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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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术）的成本会比使用现在的化石能源（或技术）的成本高多少，主要来自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绿色溢价目前通常都是正的，也就是零碳排放的成本要高于当前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当然也有极少的情形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盖茨指出，实现碳中和最关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降低绿色溢价。
比尔·盖茨还举了一个 “绿色溢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几年，美国航空燃油的平均零售价约为2.22美元/加仑，而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高级生物燃料价格约为5.35美元/加仑。“绿色溢价”就是二者之间的差额，即3.13美元/加仑，或可理解为超过140%的增长。由于航空公司不愿为飞机燃料支付两倍以上的费用，而且许多客户会对由此造成的机票价格上涨感到不满，因此生物燃料的“绿色溢价”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办法，要么使生物燃料更便宜，要么让航空燃油更昂贵，或者采用两者的组合。
第一就是以非化石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这个决定了零碳技术在经济上能多有竞争力。非化石能源如果太贵，实现碳中和会非常困难。
第二就是碳的价格，化石能源能够如此“便宜”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排碳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免费”的。如果碳的价格能够反映对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无论是通过碳交易还是通过碳税来实现），即使非化石能源技术不能变得非常便宜，使用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也可以降低绿色溢价。
第三就是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的成本。碳捕捉和储存的价格实际上是零碳技术成本的上限，因为在没有别的可行技术的情况下，总是可以通过排放-捕捉-储存来实现零碳排放。
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概念。
碳交易价格的背后蕴含着一个“绿色溢价”的概念。“绿色溢价”，就是指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术）的成本会比现在使用的化石能源（或技术）的成本高。这个“绿色溢价”，就是企业愿意为购买碳排放量支付的金额的上限。通常情况下，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会率先减排，而成本高者则不愿意减排，这时碳交易市场就用碳价来做“指挥棒”，减排不达标的企业去市场上购买碳排放的配额，一旦购买的费用超过了技术改造费用，也就是超出了“绿色溢价”的额度，那么，这时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绿色转型，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
按照中金公司《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一书的分析，“绿色溢价”和碳价格有以下关系：
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
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 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 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 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 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 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是制造业中碳排放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据估算，2019年，中国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高达13.7亿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单吨水泥的碳排放量约为0.6吨二氧化碳/吨水泥。水泥行业实现零排放需依赖碳捕捉技术，绿色溢价处于高水平。估算单吨水泥在2019年要实现零排放，单吨绿色溢价为278元（增加156%）。
钢铁行业
钢铁行业为中国工业行业第一大碳排放行业。估算中国2019年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达15.4亿吨，，其中高炉吨钢二氧化碳排放达1.68吨，电炉吨钢二氧化碳排放达0.39吨。钢铁行业实现零排放需依赖碳捕捉，绿色溢价处于高水平，其绿色溢价为695元/吨粗钢，较实现碳中和前成本增加22%。
有色行业
根据测算，2019年国内有色行业碳排放总量达到4.21亿吨，其中铝/铜/锌/铅行业分别为3.63/0.11/0.31/0.16亿吨，铝行业占比高达86%。根据中金研究所初步测算，在2019年实现零排放的绿色溢价约为3,436元/吨电解铝，溢价比例26.9%，行业2019年总绿色溢价为1,220亿元。
石化化工行业
石化化工煤炭与石脑油替代压力大，主要源于化学品合成能耗需求与固定碳排。一般化学品制造过程中主要涉及两部分碳排放：1）能耗排放，包括设备运转需求的电力投入以及维持产品生产环境的蒸汽投入，2）反应碳排放。直接以天然气、煤或者石油作为燃料以及化学品生产过程中能耗排放的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清洁能源来替代，但是以天然气、煤或者石油作为原料生产化学品涉及反应原理的部分排放则难以替代。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化工品的需求仍将继续扩大。
一般制造业
从总量来看，一般制造业碳排放量为2.05亿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占全国整体碳排放/制造业碳排放比重分别为2.2%/5.7%。从结构来看，电力/非电碳排放比例约7：3。一般制造业采用的原煤、焦炭、天然气、柴油、汽油、其他洗煤、其他气体、焦炉气排放量约128/23/22/8/6/4/4/1百万吨。
一般制造业实现碳中和主要依赖于清洁能源替代，绿色溢价相对可承受：绿电成本较综合电力成本高约11%；对于工业车辆油耗及冶金，电动化与氢能替代是两大主要路径；天然气作为重要的过渡能源，假设碳中和成本为0。综上，一般制造业碳中和对应综合绿色溢价1,106亿元。
盖茨也承认，计算“绿色溢价”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例如，它涉及到对新兴技术的成本做出假设，而懂行的人可能会不同意这些假设。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绿色溢价”的存在原因之一，是化石燃料的成本价格没有考虑到它们通过让地球变暖而带来的损害。在许多情况下，清洁替代产品看起来更昂贵，那是因为化石燃料的价格便宜得不太正常。
所以即使“绿色溢价”是个不完美的衡量标准，它也比没有任何衡量标准要好。一方面，它帮助我们衡量在消除碳排放上获得的进展。“绿色溢价”越高，我们离零碳未来就越远——尤其是对像印度和尼日利亚这样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它还能作为行动指南。在“绿色溢价”很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能够减少这一成本差距的创新。如果“绿色溢价”很低，或者清洁替代产品实际上比会产生污染的产品要便宜，那么这表明除了成本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阻挠了零碳产品的应用。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