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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是指人们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不使用口头语言（对话、交谈）而是通过互相书面书写或键盘输入文字（书面语言）的方式，来传达彼此意思的沟通行为，相对于对话交谈而言，其传达讯息的速度及效率相对较慢，但精确度则较高。
笔谈通常在如下场合进行：与听觉障碍者不采用手语的交流时、无法进行对话时（如水中等）、不通晓对方的语言而对话者皆知晓共同的书面语（汉字、文言文、英语等）、不能发出声音时，等等。特别是，在东亚（或汉字文化圈）地区，汉字、文言文则发挥了共同书面语的作用，当翻译员不在的情况下，多可以进行笔谈。现代，很多国家都教授英语，因此当与英语读写能力较强而听说能力欠缺的人用英语交流时，可以用笔谈进行意思的沟通。另外，为了防止交谈被窃听，人们有时也会采取笔谈的手段。
汉字笔谈是汉字文化圈地域内不同母语的文人相互交流的方法之一。主要使用汉字以及文言文（汉文）的交流方式。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汉字笔谈的语言现象最好是以其物质及使用特性来定义，而非以其使用者来定义。笔谈的中国文字的书写含有两成分，一为笔谈文字本身，二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口说语。前者乃我们当代所称的文言文，是中国文本传统的正式书写体。后者则是官话，也是我们后来认定为普通话、国语或中文的中国北方口语。同时，这样的“中国语文”书写对映到日本人口中的“汉文”（kanbun），同时指“中国文字”和“用汉字写的日语”。从第九世纪开始，日本社会文人圈视书写汉字为日本的，而日本人仍将“汉文”看成在文化上同时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就如同在中国的文言文不断地加入新的口语成分，在日本的“汉文”也是随者从中国不断引进的书籍，以同样的方式更新。虽然日本“汉文”的读音因学院和老师有所差异，18世纪的日本文人的汉文书写技能和中国文人并无区别。再者，因为19世纪中叶幕府语言学院的“官方语”的课程教授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文人，自然也习得笔谈中的口说成分。
因此，笔谈的存在逼我们认识到与中国语言和日本语言的相互渗透。作为语言代码的笔谈，“汉文”挑战何为“语言”的正当描述，而和一般“实证主义”概念下的语言相左。实证主义概念下的语言常有以下特征：（1）语言有一明确的内外界限，来描绘其抽象的统一性，（2）语言界定常采用和语言学及语言本身无关的认定标准，如种族特质或国家（政治和地理）界限，（3）语言将一种形式的语言抬高其地位，以指定标准语言。与这些实证主义概念下的语言相反，笔谈的汉文书写无法以其使用者的假定素质来界定的语言代码，因为唯一将个别使用者统合在一起成一个群体的特质，仅限于他们有使用此代码的能力。汉文书写必须以其特性来识别的主因是，它纠缠我们现在认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文”及“日文”。汉文书写既不是中文，也不是纯日文汉文。笔谈之所以成为文化产物的可能性，是因为很长一段历史的中国文化在东亚的文化霸权，因为要参与并参与书写代码的活动，同时熟悉中国汉文字和其文本操作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在现代社会，利用汉字的笔谈也为东亚人民之间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方面的许多相关报道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便曾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笔谈方式和朝鲜半岛人民交流的事实，比如在志愿军攻占汉城以后，便有汉城居民以笔谈方式称赞志愿军为“仁义之师”。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教授金荣旭指出，越战期间，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韩国国军排长在与越南当地村长以汉字笔谈后，让这个小村落的无辜村民逃过了美军的猛烈轰炸；一些韩国游客在中国旅行时，因水土不服而泻吐时，向中国药剂师递上写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条后，即迅速获得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