曾经有个县城拆迁，一共冒出22个钉子户。书记认定了22个县里干部，每个人都和钉子户是三代之内的亲戚。你劝不通就不许来上班，工资奖金都给你停掉。以至于县税务局副局长抱着铺盖，搬到当了钉子户的小舅子家住，足足赖了五天，最后终于“做通了工作”。
县城里面，事件的处理，只要不是严重违法。很多都有潜规则的影子。所以人们对于事情，找人成了一种本能，不论什么都喜欢找人，动用潜规则试一下。
这样一套体系的运行，需要整个县城是个人情社会，任何两个人都要尽量容易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联系的要足够紧密，也就是人情网要够密够紧，遇到事情才能“兜”的住。所以县城里面热衷交际，热衷联系，这样自己才能和整个网紧密联系，如果遇到事情别人才帮你，潜规则才能对你开放。
《教父》开头的经典场面，殡仪馆老板来找老教父“主持公道”。老教父说你自从生意好了就不再和我来往，现在有事来找我，还和我提钱？要掏钱雇我帮你？
县城里很多人和事也是如此，对某个人的一种极低评价就是“平时不处人，有事找人帮忙，就大桌小桌摆出来了，结果一个来吃的都没有。”
而对干部的尊重也源于此，潜规则的运行，除了多数人认同，很重要的是发生事情，必须要有足够“面子”的人从中说和。首先这个人要有值得大家认可的身份，然后做事要公道，最好还要会说话能讲出道理让大家信服。
在县城的环境里面，最合适的自然是有干部身份的人了。特别是本地出身大家都认识，长期在当地担任一定职务（并不需要很高），说话做事有水平的人。
我在前面说了，县城里面吃公家饭的比例高，干部也多，比起有钱人，大家都比较认可这些人。干部工作稳定、收入比较高、受大家尊重，手里又有权力可以帮人，这使得县城里面对于“吃公家饭”如此向往。
有小伙伴可能会问，县城里有哪些发财机会。
其实在县城怎么成为富翁和大城市差不多，多数都是依靠运气、胆量、谋划实现的。
大城市有的东西，如果有利润，很快在县城里就会出现。如果你发现某个东西在老家县城没有出现，第一反应千万不要是要去填补“下层市场空白”，因为很可能是这东西不适合当地情况，特别是可能因为你不在当地才不知道的原因。贸然想当然的一下踩进去，很可能发现是个大坑。
而且县城的人还会奇怪“这么明显的大坑咋掉下去的，怕不是瞎啊”，真的是双重打击。
我亲眼见过的，就不限于在县城卖JK，卖手办，卖安德鲁貂，开卡游店，开逃脱密室等等。大多是热闹几天，然后因为没有足够客户，很快就垮了。不过县城一般都有大城市的“平替”，也就是廉价版本的各种东西，奶茶在大城市二三十一杯，县城里八块，只是里边既没有奶也没有茶，都是味精和糖的勾兑，大家依旧乐此不疲。
同时也有一些人，是依靠某些其他方式致富的。
比如搞垄断，有的是垄断某样产出，矿石、农产品、土特产任何一样都可以。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河北保定一个地方在河道违规卖沙子，一晚上能卖157万。
有的是垄断销售，比如每次打黑都能看到报道，黑恶势力在蔬菜批发市场搞垄断几种蔬菜销售，一个县的规模，每年就能获利上千万。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也是县城作为人情社会的结果，因为人和人的关系紧密，监管就会变松，只要不是有人存心闹大，一般就那样运转下去了。
不过现在很多县城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特别是最近二十年，随着全国城市化率提高。县城的年轻人流出非常多，很多人到了更大城市生活。伴随一个定居大城市的年轻人，县城里可能这一家几代人积累的资金都会被带到大城市。这也是大城市房价大涨的一大基础。
而人是一切的基础，虽说县下面乡镇和村也有人到县城生活。但是这种全国性流动不是平均的，于是一个问题就显得很尖锐：部分县城的空心化。
原本县城设立，基础是古代商品和人的流动慢，每隔一段距离，自然会形成一个中转站。但是随着现在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每隔百里左右一个县级政府，很多时候显得不必要。所以这些年来，很多县级行政区划消失了。大多数是靠近大城市的下辖县，因为城市扩张，变县成区；少数是有些人口和辖区太小的县，与大县合并。
在此之外，很多经济发展一般的县城，在最近十几年中，财政上有个大问题。
很多小伙伴可能知道，分税之后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权责不均，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各地的财政。全中国除了几个发达省份，财政收入都比中央的转移支付还要低。
相对的很多县的财政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国家的转移支付，到了省里大多都优先发展省会和重点城市，分到县里的资金，一般只够保证政府的日常运转。如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更多资金。
但是大多数县的资金是不足的，没有资金就无法发展，不发展经济就没有更多的财政收入。这就成了个循环。
于是很多县政府在这些年里，大量地发行了地方债。因为行政级别低，县城发行债券的数量有限，于是县城通过各种投资公司筹款。
这些钱利息比普通的债券高很多，我曾经见过最高年化17%的债券，项目说明是中部一个县城投改造当地设施，如此夸张的利息，后来果然延期了。
整体而言，只有一小部分县城发展了起来，走上了正循环。很多县城花了大量的钱，最后只是把城建搞上去了，自身产业却没有发展。钱花了没有产生效益，最后等于被白白浪费掉了。甚至资金不足，没有完工留下一堆烂尾工程。
但是借的钱要还的，这使很多县的财政非常紧张，甚至全年财政收入连借款利息都不够。这几年因为地方债到期无法偿还，时不时有暴雷的新闻，将来也是个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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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有种感受，我国的剧烈城市化这两年开始明显减慢了，尤其是疫情之后，可能更多的人重新思考人生和社会，对大城市可能没那么憧憬了，甚至有不少人带着一、二线的积蓄回县城待着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而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让太多的学历不占优势的小镇青年大概率得回县城去。这样一来一回，今后可能会倾向于稳定，整个社会格局也慢慢定下来。
财富总量上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
生活质量方面差距却不会太大。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有感触，小地方跟大城市的生活差距并不大，基本上大城市用啥，他们也用啥，可能差别是你用大品牌，他们使用质量可靠，价格便宜，没有品牌的同质化产品。我回去老家就有个感触，北京有啥，那边就有啥，不过都是低配版本。
不过成熟社会就这样，给每个人一个合适的生态位，既可以去大城市拼一把，也可以去县城里过稳定的生活，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心态调整好，每个人都能过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