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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术语，后经日本传入中国。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和在无法证明时，要承担的败诉责任。
在封建时代的纠问式刑事诉讼中,除审判机关外,没有专门的公诉机关，控诉和审判职能不分。法官主动地采用残暴手段追查犯罪，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罪责，承担着证明责任。但是控告人和被告人双方也都有证明义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刑诉中，原告人、被告人双方均负有证明责任。法律要求，控告别人犯罪，必须属实，否则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唐律疏议》规定：“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还规定，在审讯中拷打被告人达到法定限数而不供认的，要“反拷告人”。《明律·刑律·断狱》规定：“凡告词讼对问得实，被告已招服罪，原告人别无待对事理，随即放回。”
反之，如果所告之罪通过审问不能证实，被告人不招认，原告人就要被押在官府，不得放回。这些都说明原告人负有证明责任。至于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则首先表现在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要受到拷打上；对疑罪的处理原则也说明了这一点。所谓疑罪，“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即有犯罪嫌疑,但证据不足，难以处断的案件。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疑罪以赎论，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的慎刑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仍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规定不相同。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采取辩论主义，证明责任基本上实行民事诉讼的规则,即：当事人双方,“谁主张，谁举证”。首先是控诉人负有义务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官、陪审官对控诉人所举证据有怀疑或认为不充分时，即宣告被告人无罪。但被告人在反驳控诉的情况下，证明责任就转移到他身上。例如，被告人若辩解自己生理上、精神上不健全，没有犯罪行为能力；发生犯罪时自己不在现场；自己的行为当时是在别人威逼下进行的；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职权行为；否认占有的被盗赃物是偷来的，等等，则被告人必须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提不出无罪证据，就推断该罪行是存在的。
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依职权原则主动证明案件事实。检察官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控诉,提出不利以及有利被告人的各种证据;被告人有拒绝陈述、沉默的权利，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无罪的义务。法官主动询问证人、被告人，调查证据，调取证据，不以当事人的建议、申请、提供证据为条件，也不受其约束。因此，关于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理论,许多学者认为,证明责任由检察官和法官承担。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中谁应负责提出证据，因而认为应由作为控诉人的检察官负责。
在苏联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第 14条第2款规定：“法院检察长、侦查员和调查人员必须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办法，对案情进行全面、充分和客观的调查研究，弄清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和无罪以及加重和减轻罪责的情况。法院、检察长、侦查员和调查人员无权把证明的义务转加到被告人身上”。这说明，在苏联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检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和法院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实践中,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都是由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主动收集并查证属实的。这不仅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职权，也是他们的责任。讯问被告人不能强迫他自供。但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没有拒绝陈述、沉默的权利。
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负有证明责任。法院认为自诉人控诉证据不足时，可要求他补充，如提不出足够证据，有权驳回自诉。如被告人提出反诉，反诉人负有证明责任。法庭在当事人提证的基础上，对争执事实不清时，应主动在庭内外调查，事实调查清楚后，才能处理，不能消极地依靠双方提证。
法律不允许犯嫌、被告人搜集证据，防止串供、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所以犯嫌、被告人不应承担定罪的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可以提出有关量刑的证据，在量刑上有主张就有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