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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现象”指那些即将退休，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位之机捞一把的现象。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在60岁，但在正式退休前需要提前退位，或离岗退养、或当调研员，一旦与权力脱钩，便再无机会，但不管是谁的天下，只要有了钱，日子都好过。便在退休前，丢掉了党性原则，不该拿的拿了，不该要的要了，开了口，伸了手。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捞起来还有些瞻前顾后，把不义之财东塞西藏，装穷不露。这种现象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有政治、经济、以及娱乐。现已逐步蔓延为“新59岁现象”，即“恋岗症”；以及年轻化，即一些较年轻的领导干部滥用或私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利。
“59岁现象”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政治、经济、娱乐等青春饭领域较为明显。
一是补偿心理。政治上已经到头，转而追求经济利益，趁在位有权之际在经济上捞一把，为自己留下后路，补偿经济上的落差，填补政治上的失落。原锡山机电公司经理钱剑清因贪污、挪用公款站在了被告席上，他在反省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时说：“我已经是一个56岁的人了，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发展。在经委，那些亏损几千万的公司经理收入到不少，我公司效益最好，自己作为经理理所当然捞点实惠，也不为过。”
二是攀比心理。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看到过去的同学、同事，通过各种途径都富了起来，论能力比他们强、论职位比他们高，可钱比他们少，自己觉得太寒酸，就趁在位之际捞一点。如无锡华源动力公司供应科长赵海华，每次在交待问题后似乎都很委屈地表白：“你们可以到我公司去问问，我的‘吃性’哪算是最重的?”
三是平衡心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意味着失去权势，失去由此带来的种种优势，无权无势不能再无钱，他人捞没事，我捞一点也不会有事，趁有人“买帐”时能捞一点是一点，以求得心理平衡。原工行锡山支行63岁的副行长朱宝根、62岁的副行长藏林茂，两人都是追悔莫及，谈到教训时深有同感：“前几年，企业融资、贷款审批，权利大、制度松，看到别人都在借机捞取好处，自己快要退位，便也忍不住‘同流合污’捞取不义之财。”
在政治领域里的“59岁现象”又称“最后捞一把”现象，是指领导干部在即将离退休前夕，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心态的作祟：首先，存在着“权力即是金钱”的心理；其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次，一层侥幸心理。即：只要屁股擦干净，退休后就基本上不会出事。
2014年《法治蓝皮书》指出，2013年我国完善和创新反腐败制度成效明显。根据中纪委公开的2013年查处的案件情况，蓝皮书指出，当前腐败案件呈现的一大特点和规律是“59岁现象”依然显著。
经济领域的“59岁现象”则主要是描述一些国有企业企业家甚至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退休前一反几十年守法努力工作的常态，为自己大谋私利，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
出现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家腐化变质，退休前利用职权大捞一把。但实质上是由现阶段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机制的特点决定的。企业家控制权机制是以“继续工作权”或“更大的继续工作权”作为对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回报，而“控制权回报”可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权力需要和享受职位消费，给企业家带来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等。
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家的控制权几乎是很少受到约束的，“控制权回报”给企业家的满足是巨大的和全方位的。然而，这种巨大的全方位的需要满足是和控制权完全“绑”在一起，只要拥有控制权，就可直接利用职位满足各种物质，精神需要，“一旦拥有（控制权），无所不有”；与之相对应，如果失去控制权，各种需要满足顷刻化为乌有，“一旦失去（控制权），一无所有”。因此，退休前后企业家需要满足程度的巨大反差使得企业家在失去控制权之前铤而走险，大量侵吞国有资产。
而在娱乐领域的则主要集中在绿荫场上，即由于赞助商的撤离、年龄老化等因素导致的教练、球员失业或者减薪、降级等，使得球员、教练的思想迅速成为59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