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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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关于如何提供社会物质再生产的理论的发展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将生产利益分配给什么人。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两种因素推动的：智力的好奇心以及为了发展公共政策需要理解经济。尽管前一个要素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后者形成和塑造了经济学并促进它最重要的发展。
许多经济理论的现代史学家都效仿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一书中描述了经济分析的发展，作为一般经济的原理研究，至少在理论上和物理学等同。然而。经济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演化的和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在物理学中，理论会由于知识进步而变得过时。然而在经济学中，正是经济和经济关系的经常变动和调整改变着理论的有效性和有用性。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目标——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在起源和表现上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因此，为了理解一个社会如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清楚地理解观察的现象所处的环境是必要的。经济学史研究那些影响经济现象如何被解释的因素。这些影响是多种多样的，从哲学和道德伦理到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学中的不同理论以及随时代发生的变化都可以据此得到最好的理解。
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有助于决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形态。人们会认为农业社会产生的经济理论不同于商业社会或工业社会。通过比较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理论和亚当·斯密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提出的经济理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重农主义者提出了大量理论来解释法国农业社会的经济关系，他们体现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只有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生产净剩余)，而所有其他经济活动如制造业不创造财富(不生产净剩余)。重农主义者主要关注如何改革法国经济，其主要弱点由农民的贫困显现出来。当时法国的制造业专门为贵族生产奢侈品。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生活在格拉斯哥，苏格兰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那里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效应对斯密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鼓励商业活动对他来说有特668殊兴趣。他相信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减缓市场经济扩张的重商主义规则。
另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变化如何既影响政策问题又影响经济思想的例子出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新大陆发现以后金银流入欧洲，国际贸易的普遍增长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论点和问题。因此，重商主义者的经济理论集中关注货币问题和国际贸易。
要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结构，最清楚的方法是考察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最初的名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初就是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新教的自然法哲学家，其影响仍然存在。这些早期的哲学家认为宇宙既包括自然又包括社会，都存在自然法则并受自然法则支配。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力量和规律被提升到物理法则的水平，是永恒的和普遍的。哲学的其他发展有助于形成许多经济理论，包括深受德国哲学家乔治·W·黑格尔(Georg W．Hegel)影响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理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边际效用原理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其理论受到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影响。英国哲学家乔治·E·穆尔(George E.Moore)提出的理论受到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社会智力环境的另一种表现以及对它的重要影响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影响斯密之前的经济学。重农主义者就受到机体循环机制的新理论的影响(他们的领袖弗朗西斯·魁奈就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师)；斯密部分地受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的启发；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形式上起源于能量守恒定律。这种现象部分是自然法则观的结果，即相信社会科学应该效仿自然科学，特别是在理论结构和使用数学作为语言来表达和发展经济理论方面。[1]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史专家。从1914年出版《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再到他生命最后的九年写作，可以说，《经济分析史》是他用尽一生去书写，但却仍未完成的一部著作。（艾伦，2003；熊彼特，2001：中译本序言，第8页）
熊彼特首次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思想”等概念作出了区分，其独特的经济学史研究思想在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以后的经济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他的研究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分析史·第一篇导论 范围与方法》中。但是这一篇内容，并非熊彼特的最终定稿，而且还有部分内容是来自他的笔记和手稿。
本文便以这一篇内容为基础，回顾和梳理熊彼特关于经济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文第二部分）、范围（本文第三部分）与方法（本文第四部分）等思想，并予以适当延伸。文章最后（本文第五部分）是一个简单总结。
1.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
经济学史，也就是经济学演变的历史。熊彼特把它等同于“经济分析史”：
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2001：第17页）
对于经济学研究者，以及经济学史的研究者而言，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经济学史研究的意义或者目的是什么呢？
拒绝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分析工作会保留以往分析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概念、方法与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费心的。”（第18页）面对这样的质疑，熊彼特回应道：
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的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第19页）
这样的收获可以分为四类：
一、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为的是消除学生在学习当前经济学时，产生的“缺乏方向和意义”的感觉。经济学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推理，要解答这样的疑惑，最好的途径就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了解当前的经济学是如何从以往的问题和方法的历史中，继承和演变而来的。“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
二、获得新的观念，新的灵感。在对经济学史的回顾中，即便不能直接找到更好的工具，敏感的人也会从中得到新的灵感。至少了解历史，可以避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甚至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有所预感。研究人口问题，对马尔萨斯的著作进行回顾想必是必要的。当经济学家试图作出某种创“新”时，了解“旧”则是首要的前提。对于这一点，杨小凯对超边际分析的开创性工作（杨小凯，张永生，2003），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综述能力（杨小凯，1999），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
三、经济学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并且有助于我们从中提炼出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例如同时身为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的J.B.穆勒的工作；计量经济学中提炼的“反事实假设”的历史叙述逻辑。田国强（2005）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析逻辑的提炼。并且这种思维方式或逻辑，甚至可以运用到其他的学科领域之中。
四、由于经济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特殊属性，我们的科学现状，使并存着许多的流派和杂乱的分歧。这样一来，描述“科学观念的源流”，对于理解这种现状是必要的，也有助于我们在各种流派和分歧中进行辨别和选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并不拥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我们不能保证：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不会在历史中被湮没，“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第18-23页）例如：在戈森死后20年，他的贡献才被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发现和承认，还有杨小凯对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分工分析的复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启了“边际革命”，而杨小凯则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些都说明，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会使我们挽救一些重要的思想，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或变革。
至于经济学中还有哪些有用的东西仍被埋没着呢？这应该是经济学史研究者时时悬挂于心头的提问。
2.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是有意义的，但是：经济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呢？或者说：经济学史研究包含了哪些内容？为与其他科学相区分，哪些内容需要排除在外？
从定义来看，经济学史——或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分析是具有科学性的，它区别于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史是关于经济分析的历史。
本文在这一部分，首先叙述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以及经济分析包含的科学内容（2.1），然后叙述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的关系（2.2）。指明经济学史研究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接着论述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2.3），这是经济学史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最后是一个小结（2.4）。
2.1经济分析具有科学性
经济分析即“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它是具有分析性或者说科学性的。而所谓“科学”，熊彼特给出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定义：
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于实际知识的范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第23-24页）
换言之：科学就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经过工具（或“技术”）加工的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炼或加工的程序规则，或者称之为方法论，“现在以及很可能将来总是处于争论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第25页脚注）。这便要求我们在探讨各个时期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时，同样需要对其方法论予以关注。
这一思想区分了“科学”的经济学与对经济问题一般的思考。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掌握了特殊的技巧或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历史（经济史）、统计和“理论”。后来又加上经济社会学。
经济史是指过去的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它和经济社会学，以及统计结合起来，实际构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事实。对于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统计，尽管经济学家并不需要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那是其他专家的学科专业分工，但必须明确的是：它们都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技术。
“理论”则是由假说、推理程式以及各种概念、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关系的方法组成的集合，这一部分被称为“经济理论”，或者理论经济学，也或者“纯”经济学。“经济理论”被认为是一个 “工具箱”。
经济分析就是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些分析技术（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技术），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取得一定的结果。它和“纯”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相区别，被称为科学的经济学。（第44页）
2.2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
熊彼特将“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思想” 区分开来。
……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
……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第69页）
在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中，当然有可能包含分析性的内容，但显然其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加入非科学性的内容。这些非科学性的内容就好比是经济分析穿上的“外套”：一件被称为“特殊的辩护”（special pleadings），它是为特定集团利益作出辩护。第二件则是经济学家对它们观察的过程给予的价值判断。
考察事实，以及发展考察事实的工具，是一回事；而从某种道德的或文化的立场去评价这些事实，或者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某种政策，或为某种利益进行辩护，这是另一回事。经济分析与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是应该，也是能够区分开来的。
并且经济分析的历史发展，与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可以是由同样的经济分析工具得出的；而同一种政策和思想，也有可能得自不同的分析工具。
2.3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
在对“科学”进行定义时，熊彼特还强调了科学的社会学性质：
一门科学是一个知识领域，其中有人，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是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第24页）
即科学为一部分专门人员掌握，具有专业化的性质。这边涉及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人员本身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的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和历史时代影响了他在观察和分析中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他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或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是无处不在的。但它和特殊辩护以及价值判断相区分开来，后两者只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流露。（Schumpeter, 1949, Reprinted in: Hausman. Ed. 1984: p262）
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要探知意识形态偏见在何种程度上，会或者已经成为了科学经济学（这样称呼可能已经不合适了）的发展的一部分”。
经济学的科学过程（scientific procedure），往往是从研究者对经济现象，由某一角度作出的想象（vision）开始，并进一步将这种想象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之后，在收集“事实”和“理论”研究的永不休止的互动关联中（an endless chain of give and take），事实检验和建议新的分析工具（理论），而理论的发展也促进新的事实的认识。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科学。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研究者或观察者，因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局限，在对经济事物进行观察而得出的想象中，产生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的“偏见”（bias）。
田国强（田国强（2005）提出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框架包含的五个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现代注释。作为经济分析的第一步，（1）经济环境的界定，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现实的想象，这便是“意识形态”的入口，也往往是各种争论的根源。而（5）“评估比较”，则可能包含价值判断与政策建议的内容，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中间部分的经济分析工作，以及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例如田国强（2005）中提及的（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甚至“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消除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也难以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第77-78页）
2.4小结：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尽管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没有明确指明，但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分析既包含了“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各种分析技术结合的方法论问题；所以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也就应该包括科学经济学历史演变中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
其次，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思想。所以经济学史的研究中，不包含“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的内容，那些是属于经济政策史，或者“关于经济的流行看法史”的范围。
再次，由于经济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在经济学史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那些“看得见”的“理论”和方法论，同样要关注“看得见”所蕴藏的“看不见”的意识形态。
3.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
经济学史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的学科，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是历史的方法，即具体地描述经济学的产生、内容、发展和影响等一系列的历史变化。另外一种基本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即比较经济学理论或方法论之间的异同，并且这种方法往往是将当代的、或者是作者所主张的经济学作为基准，来评判和梳理历史上的其他的经济学。
显然除了这两种基本方法之外，经济学史的研究还建立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层次，是将其他学科作为本时代经济学的背景，探寻他们或多或少的联系，（第50-60页）这种运用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这样的联系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主观性。
而另一种层次，则是将其他学科作为“用于研究科学的科学”加以运用，即利用各种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或方法，以经济学为对象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第一篇导论 范围与方法》中，熊彼特明确提出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种层次的联系中，我们还应该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可以参照科学史的研究。从以下几种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心理学、政治学、道德学、形而上学等学科（波塞尔，2002：第3-7页）：
(1) 经济学心理学。当研究的对象落在某一位具体的经济学家身上时，便涉及到运用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关于其经济分析产生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
(2) 经济学政治学。考察在政治范围内，经济学发展计划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制约和影响的问题。
(3) 经济学道德学。考察的是经济学的道德性，即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4) 经济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经济学与人的世界观、以及经济学与特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用并不是把经济学或经济学史与其他的科学相混同，而是强调在对经济学历史演变进行具体描述的基础之上，以认识“庐山真面目”为目的的运用。尤其研究涉及“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时，借助其他科学的角度和方法将是必然的。
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关系是既相似而又有所区别。经济学史和经济史都是属于历史的研究。其研究的方法相同，但研究的对象不同。经济学史以经济理论之发展为主要对象，而经济史则以经济现象之事实或历史为研究对象。经济学史是理论和思想之史的研究，而经济史则是说明事实的沿革。经济理论和思想是被一定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反之，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虽不是根本决定于经济理论和思想，但亦受其影响，有时甚至会被其左右。所以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象地租的演变(经济史)和地租理论的历史(经济学史)之间的区别与关联那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