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传播（Audiovisu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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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传播泛指通过声像的现代技术，使文章作品得以与广大听众观众见面的综合传播渠道。视听者由此获得比阅读更形象更直接的效果。十九世纪末视听传播问世，使传播渠道出现了多元化。从远古时代的原声直接传播，到古代近代的原声与文字传播两渠道并存，到现代的文字配合音像的综合传播，表明人类对传播效果与效率的不断追求。
从长视频到中视频到短视频，再到多样态的直播，视听传播在中国呈现出全时空、全领域、智能化、全龄向的发展新势能，并凝聚成三个趋势性特征。
第一，数据驱动。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算法正在成为视频内容和视频服务的主要生产力，智能技术在生产、存储、分发、使用和评价的全流程应用将是未来视频产业的新常态。
第二，泛媒功能。
随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媒介产业的边界日渐模糊，视频传播也已经突破了影视行业的身份区隔，成为信息娱乐、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架构，突出表现在“视频+”的全领域应用中。
第三，大众创新。
这是定义视频传播的中国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如果说属于美国人的工业影视时代是等级制和垄断性的，那么属于中国人的信息时代和视频时代则是扁平化和大众性的，后者所释放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传播与发展潜能是历史空前的。全民视听将驱动中国引领世界进入智能化的视听天下新时代。
（1）超高清视频传输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移动视频业务的发展十分活跃，长视频和短视频的用户黏性有了 显著提高。目前的4G技术已经能支持视频直播，但高清视频传输能力有所不足。5G技术可以利用其自身低时延和高速率的传输进一步提升移动实时视频的观看体验，用户的观看将更加清晰流畅。
目前5G技术已经应用于保障重要庆典和会议的移动超高清视频直播。2019年中央电视 台首次实现春晚在4K超高清频道直播，全程采用5.1环绕声，在深圳分会场还成功开展了5G网络4K电视传输。在超高清画面中，舞美暗部和亮部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2019年的全国两会，中国移动为央视提供了5G高清直播，有效满足了大屏高清信号编码回传和新媒体、手机实时直播的需要。
（2）沉浸式视听网络体验
高质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被认为是5G网络最具潜力的大流量业务。此前VR/AR技术应用中，较低的观看体验感与较高的设备价格一直是阻碍其进一步推广的两大因素。在5G技术的支撑下，超高清实时互动得以实现，同时VR/AR内容处理走向云端也降低了设备价格。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之下，沉浸式视听服务的实现值得期待。
Steam 作为综合性数字发行平台，已经上架了近千款虚拟现实游戏。VR游戏的突出优点在于用户的沉浸式体验，能够给予玩家更震撼的感官刺激。5G将给VR呈现提供更友好的技术构架，实时性、沉浸式的玩家互动，将进一步刺激游戏市场。
沉浸式、全视角的视听呈现模式也非常适合体育直播。5G的大带宽和高速率使得体育赛事的多视角直播成为可能。观众在观看高清视频时，可以选择裁判员视角或者运动员视角，参与感得到提升。
（3）短视频功能平台化
从一条、二更几分钟的短片，到抖音短视 频的15秒，短视频之前的发展趋势是时长越 来越短。碎片化的使用场景、网速和流量收费模式，是推动这一趋势的内在动因。
5G的技术优势，使得带宽将不再成为局限视频传输的主要因素，随着流量成本的降低，高清长视频的使用体验将有效提升。在技术条件下，长视频是否能够再次全面超越短视频?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总之5G技术给短视频平台化应用提供了基础，短视频作为一种内容传播形态，可以更好地与知识付费、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相融，产生更加普适多元的功能和使用情境。
（4）5G时代的广电行业转型升级
5G技术对于其上的所有应用场景，相当于道路建设和邮政系统之于大众化报纸一般，属于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5G的基础构架对超高清视频传输和接收更加友好，但是这对我国的广播电视行业来说，也是机遇与风险共存的战略决策时刻。
目前我国广电、通信仍然分为两个体系进行管理，各自的行业目标、管理重点和法规模式也存在不协调性。
在5G“万物互联”“万物 在线”的前景下，设备与设备、终端与终端之间的竞争或许将不复存在，而是作为不同的内容生产方进行竞争。这就意味着，内容产业的分发渠道权重进一步下降，优质内容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第一，视听传播作为社会文化的再现。
相关数据表明，在线音频市场在今年能达到6.4亿的用户规模，其中占比近80%的业务为广播剧。广播剧已成为数字时代广播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改变着多数受众将广播单纯视为资讯媒介的认知，不断激活“耳朵经济”的发展潜力。广播剧的收听往往伴随于特定场景，在等车时、入睡前等，具有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特征，回应着某种集体性的社会文化需要。而在接受更为广泛的剧集、节目领域，基于社会文化洞察的内容创作更成普遍趋势。一方面，今年的短剧创作渐成气候，十余集体量的创作取代过去动辄七八十集篇幅的剧集成为主流，形成对剧集注水现象的反拨。这首先源于倍速观看等技术对观众的“培养”，观众难以忍受冗长繁琐的无效叙事，由此倒逼创作层面的改变。同时，生活节奏的加速也影响着观看节奏，剧集向“短”也是对观看场景的具体调适。此外，许多作品不再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重工业，选择以对焦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的细腻观察作为切入点，促成如《我在他乡挺好的》《爱很美味》等口碑作品。另一方面，综艺/文艺节目在大环境的变革下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属性，以《戏剧新生活》《再见爱人》《国家宝藏·展演季》《令人心动的offer》《舞千年》等为代表，更为重视节目的社会立意建构。而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破圈”传播、中老年相亲节目走红等现象，恰恰也反映出受众寄托在节目创作之中的文化和情感期待。
第二，视听传播作为社会整合的手段。
“一路象北”的全民热议，外交部发言人的“硬核”回应等，都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这背后大多结合着诸种视听传播手段的使用。为何各地面对象群的横冲直撞要如此“温柔以待”？我国如何有力回应西方世界的诸种声音？短视频传播给出了一个更普遍“可见”的通道，使得大众在更迅速、便捷的媒介接触中实现释疑解惑的目标。再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东京奥运会期间的融媒体报道等，都借助视听传播的天然优势触达受众，实现从基于共情的唤起到基于共识的整合之转化。这自然不局限于对内的视野，更有对外的呈现。不断加速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2021年，以节目海外播出推广为目标的品牌活动“视听中国”重点聚焦“一带一路”、百年奋斗、全面小康、联合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主题，并向多个国家输出相应的精品内容，这也成为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重要机制。
第三，视听传播作为社会动员的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直播带货”曾作为促进生产生活恢复的重要手段，激发社会经济的活力。经由一个阶段的培育，“直播带货”也从最初的野蛮生长步入有序发展，除了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外，也极大程度地与诸种社会公益事业相整合，在助农、扶贫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短视频平台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例如在“反诈”宣传中，民警老陈通过短视频平台与各主播“PK连麦”，在相对轻松、谐趣的氛围中完成反诈科普，起到较为正面的作用；又如在河南特大暴雨期间，短视频平台应时而动，开设“暴雨求助”“辟谣信息发布”“亲历者说”等不同类目的内容入口，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信息通道，也为社会大众构建出一重进行社会参与的空间。
第一，在专业主义层面，尚有提升之处。
仅从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实践看，今年频频发生的“台前失误”就足以引发相关的重视。例如，在一档广播节目中，男女主持人因对美食的讨论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男主持人摔门而去导致直播中断；在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中，主播因为提词器失灵且未准备纸质稿件，导致在镜头前出现一系列失态的窘迫表现。上述状况并非个案，也反映出行业在高速演进过程中对于专业主义的轻视。这当然不仅仅反映在某一工种之上，更可能投射为一种整体性的观念偏向，例如在剧集、节目生产领域普遍存在的内容同质化现象。因希冀寻求一种“保障”，许多从业者会对标成功作品进行复刻式创作，以“确保”作品的市场反响，这从大量出现的形态相似的甜宠剧、情感观察类节目中可见一斑。
第二，在技术场景方面，仍有深度构建的空间。
5G技术商用的前景，为视听传播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在一方面为技术使用的突破提供可能性，例如今天人们已非常熟悉的诸种观看技术，使得观看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视听文化实践。另一方面，技术场景的构造也释放出巨大的想象空间。但目前，这一特点尚未在中国视听传播业得到充分体现。例如，诸种基于观看的技术场景的壁垒尚未被打破，媒介“间性”的存在使得所谓的媒体融合仍然停留在最为浅表的实践，各视听平台宣称的“矩阵”基本也是渠道意义上的“各自为政”，很难形成体现联动性的集聚效应。同时，对技术场景的轻视也反映在视听评价体系的缺位之上。传统的收听收视评价体系存在固有问题，这既源于指标体系构建的不足，更体现在如今越来越多元的媒介渠道很难被统合到一个评价框架之中。面对这样的状况，行业理应充分发掘技术场景的运用价值，重新梳理并提炼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以推进行业的有序发展。
第三，在社会功能方面，尤应重视价值观引领。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系列举措，极大地颠覆了视听传播业在一个阶段以来对“流量至上”价值逻辑的推崇。对于选秀节目、耽改剧等内容品类的管控，恰恰也是对相关消费偏向的反思，强调内容审美的正确导向和理性选择。但我们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并不是只有这两类内容产品存在上述问题，在泛娱乐化思潮的作用下基于内容形式而非内容本身的追求恐怕是一种普遍状况，理应予以更大的关注。同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视听产品的发展，在重塑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乱象问题，更需审慎对待价值观引导的问题。例如，无节制的审丑心理，“佛媛”“病媛”等病态现象，“网红”直播喝农药身亡等，发生在今年的种种事件带来巨大的社会争议，也令人们重新思考上述视听形态在带来娱乐休闲的同时是否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性症候？对此的把握，还需投入更多的关注。
第四，在业态构建方面，需重新梳理底层逻辑。
长短视频之争，是中国视听传播业今年对于“权界”问题探讨的一个热点事件。七十余家影视单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就互联网上针对影视作品未经授权进行任意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行为，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该事件持续引发关注，近期，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在内容审核层面对规范短视频提供更明确的工作指引。新变化带来新问题，理应对相关业态的底层逻辑进行重新梳理。在建立科学应对方式之后，长短视频之间或将从“争”走向“融”，发挥所长、各展优势，面向去中心化的传播变革形成视听文化的“再中心化”。而这一切的基础，势必建立在一整套成熟有序的“规范”之上。推进包括版权保护在内的行业新秩序确立，已成为新阶段视听传播业实现突破的重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