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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确定的某种权利预定的存续期间，该期间届满，则权利当然消灭，故又称为权利预定存续期间，即预定期间。其与诉讼时效存在相似之处，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必须严格区别两者的界限。
在民法理论中，根据民事权利作用的不同，通常将民事权利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除斥期间仅适用于形成权。形成权概念的建立，是法学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它由德国学者赛克尔(SeckeD于1903年正式指出。所谓形成权，依其发展至目前通说上的见解，是指权利人依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如追认权、解除权、撤销权、抵销权等。各国民法对许多形成权均设有预定期间的限制，一经届满，这些形成权即告消灭。但并非所有形成权都设有除斥期间限制，法律对形成权是否设定除斥期间以及期间的长短，通常以立法上的利益衡量而定。
除斥期间可以分为法定除斥期间和约定除斥期间。前者由法律直接规定，后者允许当事人根据法律自行约定。甚至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由一方向对方单方提出一合理期限。例如，我国《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一规定明确了合同解除可以由法律规定除斥期间，也可以由当事人直接约定除斥期间，并允许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未约定期限时由对方催告确定合理期间。
除斥期间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它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存续期间。除斥期间都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期限不可能是当事人约定的。
第二、除斥期间是权利的存续期间，在该期限内权利才能存在。法律规定除斥期间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即使行使权利。如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1年，超过该期限权利将会丧失。
第三、除斥期间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形成权。因为形成权将会根据一方的意志而发生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效果，期限的限制对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法律一般以除斥期间对之加以限制，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该形成权。
第四、除斥期间届满后，法院可以主动依职权来确定该期间届满的效果。由于除斥期间作为形成权的存续期间，其完成的法律后果就是使形成权绝对、当然、确定地消灭。
所以在一方主张形成权以后，不论另一方是否就此种权利的存在提出了抗辩，法院都应当对该权利存在与否加以审查，这就必然涉及该权利是否因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的问题。
民法规定权利行使或存续的期间，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然而，仅有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尚不足以达到此项目的，因为诉讼时效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民事权利，而仅适用于请求权。而在某些场合，如合同解除权或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若对此类权利的行使不设置时间上的限制，民事法律关系将处于无限期的不确定状态。因此，各国民事立法，包括我国立法，在诉讼时效期间之外还规定了除斥期间，也就是对某些权利规定一个不变的存续期间，只要时间届满，不问其事由如何，该项权利即告消灭。这种时间上的限制的制度价值在于，尽快消除因形成权带给当事人法律利益的不确定状态，稳定彼此的法律关系。由于除斥期间通常采用个别的规定方式，因此，在不同的场合，除斥期间又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作用。
例如，在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中，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在一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及时纠正意思表示的瑕疵，否则，除斥期间经过，撤销权即归消灭，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因而成为完全有效的民事行为。又如，在赠与合同订立后，赠与人在一定期间内享有撤销权，逾期不行使的，其撤销权即归于消灭。再如，在无权代理合同中，无权代理行为的相对人在被代理人对无权代理行为作出追认之前，可以催促被代理人在一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追认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仅仅被动地等待追认占除斥期间的设定，完善了民法上关于时间期间的规定。
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都是以一定事实状态的存在和一定期间的经过为条件而发生的一定的法律后果，都属于法律事件。其目的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但二者又存在诸多不同，只有认识两者的区别，才能更好地认识除斥期间的性质。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立法精神不同。除斥期间制度的目的，是为维持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而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却是维护与原法律关系相对立的新的社会关系。例如，甲出卖财产给乙，甲在诉讼时效期间未行使其主张价款的权利，因时效期间届满乙得拒绝给付，以继续维持甲未行使其权利而形成的新秩序。
(二)适用客体不同。除斥期间的客体一般为形成权。但并非所有的形成权民法都设定除斥期间。有的形成权根本无行使期间的限制，如共有物分割权，通说认为其系形成权，共有人任何时候提出分割共有财产的要求，均受法律的保护。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但也不是一切请求权均应适用诉讼时效。通常认为，债权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中财产返还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中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所有权确认请求权等则不应适用诉讼时效。④
(三)期间性质不同。除斥期间规定权利存续的固定时间属不变期间，除法律有特殊规定者外，不能中止、中断和延长，骨且期间较短，以早日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为目的。诉讼时效为可变期间，可以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且期间较长。
(四)期间计算不同。因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请求权的范围十分广泛且具有共同特征，因此，各国民法均在法律上作出了总括性的规定。而除斥期间是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形成权设置的时间限制，因此缺乏共通的基础，立法只能针对具体情况分别规定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这种起算时间往往存在差异。在法律未规定或当事人未约定除斥期间的起算点的情况下，学理认为，应自权利发生之日起算。
(五)法律效力不同。除斥期间届满，实体权利本身当然消灭。而诉讼时效的效力，尽管各国民事立法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国家采诉权消灭主义或抗辩权发生主义。我国《民法通则》采用诉权消灭主义，这些不同立法例的共同点是，诉讼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本身并不因此而消灭，对于已经完成的时效利益，可以抛弃。如《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抛弃时效利益的行为，可视为权利人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创设了新的权利。而除斥期间届满，权利人不仅丧失了实体权利，还意味着可以创设某种权利。
(六)条文表述不同。关于诉讼时效的立法，各国一般都在条文中表述“诉讼时效”的字样，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而有关除斥期间的规定，虽然法律条文中无明确表述“除斥期间”的字样，但这些条文常常使用“逾期撤销权消灭”、“作为自愿放弃权益”、“视为放弃”等字样，可以理解为法律仅规定权利存续的期间，即为除斥期间。
我国民事立法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主要有：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撤销或可变更民事行为的撤销或变更权，自行为成立之日超过1年而消灭。对此问题，《合同法》第55条规定，对可撤销合同，具体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二者的文字表述存在明显的不同。笔者认为，由于《民法通则意见》是针对一般民事行为的撤销所作的规定，而《合同法》第55条是针对民事行为中的合同行为所作的特殊规定，《合同法》作为特别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意见》的适用几。
(2)《合同法》第47条第2款规定的相对人催告后法定代理人追认权行使的1个月期限。
(3)《合同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的相对人催告后被代理人追认权行使的1个月期限。
(4)《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债权人对侵害行为行使撤销权的1年和5年期限。
(5)《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其中，法律规定的期限，为法定除斥期间，当事人约定的期限，为约定除斥期间。
(6)《合同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的债权人领取提存物权利的5年期限。
(7)《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规定买受人对买卖标的物异议权行使的2年期限。
(8)《合同法》第192条规定的赠与人撤销权行使的1年期限。
(9)《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规定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撤销权行使的0个月期限。
(10)《继承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受遗赠人接受遗赠权利行使的2个月期限。(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千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的，房屋典权关系中出典人回赎权行使的10年或30年的期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