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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狭义上讲，网络问政是政府主动邀请公众就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通过媒介进行相互协商，政府从中树立起阳光政府、执政为民的积极形象，公众也很好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集思广益、实现双赢的措施。广义的网络问政是指以网络为媒介，政府和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最后得出双方满意结果的一个过程。显然，广义网络问政不单是政府主动邀请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协商，还含有公众通过网络载体给政府的建议、咨询、质问、应答、评议以及投诉。广义的网络问政在互动性、平等性、直接性、便捷性、多元性等方面的特征更加明显，是政府问计于民、公众问事于政的统一。[1]
“网络问政”是本世纪在互联网与社交网站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在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可见，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越来越便捷的使用方法，网络问政已势不可挡，论坛、微博、BBS等逐步被大家认为是发表看法的好地方。
我国网络问政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部分地方网络问政初现端倪，重点是以突发、偶然事件为主，出现了部分地区、网站、官员试水网络问政。比如2001年5月，湖南红网为了实现政府与网民的沟通，创办了“百姓呼声”栏目，在国内较早实现了网络互动沟通。
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网络察民情、集民智、做决策。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通过人民网与网友们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促进了网络问政的发展。
2010年1月25日，“网络问政”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2012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以“地方领导留言板”为平台，推出“两会来了，我托书记省长捎句话”建言征集活动，邀请网友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为各地网友参政议政、共商国是提供了便捷通道。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传播平台和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考信息来源。
(一)官民之间沟通更直接
信息社会极大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沟通方式，政府在与公众进行沟通时不需要当面接触，避免了沟通时产生不必要的情绪波动。官员将姿态放低至民众中来，不仅让民众对官员产生更高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利于官民之间的沟通。在现实中，网络问政也被公众视为现实版的“微服私访”，由于因特网庞大的信息覆盖、繁多的信息来源，使传统信息传递的诸多掣肘不复存在，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迅速、敏感、全面地了解现实社会的民生情况。民众以互联网为桥梁，无拘束地发表言论与申诉，直接对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表达意见建议，提高了公众行使公民权与参政议政的主动性。
(二)官民之间沟通更便捷
网络的出现使得多媒体数据实时传输成为现实，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快速、方便的信息传播手段，直接催生了网络问政平台。比起早年国内广大民众略嫌滞涩不便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讨论方法，如今的网络问政不单使参政议政更为快速、范围更广、互动更多，还能够给予各种各样的言论自由度、宽泛度与更多的信息参考。对人民群众来说，互联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各类在线平台，使人民群众有了更新更优质的参政议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线下参政议政手段的缺失。
(三)沟通主体更平等
网络上，不论政府官员职位高低，都可以与人民群众以平等的身份互动，人民群众也不用考虑身份差别，沟通主体更平等，氛围更融洽。主体的平等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愿意到网上自由、大胆、如实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给政府工作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更加了解、更愿参与、更愿监督政府工作。这种集民智的网络问政方式，推进了政府工作不断创新，同时也使人民群众与政府舆论主导权博弈更加客观、利益博弈更趋科学，各主体利益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更加有效。
(四)问政方式更低廉
互联网的连接成本比其他通信服务公司的业务成本更为低廉，公众只需支出很少的成本就能进行网络问政。相比以往的上访、举报等方式所需要的各种成本就更微不足道了，尤其是与政府相关接待部门之间路途遥远的居民，通过网络问政的方式能节省相当可观的成本。
(五)问政勇气更大
互联网本身的隐私性、广泛性、透明性的优点，使得公众在参政议政时有了安全感。某些在现实世界里敢怒不敢言、欲说还休的话语，都能够借网络的隐形衣，以最真实的姿态出现在各地方政府与党政机关领导人的面前。这些全面、迅速、庞大的信息是对公众言论权和知情权有效保护的重要体现，是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同时也给地方政府部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网络资源与硬件设施分布不均衡
一是网络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出现了“数字鸿沟”现象。受经济发展影响，各地互联网资源分布不均衡，网络资源集中区域的“信息富人”与资源稀少的“信息穷人”在网络问政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通常那些真正参与到网络问政活动中的人并非“信息穷人”，他们往往是“网络精英”，有的并不能客观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二是网络问政硬件设施重复建设比较严重。我国大部分地方在网络问政平台启用前已开始筹建政务信息化的各种硬件配套设施，与网络问政的实际需要没有很好地结合，重复建设严重，高额耗资建设的高标准设施终因资源过于分散、系统相对分离、数据之间分割，不能在网络问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政府公务员素质与网络问政需求不协调
网络拉近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公众可以灵活地通过任何一个网络终端向政府提出诉求。而某些政府公务员针对公众通过互联网提出的诉求，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回应脱离公众所求。这与某些政府公务员的素质不高密不可分，他们不具备信息化条件下公务员应具备的应对网络问政的能力，致使网络问政的功能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
(三)网络问政的非理性导致应对的无序性
网络问政平台犹如体积巨大的“信息收纳袋”，不但收集了四面八方网民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汇集了不少“信息垃圾”，如各类炒作信息、虚假骗人信息。由于信息虚假，网民对信息理解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使某些网民非客观理性看待问题。若某些信息带有情绪且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就可能促使一些伺机破坏公共秩序的不法分子汇聚，利用舆论不断将负面影响扩大，用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给社会制造恐慌。
(四)网络问政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
政府、媒体及公众对网络问政的发展非常重要，三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博弈推进了政府体制不断优化。通常情况下，政府和公众对于同一个问题都是先从各自得失考虑，再进行有效协商。而媒体的作用是监督政府阳光执政，引导公众正确理性思考社会公共问题。媒体作为三者制衡中必不可少的一方，如果对政府起不到有效监督作用，公众会感觉难以“打赢政府”，易使公众对网络问政信心不足。
(五)网络问政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
一是某些公众认为网络问政的监督没有真实作用。虽然网络问政不断发展，但公众、媒体及社会的网络问政监督作用却没有相应加强，某些公众通过网络提交的问政事项不能得到及时回应，不了解事项进展到哪一步；缺少打分评价功能，使政府得不到网民的客观反馈，不利于政府进一步改进工作。二是网络问政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不少地方曾提出要把网络问政当做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很多地方重点关注GDP增长、招商引资增加财税、项目引进及建设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指标，而没有将网络问政与广大政府公务员的考核、晋升和绩效评价等挂钩。由于没有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网络问政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进行约束，导致问政功效大打折扣。
(一)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腾飞，全国基本实现温饱，部分发达地区已步入小康生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但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仍然没有消除，尤其是东西部贫富差距呈加大态势，使我国网络发展存在地域性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网民人数、科学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网络资源分配失衡，最后导致网络问政无法均衡发展。
(二)多元化主体的价值取向使网络问政多元化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方针实施前，政府是资源的所有者，拥有操纵市场走向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呈现越来越显著的多样化趋势，主要表现是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趋势促使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导致网络问政参与者之间的观点、意见分歧较大，在某些问题上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和诉求，因而在增加网络参政难度的同时削弱了其功效。
(三)某些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重视不够
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深刻认识到网络媒体的重要性，不掌握网络知识和网络技术，不愿意网上办公。有的领导干部有惧网心理，规避网上提出的尖锐问题，对公众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视而不见，甚至想方设法在网上“堵”、“删”、“封”。主要由于对网络问政重视不够，网络问政工作在我国没有统一的相关规定与要求，各地的发展也不够规范，在网络问政具体工作流程、意见整理、监督反馈等问题上没有统一的开发标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各地网络问政平台的互联互通以及规范管理。
(四)对网络文化环境的监管不到位
由于长期忽视网络文化环境的建设、培育及监管，导致网络无序性及非理性、网民素质参差不齐，相当多的网民对网络信息无法做出正确的甄别及判断，很容易导致网民围观和盲目跟风。
(五)网络问政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从1993年至今，我国制定了多部网络相关法律法规，但关于互联网舆论管理方面的法律还仅停留在法规及规章的层面。一是追责难。通常情况下，在众多参与网络问政的公众当中，网监部门只是对那些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造谣者进行监控和追责，对于那些对社会构成威胁较低的危害往往难以顾及。二是定夺难。网络具有开放包容性强的特征，网络信息量大，一个信息牵扯相关联的信息太多，由于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制度，很难进行定夺或者追究责任。三是缺少充足证据。网络涉及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对相关证据进行处理分析，证据也许很快就会消失，这给指证或起诉工作增加了难度。四是制定的网络相关制度缺少针对性，或者说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比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难以适应网络问政发展的要求。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给网络犯罪、网络侵权等非法行为以可乘之机。
1.网络问政呈现的常态化
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就指出，政府会加大对网友意见、建议的关注度，并会仔细研读网友在网站上发布的帖子。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与网民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受国家领导人的带头与鼓励，我国公众参与网络问政的人数越来越多，热情也越来越高。几年前仅有数千人参与政府的I网络问政，而如今已经发展到数十万甚至百万的公众参与进来，日益高涨的公众参与网络问政的热情，是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2.网络问政的形式多样化
随着网络问政的不断发展，其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较为直接的在线交流方式，便于实现网络两方直接以语言的形式进行在线交流；网络留言板的建设将广大民众的意见与建议及时、有效的汇集起来呈现给政府工作人员，政府上作人员可以在不受工作时间限制的情况下逐条回复公众提出的疑惑和问题；电子邮件的形式现已形成了审阅、办理、回复、查询、督办、统计为体系的网络信访平台；微博是广大群众使用较为频繁的网络媒介，例如在两会期间，许多代表纷纷开通个人微博采纳民意。多样化的网络问政方式大大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之问的沟通距离，使公众民意以便捷的形
3.网络问政内容的宽泛化
在2010年，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市国土资源房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九大部门的负责人在青岛信息大厦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网络问政。五天的时间里，共有四万多名人民群众与上述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共提出问题一万三千余个。同年，关于两会提出的问题，央视的一些节目联合腾讯网发起了“我有问题问总理”大型征集活动，活动期间共征集多达二十六万的问题，包含了我国就业、医疗、房价、劳动者权益等诸多领域。
4.网络问政水平的成熟化
网络问政在我国发展至今已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传统执政理念的转变、制度建设的完善等方面。从执政理念上看，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使得网络问政受到了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重视。传统的执政理念已经开始逐渐向网络问政的方式进行转变。并且随着网络问政的不断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也逐渐从初始的被动与网民交流开始转变为积极主动与网民沟通，收集民意。
网络问政的使用双方现已将此平台由个体发展到群体，由高层发展至中层乃至基层各工作人员。从制度建设上说，我国很多地方政府亦将网络问政录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列入了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中。此外，为进一步有效的发展网络问政，多数地区已建立起网络发言人制度和网民反映问题回复制度等，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促进了网络问政的发展，并使之更高效的被人们所运用。
5.网络问政日趋制度化
2009年广州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并颁布了《加快令市电子政务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广州市一年内网络问政的具体工作目标和完成指标。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建立起了监督检查制度，进一步完善网络问政问责机制。随着网络问政的日益深入，网络问政的发展也逐渐趋于制度化，逐渐建立并健全了收集、分类、交办、督查、回复的网络问政链条，形成网上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的长效机制和问责机制。
6.网络问政效果显著化
与以往的政府管理方式相比，网络问政降低了广大民众实现其知情权、参政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门槛。政府与广大民众通过网络问政一问一答等多种形式，建立了一种双向性的沟通反馈模式，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不断的提高了网络问政的有效性。随着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广大网民参与网络问政热情不断高涨，网络问政现已实现了网上听取民意，网下解决问题的新模式。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各级党委政府把网络中发现的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转入现实工作中并加以研究、解决，使得网络问政的成效不断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