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度(Monetary Policy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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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透明度泛指货币政策的公开程度,中央银行公开与政策有关的私人信息,可以减轻它与公众之间的货币政策信息不对称。目前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在1999年IMF“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最佳作法准则”(试行)中,透明度指的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框架、执行机构、经济背景,以及政策决策和决策逻辑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及时公布。Kuttner和Posen(2000)则认为,央行的透明度应表现为:1)宣布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值;2)发布通胀报告以解释货币政策变化造成的预期影响;3)预测通胀并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4)对过去的政策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而Geraats(2002)认为,透明度应分为五个方面:政治透明、经济透明、过程透明、政策透明和操作透明。其中,政治透明是指货币政策目标公开;经济透明是指货币政策所使用的经济信息透明,包括经济数据、政策模型和央行预测等;过程透明指货币政策决策过程透明,包括明确的货币规则、货币政策策略以及公布有关会议的记录、投票结果等;政策透明指要及时宣布和解释政策决策以及未来的政策行为倾向等;操作透明指货币政策的执行行为,包括如何控制操作工具和政策目标实施中的误差等。可见,大多数文献都没给货币政策透明度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隐含的将它与信息对称或确定性相对应。央行和公众面临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一种不确定性直接源于中央银行的私人信息,另一种不确定性则由央行私人信息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如央行和公众在信息理解上的不确定性。如果立足于货币政策交流,则透明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透明度是将透明度基本视同为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数量和准确度,其中包含了完全理性、有限不确定性、同质信息、共同知识与无摩擦交流这些标准假定,它是文献的标准模型及大量政策讨论所持的透明度观。狭义透明度观所考察的透明度重点是中央银行在其偏好、所使用的(经济)模型、对经济冲击的了解情况、决策过程以及政策决策的执行等方面的信息公开状况。
将透明度视为纯粹的信息披露是一种狭义的定义。广义的透明度有4个属性:公开(openness)、清晰(clarity)、诚实(honesty)与共同理解(commonunderstanding)(Winkler,2000)。“公开”指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和准确性,数量和准确性本身还不足以达到透明度。“清晰”指对信息的提示、介绍、解释及说明的程度。交流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真正理解,为了能理解,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组织、压缩、简化。在信息加工活动中,过滤、消化、吸收信息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应在边际上达到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信息使用的效率。清晰度的最优水平因经济主体和决策问题不同而异。“共同理解”是就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而言的,指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对信息编码、解码所通用的解释方法共享的程度,它既是交流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又是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最终目的所在。“诚实”指在货币政策推理、分析上所使用的内部框架与用作外部交流的公开版本的一致程度。交流的两面性意味着,不仅信息的接收者和发送者在理解中会出现裂痕,而且,发送者出于策略性考虑,可能故意扭曲信息编码。所以,对透明度来说,诚实性这一点也极为重要。总之,广义透明度强调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除了需要保证充分完全外,还要做到及时、准确、简明易懂、诚实,这些要求对透明度来说也关系重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透明制度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三件大事改变了人们的货币政策理念,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经过诸多挫折后必然之举。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商品货币本位的范畴,这使得价格体系相对稳定,从而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由于中央银行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该体系崩溃后,纸币本位制确立,失去了固定汇率制下的价格的稳定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及治理原则为金融市场及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济因而蒙受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之苦。于是,人们看到了“名义锚”(nom-inalanchor)的价值,认为货币政策框架必须保证经济具备名义锚,才能将经济的多重均衡价格路径稳定在一个明确的水准上,以消除当价格不稳定时因价格交错调整而产生的相对价格分散这种无效率(张萌等,2004)。在某种意义上,透明度可以满足经济的名义锚需要,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增强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稳住私人部门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货币政策隐秘性失去了货币经济条件,信用货币制度代替金本位制改变了经济的价格调整机制,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加大对货币政策目标、治理原则、传导机制等方面信息的披露。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严重的通货膨胀,即物价水平以10%以上的年率上升,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
“大通货膨胀”使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在此受到质疑,政府决策者也开始认识到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效。但是长期来看,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的解释,社会公众会逐步认识到按照原有工资水平,生活条件下降,要求提高工资,则原先成本下降的优势消失,经济发展水平回归到原水平,最终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失效,仅体现为价格的调整,因此一些中央银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如今,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其首要目标都是价格稳定。许多国家采取了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这种框架被阐述为“受约束的相机政策”(张屹山等,2007)。同时许多学者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性(程均丽等,2005)。在这种体制下,不仅政策目标清晰明了,而且中央银行定期公布通货膨胀预测报告及相关分析,向公众解释它对货币状况的评估及所采取的政策举措。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有益于政策制定者较少地着眼于暂时性的或短期的经济演变,而采取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方针,从而减弱了政策利率的短期波动。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一些国家的政策不够透明,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类承曜,2007)。提高透明度便成为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此,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建立透明度良好的行为准则和国际标准,并积极推动这些准则和标准的实施和执行。1999年9月,IMF总裁临时委员会颁发了总的政策透明度准则,其中货币金融方面是“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简称IMF准则),至此,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价值得到了一致认同。现在普遍认为,构成中央银行有效性的关键要素是其独立性、可信性、透明度与责任心,也就是说,独立的、透明的、负责的与可信的中央银行能够实现更好的、全面的政策效果。过去十年左右,中央银行操作框架的重大变革带来的效果也证实了这点,无论是工业经济体、转型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都进行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责任心的制度改革,而且还通过清晰地公开阐述工具、方法和目标来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况且,经济的国际化促使金融的国际化,货币政策操作不再是某一国中央银行自己的事情,需要各国中央银行联合行动,这本身也要求各国货币政策的公开。
由于三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触动了货币政策隐秘性的基础,对透明度提出了要求,从而促使货币政策透明度成为一种趋势。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兴起，不仅是市场经济实践的要求，也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以下几种理论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预期是对未来情况的估计。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作出决策之前，都会对其决策的未来结果进行预期，这种预期最终会影响到宏观政策的效果。“理性预期”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提出。1961年他在《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认为人们在对未来进行预期时，不仅依靠过去的经验，而且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由此所作出的预期才是合理的。此后，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在连续发表的论文中把理性预期应用于稳定经济政策的讨论，研究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正式形成了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在作出决策之前，总是根据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因为经济主体无法确知未来，所以只能将其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之上。既然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众对该政策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导到公众那里，那么货币政策就会对公众的预期产生影响。过去，需求管理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公开宣布货币政策变化的信息，导致中央银行的意图难以被公众所掌握。根据理性预期理论，当公众得知中央银行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时，会采取相应的防御性措施，从而抵消政策的作用。但当中央银行致力于消除通货膨胀的时候，公众如果事先得到相关的政策信息并采取应对的措施，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央银行在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如果提高政策透明度，向公众告知实情，事先详细披露政策信息，那么预料中的货币政策则更有利于稳定经济，能以较低的代价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交易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商品交易的卖方掌握着比买方更多的信息；企业经理和董事长比股民更了解本企业的状况；借款者比贷款者更了解自己的还贷能力，投保健康险的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等。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有足够的共享信息。
如果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就有可能限制市场功能的发挥。
信息不对称概念产生于微观经济学领域，但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宏观经济领域。例如，宏观经济调控者所掌握的信息与相对应的被调控者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前者占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优于后者，并因而导致公众对宏观经济调控者的政策不信任和不配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调控者与被调控者能够更多地共享决策信息，即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因此，公开宏观经济决策信息，就成为解决调控者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货币政策，人们发现，中央银行在当前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比公众更具有信息优势，这种非对称信息给公众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会使调控主体与被调控对象处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与有效性。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政策决策部门的中央银行及时有效地披露信息，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公众的疑虑和预测误差，使双方走向合作博弈，使货币政策效率提高，社会福利得到改善。
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是由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最早提出的。1977年，在他们合作的论文《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不一致性》中，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所谓“动态不一致性”，是指在t时按最优原则制定的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而这项政策在t+n时已经不再是最优选择了。在初始阶段，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零通货膨胀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因此， 为了影响公众预期，政策制定者会许诺将实行零通货膨胀。但是，当公众预期形成后，零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最优的决策了。
为了获得非预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刺激作用，政策制定者会实行正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会这样做，因而这样的许诺是不可信的。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货币政策问题时，通常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节对象的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实际上，货币政策行为及效应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节对象在主、客观条件制约下进行的一种博弈行为。具有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公众不会被欺骗，最后结果必然是被预期到的或更高的通货膨胀，而对真实产出和就业却无实际影响。
自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提出后，许多学者分析了约束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降低动态不一致性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偏差的种种办法，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这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和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政府不干预中央银行的具体操作。以往的实践表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时，在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下，其货币政策决策具有通货膨胀偏好，经常会以牺牲物价稳定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缺乏承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在一个较长时期把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诚信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而中央银行要在公众中建立起信誉，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与评价。公众需要获取大量充足的信息来评估与监督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而这则以中央银行政策决策信息的详细披露为前提。
上述几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透明度的问题，对中央银行放弃过去所崇尚的隐蔽性货币政策而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起到了重要理论支撑作用。
经济状况决定着货币政策的选择，中央银行在经济状况方面占有信息知情优势和时间优势。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其机构和地位具有特殊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了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中央银行披露诸如政策目标、策略、决策过程以及关于经济波动的相关信息，将会帮助市场交易者更好地预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以及可能对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的影响。这些信息的披露产生一种公告效应，公众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下，调整预期，避免决策失误，并采取相应对策，从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
通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影响，独立选择政策目标的能力越强，控制政策工具的程度越大，那么其独立于政治的程度就越高。换句话说，独立的中央银行既能控制货币政策的工具又可以控制货币政策的目标。根据货币学派理论，由于货币乘数的相对稳定性，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的量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主要因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健，而“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于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就会对货币供给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强弱与通货膨胀率高低之间存在着联系。麦卡勒姆（McCallum，1995）认为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安排明确中央银行和政府双方的责任，公众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行为并进行监督，这就增加了政府在失业率较高时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约束力，使中央银行能更有效地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因此，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透明度，不仅使得中央银行的决策活动受到公众的监督，也使政策对中央银行的干预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下，从而可以限制政府通过不透明的政治运作干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根据康索纳莉观点，通货膨胀不只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安排，还取决于各种随机干扰因素，因此，直接观察到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只是揭示了这两方面的净效应。如果私人部门不能有效区分两类通货膨胀因素，会怀疑中央银行的政策以及其发表言论的真实性。在透明度下，中央银行的任何背离行为都会立刻暴露，私人部门或公众能够看清，无须再去验证信息的真伪。因此，在透明度下，中央银行会关心自己的声誉，产生的这种信息激励效应和声誉约束，会使央行奉行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适度最优的货币政策。这样，央行政策的随意性就会减少，从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科学性。不仅如此，透明度还会放大声誉效应，透明度越大，声誉贬损越大，通货膨胀政策的成本也越大。
实践中，由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导致了政策的可信性问题。所谓动态不一致是指一项政策在t 时刻是最优的，但在t+n 时刻按照相同的原则执行该性政策时，已经不是最优的政策了。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解决动态不一致的有效方法之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必须致力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为了建立央行自身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发布声明和公告，阐明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资料和讨论等。透明度为公众或私人部门验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和结果是否与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给私人部门创造了一个随时跟踪、观测中央银行的偏好的机会。如果货币政策朝令夕改，言行不一，缺乏稳定性，那么私人部门就会对中央银行失去信心。透明度无疑是增加央行可信性的一个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透明度要求中央银行定期公布其所拥有的有关经济状况信息，如对经济冲击性、经济数据、中央银行使用的经济模型、货币流通速度和中央银行的预测分析等经济知识进行的信息披露，同时，还要公布货币政策的决策情况及其贯彻执行的结果。对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来说，他们需要将内部考虑公布于强大的外部评论，这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与压力，可以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促使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提高分析水平和能力，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增强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政策运行效率。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了政策的有效性。
在现代经济中,对未来的预期影响着公众的投资与消费等各种决策,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其政策措施的实施对公众预期的引导来实现的。由于公众可以通过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观察、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政策信息以及各种媒体的报道甚至小道消息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有时一些失真或虚假的信息会对公众造成严重误导,引起市场的波动。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提供调控经济运行的各种信息,态度鲜明地表明对未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风险的预测,以中央银行的权威与信誉,就可以影响公众预期,使其按货币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
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可以从公众的支持与理解中受益。尤其是在为抑制经济过热而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如果公众没有理解中央银行执行此种政策的理由,便会使中央银行成为公众批评的焦点,其推行的政策措施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较高情况下,中央银行向公众公开货币政策决策过程,说明决策依据,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及时而准确地发布有关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统计资料等,这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公众获得更为准确的货币政策信息,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
政策可信性越大,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大,其政策效应就越好;反之,可信性越小,其政策效应越差。政策的透明度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完全预料到未来的意外冲击,因此事前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指标与事后的实际结果不会完全一致。如果货币政策不具有透明度,公众就无法判断目标的偏离是由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曾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样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造成损害。如果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高,政策信息全面、详细与准确,那么公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还可以了解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手段与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正在实行的措施和效果与所宣布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便可以保持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
当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就会具有用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偏好,倾向于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而在实行公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任何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短期产出提高的行为,都将被市场主体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施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将会破坏中央银行的信誉,丧失公信力是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代价。这样,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就会提高中央银行的公信力。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物价稳定,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货币政策紧紧盯住物价稳定这一最终目标上,而公众则依据中央银行的政策行动以及目标完成情况,对中央银行的绩效做出评估,从而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督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