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是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在人口、疆域、农田、军事、资源和地理位置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不像东吴和蜀汉，一个只有长江天险，一个只有险隘地利。曹魏爱人妻的风气和传闻，是从曹操这传出来的。曹操一生娶了15位妻妾，只有2位新妇，其他13位全是收纳过来的寡妇。曹操可不是娶来就算，还雨露均沾，这些妻妾都曾为曹操生过孩子，为曹氏开枝散叶。
曹操一生戎马，每一次大小战役胜利后，曹操都会将败军之将的妻女分配给有功之臣。这样做的表面目的是激励将士建功立业，鼓舞士气，实际上曹操却有其他打算：让社会包容寡妇，不让寡妇受歧视，方便她们改嫁再嫁。
在战乱年代，男子战死沙场，守寡的女子太多，若不处理好这一问题，社会不安定，人口难以得以大幅度增长，国力怎能强盛？国家上层人物以身作则，娶寡妇为妻，下面的底层民众有什么好拒绝呢？由此曹魏社会风尚一转。
其实汉代的婚姻关系远没有隋唐五代之后的“三纲五常”要求的那样严苛，妇女改嫁与再嫁很平常，不过这种情况在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强秦靠的是法家，富汉也是儒表法里，盛唐则是盛行佛道。在儒家的固化的礼法还没有形成宗教仪式之前，中国人的男女之大防还是比较宽容的。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沛，置酒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袁盎于旁作陪。夏侯惇在出出任陈留太守后，与官属及妇人一起饮酒作乐。成都市郊和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也生动展现了这样的场面。
在后人看来，汉代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确乎已超过了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之限，但在当时，这却没有非议。
男女之间交际的密切，还有对于“贞节”观念的淡薄，很自然的造成一种对改嫁、再嫁习以为常、甚或同情的态度。《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景帝皇后先嫁金王孙时生的女儿），乃“急车驾自往迎之”，毫不因此感到羞惭。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对于女子的改嫁和再嫁是认可的，从而使得改嫁与再嫁行为有了重要的保障。如果与汉代以后的一些朝代进行纵向比较，汉代人不重“贞节”，允许女子的改嫁和再嫁则可以看的更为清晰。
在西汉前期，并不提倡女子“从一而终”。封建正统思想家也只是论述“男尊女卑”的命题，并没有对女子的“贞节”进行阐发。当时，虽然出现了“贞”的字眼，但涵义却与其后的“贞”却有所不同。它仅仅是要求女子在丈夫死后能依礼守丧，并非规定寡妇不得改嫁他人。
西汉时期褒扬“贞妇顺女”的第一个诏令是宣帝神爵四年颁行的。这时，距汉朝建立已有一百多年了。虽然宣帝只是笼统提出，没有用更明显的溢美词句加以彰扬，但无疑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影响。
到了东汉时期，妇女恪守“贞节”进一步受到重视。封建皇帝颁布的褒扬贞妇诏令的次数较西汉多的多。被影响的地区范围，也超过了西汉。在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上，节妇与孝妇的题材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上,就有“齐继母”、“京师节女”、“钟离春”、“楚昭贞妻”等“贞贤”之妇的形象。
这和东汉时期儒家盛行的社会风气有关。直到如今，还有很有学者称东汉是中国历代以来风化最美的时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尊卑有序、王道乐土，妇女也就失去了西汉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逐渐变成了男人们的附属财物一般的事物。
这种风气在东汉末年形成了很大的社会风潮，正统文人学者不支持寡妇再嫁，这对于瘟疫横行，生民百一的汉末天下存在极大的社会问题。曹操成为了北方的统治者后，他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了王道乐土，让老百姓有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安居之所。
可是，仅仅是安居还不够，社会上兵丁短少，寡妇遍地，如果不能扭转社会趋势，曹魏国家如何才能夯实国家根基，进而统一天下呢？
曹操师从法家，自然不会对儒家所推崇的“守节”很是在意。他做事做人务求实效，不慕虚名。所以，他的很多都有很强的功利主义思想存在。
曹操的这个做法，自上而下，把东汉以来渐渐成势的儒家思想给破除了，后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也都没有形成儒家主导的社会文化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虽然每每降低不少，但是对于改嫁的舆论还是相对比较宽容的。这可能是曹操在当初无意之间给妇女同志们争取的一些权益吧。
当然，曹操本人的好女色、喜征服等，也可能是他个人的癖好。就像二百多年后，他的一个崇拜者高欢，也是对人妻有着异常的热情。这可能与一些心理问题有关，就不在这里多做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