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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论述较少，以至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无法清楚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因为当代社会的消费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消费有着本质区别，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环节，更是全部市场经济的精魂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生产社会，而是消费社会，处于支配性地位也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成为了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只能够概括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使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运转的主角，消费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鲍德里亚指出，整个时代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符号形式取代了商品形式，符号政治经济学替代了商品政治经济学。那么，也必然要开拓一种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现代社会批判，这就是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型转变到消费型，符号体系通过Et益强大和普遍的传媒工具对人们实施程度深刻的操控，人们深陷其中。人们的消费也不再是具体的物，而是其符号化后代表的象征的意义。当代社会需要全新的理论来描述社会进化过程，需要全新的概念来定义富有时代感的各色事物。在鲍德里亚看来，要突破这样的瓶颈，为昆沌划界，为现实解说就必须把社会的符号化作为批判的核心，对当代社会的符号操控运行机制进行深度分析，创建一种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符号政治经济学。
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他对艺术品拍卖的分析。在艺术品拍卖中，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品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艺术品本身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它是由竞拍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决定精炼。这一现象被鲍德里亚所捕获，使他发现了符号价值的特殊性，即它是一种无指涉物的结构性价值。
在鲍德里亚看来，所有要素都被符号的规则所操控，一方面，在符号学规则中，指涉物必须被消解掉。另一方面，索绪尔将语言学分割为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前者被视为在同一时间中存在的语言学，后者则被视为在不同时间内存在的语言学，并且前者优于后者，“共时方面显然要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这一理论的直接后果是促使了结构主义对语言学的改造。
符号的这种规则使得价值由此成为了一种无指涉的结构性价值。这显然与马克思对价值的看法存在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的视阈中，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抽象，它是“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但马克思坚信：“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也就是说，价值背后存在着现实的指涉物，这是价值的真实来源。而鲍德里亚在将价值背后的指涉物消解掉之后，将价值的源泉视为符号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首先，要理解符号价值，就要了解一下鲍德里亚的消费概念。鲍德里亚的消费指的是财富的展示，是一种浪费，是对符号价值的追求，在艺术的拍卖中，消费就是作为一种浪费出现的。这里“每次的交换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的行为，同时又是生产不同符号价值的超经济行为”。在这种竞争中，人们追求的是另一种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符号价值。
其次，鲍德里亚不同意本雅明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来分析符号生产。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是由特定的社会劳动类型生产出来的，符号生产是一种差异生产，一种不同等级体系的生产，这种生产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变为符号价值，然后是符号价值本身获得统摄一切的地位。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忽视了这种劳动，而这才是符号价值的真正来源。这时，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从过去对生产方式的占有到现在的对符号意义的占有。
在艺术品的拍卖过程中，交换价值原则不再起作用，这里的问题在于通过收藏和拍卖，一种新的种族被生产出来，而这一生产过程不再是追求交换价值，而是破坏这种经济价值，这种消费不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差异为交换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差异交换中，体现了一种浪费，一种自由、完美与荣耀，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鲍德里亚认为，艺术品在拍卖中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艺术品的象征价值则降低为符号价值，艺术的审美功能也变成了一种借口。在这种符号价值的交换中，艺术爱好者正在经济价值的牺牲中实现了对自己的认同。如果符号本身在现代社会再次构成了支配的基础，那么经济的支配就让位于符号式的文化支配，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就必须从过去的经济视角转向文化视角。
鲍德里亚虽然意识到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艺术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而现代传媒无不以数字符号作为自己的运作基础。但鲍德里亚关注的仍然还是符号如何被统治者所支配的问题，这使得他的结论走向了无奈与虚无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