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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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拥有普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他是该学校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1986年该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因公共选择理论获奖。
史密斯因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贡献而获得今年的另一半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建立了用于经验经济分析尤其是可变换市场机制的工具——实验室测试方法。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
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
1948年哈佛大学的张伯伦教授在课堂上通过对被实验者(学生)指定价值和成本参数,建立需求与供给曲线,进行对市场机制的检验,但他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产生的开端。应该说实验经济学的产生是与博弈论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数学家与心理学家对处于雏形的博弈论进行实验。
几年后作为研究生的弗农·史密斯对张伯伦的实验方法有所涉及,以后当他在普度大学任教时开始进行应用尝试和改进,这种被称为“双向式拍卖”的集中式市场机制,较好地接近于用于现代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交易体制。
弗农·史密斯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是1962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奠定其实验经济学开创者的地位。
1971年史密斯与同事和好友一同钓鱼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他们认识到实验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学,而且还可应用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验经济学方法仍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曾引发一场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论战的核心是有关优化和均衡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参与者有肯尼思·阿罗、丹尼尔·卡纳曼、查尔斯·普劳特、赫伯特·西蒙、理查德·泰勒、理查德·泽克豪泽等人。
实验经济学所涉及的实验设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来支持或反驳经济模型和理论的预测能力。这些实验也已经被用来与博弈论的方法(即纳什均衡)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决策者(实验中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说博弈论表明纳什均衡对于自愿贡献的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方案是等待“搭便车”,因此不要为公共物品进行奉献。而实验经济学家则允许经济学家判定这一均衡是否与人类行为相一致,最后经济实验还被设计成能够测试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假定的方法。参与研究的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个经济模型或博弈模型,并且利用见习船员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来设计一个实验。这些实验结果将要进行分析,通常采用统计方法,并且要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或假定)进行比较。
史密斯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他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方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他揭示了替代性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他还是“风洞实验”理论研究的先驱。因此,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把实验方法作为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必需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79年,史密斯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
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由于社会经济行为十分复杂,仅凭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评估它们的效果,因此这种实验方法很有用。”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
弗农·史密斯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发现,仅仅依靠实际数据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也很难准确描述什么原因导致理论失效。而在可控的实验室条件下,模仿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行为和其他形式的相互影响的方法能有效地揭示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发展出一系列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所以,史密斯不仅对该领域早期的崛起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直至今日都是最重要的人物。
他最重要的成果是针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证明了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他也在竞争性市场均衡性质的创新实验、不同的拍卖形式的检验和设计诱导价值方法等问题上奠定了基础。当他还在哈佛大学求学之时,师从著名经济学者张伯伦,就沿着导师的方向为描述竞争性市场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从而验证了竞争均衡价格理论的正确性。在与普鲁特的合作中证明了市场的制度确实对竞争价格的确定起作用,他们的实验方法第一次实现了“维持市场环境不变,只改变市场制度”的条件,这是在任何现实的观测中都做不到的。1960年代,拍卖理论在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中发展迅猛,史密斯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的实验方法,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1976年,他发展出日后成为实验经济学标准工具的“导出价值方法”,同时,他还率先引进“风洞测试法”,使得诸如选择性市场设计这类新的尝试在投入实际操作之前能在实验室中先行实施。
2002年10月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和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心理分析应用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卡纳曼,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与范畴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阈,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与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经济分析的对象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心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
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如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渗透和融合。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布尔评论说,“现在,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实验室里应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卡纳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虽然实验方法并不可能取代实地观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劳特所指出的那样:“应用于实地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必须包括许多对假设、参数和行为的判断。在实验室研究的简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评估这些判断之重要性的数据,经济学是少数几个幸运的学科之一,可以同时在实地现场和实验室加以分析研究。”
值得强调的是,实验经济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经济学本身,其基本方法已经被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借鉴,比如政治学家广泛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国际关系、竞选与选举、委员会与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决策等。越来越多借鉴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文献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管理学期刊》、《法律研究期刊》和《心理学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
史密斯是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安德森年度顾问教授、1995年度亚当斯密奖获得者,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经济科学协会会长、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私有企业教育协会会长,兼任《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风险与不确定性》期刊、《经济理论》、《经济设计》、《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期刊、《科学》和《加图》期刊编辑。《华盛顿邮报》曾将弗农史密斯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史密斯是乔治·梅森大学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该校的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因公共选择理论而获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史密斯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说,“当年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教科书是错的,而学生们是对的。”早在他开始发展经济分析的实验方法时,许多经济学家不明白他为何那样做,“经济学家不做实验,只有他在做”。史密斯计划把约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他1997年创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国际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