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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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距离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涵盖呈现个体性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行为的指向；有时候也用于指涉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动。
塔尔德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阶级之间，是阶级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反映，其程度是可以量度的，并认为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
博格达斯(Bogardus )认为，社会距离能够表现当前社会关系和对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社会距离的大小，代表了人们之间相互接纳的程度。[1]
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将社会距离定义成，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关系之间，亲密度等级的测量。是人们的心理距离在物理距离上的表现。
“社会距离”原为社会学术语，指的是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阶层及性别的人群之间亲近与疏远的程度，侧重于对“心理距离”的描述。而新冠期间，“社会距离”即“socail diastance”这个词被激活，并“动名词化”为“social distancing”，涵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美国CDC的网站上，“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ing）也被称为“身体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主要指的是人们在户外或家中与他人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当然，这只是对社会距离的狭义的理解，广义上，有人也把“隔离”（isolate）已经感染的人和“防疫隔离”（quarantine）没有感染的人，都归之于保持“社会距离”的措施。但这种社会距离，更偏重于对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强调，而不再是“动名词化”之前对人与人的“心理距离”的表达。
塔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齐美尔为社会距离的概念注入了主观的内涵，齐美尔认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生活在大都市中，需要和很多城市人持续不断的接触，为了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都市人采取了不付出过量热情的态度。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个体与外界保持距离：怀疑外人、甚至经常出现多年邻居互不相识的现象。
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和伯吉斯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其中，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是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并将其运用到对于当时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解上，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了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
博格达斯（Bogardus）他进一步扩展了帕克关于社会距离的理解，认为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并主张从积极的意义上去定义主观性社会距离：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及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A对B的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A在实际生活中与B的互动行为越少，融入B的生活空间的愿望越弱。
社会距离描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距离。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都有所偏爱，不同群体之间的人们可能经常联系，但他们不会在心理上感觉“亲密”，在面对面交流时，可能也不会有很近的物理距离。这种“不亲密感”就是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体现的是群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体现出来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亲密程度，即个体与外群体的社会交往倾向。主要考察中位阶层分别与上位阶层和下位阶层的社会距离，以及下位阶层与上位阶层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概念体现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近或疏远的等级与程度，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差距的变化动态，作为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重要指标，社会距离对群际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有着积极的重要影响。
社会距离既是客观的，又可以由主观造成。在疫情期间，我们在公共场所保持1米距离，这就是我们主动造成的社会间隔（social distancing）。在这种情况下，主观造成的社会距离并不代表真正的社会距离，不是人们真的不再亲密了，而是一种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考量。
空间上的距离是产生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Graham研究了夏威夷地区多个种族之间的社会距离。他认为历史条件、种族文化、种族规范、地理上的隔离都是影响该地区几个不同种族之间社会距离的因素。上世纪 60 年代，Brewer使用社会距离量表在东非三个国家的30个部落中研究了部落成员对于其他部落的社会距离，结果发现除了对于外群体相似性的评价和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外，群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影响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还有些空间学派认为，社会各阶层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导致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
文化上的差异性是影响社会距离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遗迹、文化传统、语言能力、偏见和歧视、文化异质性和教育水平,这些因素都会产生和维持社会距离。Park曾说过语言、社会习俗、道德、习惯和理想的变异,像浩瀚的海洋和广阔的沙漠一样,将人们隔离开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交往远比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亲密和自由”。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或者宗教信仰差异解释社会群体距离状况，认为文化差异造成了一些种族隔离或对立。
社会地位也会影响社会距离的产生。韦伯认为，社会地位是导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社会地位会影响社会距离：社会地位差距越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Beyon的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差异会影响社会距离，还有研究将社会距离与经济收入划等号，认为经济收入不平等是导致个人之间紧张或敌对关系的主要原因。不同社会地位者的社会交往活动往往存在一定的排异性，在社会交往中与其他社会地位群体的人们保持距离，甚至加以排斥。
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双方之间的距离有一定的含义。一般说来，关系越密切，距离越近。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把人际距离分为亲密的、个人的、社会的和公众的4种，他根据人们社会交往的状况把微观社会距离概括为亲密距离（小于45厘米）、个人距离（45厘米～120厘米）、社会距离（1.2米～3.6米）、公共距离（3.6米～7.5米）四类。
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爱人之间、夫妻之间的距离是亲密距离，约18英寸，可以感觉到对方的体温、气味、呼吸；
个人距离指朋友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5～4英尺，这是人际间稍有分寸感的距离，较少直接的身体接触，但能够友好交谈，让彼此感到亲密的气息。一般说来只有熟人和朋友才能进入这个距离，人际交往中，个人距离通常是在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场合则使用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是认识的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4～12英尺，这是一种社交性或礼节上的人际距离，这种距离给人一种安全感，处在这种距离中的两人，既不会怕受到伤害，也不会觉得太生疏，可以友好交谈，多数交往发生在这个距离内；
公众距离指陌生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2～15英尺，一般说来，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标准距离就是公众距离，还有明星与粉丝之间也是如此，这种距离能够让仰慕者更加喜欢偶像，既不会遥不可即，又能够保持神秘感。
社会距离也可指各社会存在体之间在空间、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通俗地讲社会排斥或社会歧视更容易让人理解，但社会距离的内容比社会排斥或社会歧视更宽广而且更加客观。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团体间社会距离更多指向心理距离，是基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差异而产生的，同时又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社会距离的研究不能用传统的距离长度测量方法直接测量，不仅要描述这种心理距离，更要探讨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提出了“社会距离测量法”。采用客观的外显行为而非主观的自我报告作为对“社会距离”的原始反应的测定。Bogardus 的社会距离量表给人们呈现了7类亲近程度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们对这些关系的选择来测量他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
具体来说，Bogardus 的社会距离量表由一组表示不同社会距离或社会交往程度的陈述组成，按社会距离从最近到最远的顺序排列，依次包括：配偶、好朋友、街坊邻居、同事、本国公民和逐出本国等7个项目。Bogardus 的社会距离量表是一个典型的累积量表。在量表的各个项目中，包含着这样一种顺序假设：人们对量表中各项关系的社会距离大小的感受，按照这7 类关系的顺序依次增大。也就是说，排在位置越靠前的项目，人们对其社会距离的感受应该是越小的。因为对于人们来说，前一种关系应该比后一种关系更加亲近。比如，配偶应该比好朋友的关系更加亲近。所以当一个人拒绝了量表中一项关系，那么他也必然会拒绝这一关系后面所有的关系。博格达斯认为，社会问题几乎都与社会距离有关，通过测定社会距离，可以解释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各种误解。
劳曼参照 Bogardus 的社会距离量表，设计了一套测量个体对哪类职业的人社会交往意愿和互动强烈量表。根据不同的职业类别，劳曼选择了16种职业，供被试选取自己愿意选择哪些职业者作为亲密朋友、女婿、岳父、邻居。劳曼的研究为后来 Lee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念依据，不过其量表测量项目不是直接询问被试的职业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试的虚假反应。
国内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使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学者杨军红采用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项目设计问卷，调查了 210 名中国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对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所在文化的接纳程度。
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测量得到的结果既可以用来比较具有不同特征的人们对某一群体的社会距离的大小，也可以用来比较具有相同特征的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距离的大小。
对于心理距离和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尚且不多，并且只涉及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3个维度，对于社会距离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这些研究一致发现，遥远的心理距离能够促进创造表现。Friedman首先研究了时间距离和创造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对于近的时间距离，遥远的时间距离加强了被试在那些需要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上的表现。
该研究通过想象任务来操控时间距离维度，实验要求被试想象其一年以后或隔天的生活景象，同时想象他们正在做着一件事情，采用顿悟问题作为创造力任务，结果证明了与时间上较近的心理距离相比，当被试知觉到时间上较远的社会距离时，他们在顿悟问题上的成绩更好；而后的实验采用创造性观点生成任务(creative generation task)，进一步证明，与较近的时间距离相比，较远的时间距离更有利于创造性观点的产生。
Jia，Hirt和Karpen探讨了空间距离对创造力的影响，通过指导语操纵空间距离，实验1要求被试完成一个观点生成任务，要求尽可能多地罗列出不同的交通方式，结果发现，被试在遥远条件下比在近条件下创造性的得分更高；以同样的操纵方式要求实验2被试完成顿悟问题，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Liberman，Polack在Jia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6-9岁的小学生，研究其空间距离和创造力的关系。实验向两组小学生呈现空间上逐渐变化的物体图片（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从学生的桌子到银河系，采用TACT测量学生的创造力流畅性和独创性，结果发现渐远组学生的创造表现显著高于渐近组学生。
Polman和Emich唯一开启了社会距离和创造力的关系研究，试图检验是否为他人决策更富有创造性，同时检验解释水平是否起中介作用。实验1中，要求被试完成有结构的创造力想象任务，即自己或帮他人为某故事画出一个外星人，结果发现，为他人画的外星人更富有创造力；实验2进一步发现，为相似他人或陌生他人决策都比自我更富创造性，且解释水平单独起中介作用，排除了信息、情绪等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实验3则采用顿悟问题作为创造力测验，发现他人条件下的顿悟问题解决能力显著高于自我条件下，并且解释水平起到了独立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