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
柳诒徵（1880年－1956年）：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柳诒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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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江苏镇江丹徒人。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7岁丧父。16岁与赵声同案进学后，设馆授徒，以维持家庭生活。后由陈庆年介绍到缪荃荪创办的江楚编译局任助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随缪荃荪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南京与茅谦、陶逊等创办思益小学堂，成为南京第一所新制小学。后又任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江南高等商业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教员。辛亥革命时任丹徒县临时议会副议长、镇江（府）中学监督。后又历任北京明德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或讲师，当代知名学者如茅以升、张其昀、张世禄、王季思等都是他的学生。
柳诒徵曾参与主办《学衡》、《国风》、《史地学报》等学刊，为当世学人中的领袖人物。所著《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缪凤林誉之为“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所著《国史要义》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中国两部系统的历史哲学著述，苏渊雷称之超越《史通》、《文史通义》的现代“命世奇作”。又曾编著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国教育史》。1903年编著最早的一部全国通用的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1905年任教江南商业高等学堂时，曾完成《中国商业史》，这是最早的中国商史专著。经济商业方面的著作还有《商业道德》、《中国财政史》。
柳诒徵的生平[1]
柳诒徵出生于1880年2月5日，江苏镇江城内一个书香门第。幼时家境清寒，他7岁丧父，在母亲鲍氏教育抚养下，17岁中秀才，成为晚清优贡生。1901年进南京的江楚编译局工作，拜缪荃孙为师。
1903年随缪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并赞助赵声从事反清革命。柳诒徵从此开始一生中以教育和著述为主的经世变革事业。
1903年，柳诒徵与陶逊等在南京创办新式教育的思益小学堂，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周叔弢、陈寅恪、陈方恪等。不久又创办江南中等商业学堂、镇江大港小学。1908年、1910年两度在两江师范学堂当教习，受到学堂监督李瑞清的尊崇，学生有胡小石、柳肇嘉、吕凤子、姜丹书、李健等。1911年任镇江县临时县议会副议长。
1915年至1925年，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参与办《学衡》月刊，学生有严济慈、张其昀、缪风林、陈叔谅、向达、刘剡黎、徐震、陆维钊、胡土莹、范希曾、王驾吾、张世禄、陈子展、胡焕庸、王季思、唐圭璋等，育才众多，形成东南学派。这时他学术创造力最旺盛，其《论近人言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学术上过失，被章太炎复信誉为“风鸣高岗”。吴宓称柳诒徵“才学识兼一世雄”。
1925年，柳诒徵协助杨杏佛反对校方经济不公开，仗义直言，愤而离校。后历任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27午回南京，恢复东南大学，筹建第四中山大学，事竣退任南京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任10年，创馆刊，编书目，印善本，使一僻地穷馆名闻海内外。他1935年主编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及其补编，尽括当时馆藏，至今尚无人能继。
1937年抗战军兴，柳诒微辗转流亡东南、西南，著《明耻教战》，宣传抗日。1942年在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导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秋回南京，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致力于复馆，搜寻散失藏书，殚精竭虑，基本恢复馆藏，并印《现有书目》以告世人。1948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以其学问声望在人文组获票数第一。
1949年，柳诒徵随儿孙居上海。9月，被陈毅市长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图书事业，以70岁之躯愉快忙碌不息。1953年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募收庐江刘氏、松江姚氏藏书，使上海图书馆藏书为东南之最。1956年2月3日柳诒徵病逝于上海，葬于镇江南山森林公园，与好友赵声之墓隔山相望。
柳诒徵一生未进学校读书(包括南苦书院和两江师范)，自己苦学而成国学大师，在史学、书法、图书馆事业和教育事业上卓有建树，著作等身。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柳诒徵史学论文选》正续编等。其爱女柳定生所编《柳诒徵年谱》，其长孙柳曾符、曾孙女柳佳合编《劬堂学记》，记述柳诒微生平最详。王季思纪念柳诒徵有诗云：“东西学术志沟通，文笔东南第—峰。还见劬堂风范否，相看剩有六朝松。”
柳诒徵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开创者。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打破纲鉴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徵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徵透过许多著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学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徵为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徵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2]；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亦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3]
柳诒徵亦为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4]。为便于“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5] 。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柳翼谋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
柳诒徵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他民国时期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于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欲借重柳诒徵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6]
柳诒徵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后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后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1938年，柳诒徵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于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后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徵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
著名学者柳诒徵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 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 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 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先生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柳还不大相信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柳诒徵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 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
1、论孔子
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徵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
2、史德论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 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 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 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 伦理学。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
3、史学功能论
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
4、历史研究法
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 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 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 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 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
- 《历代史略》
- 《中国文化史》
- 《国史要义》
- 《东亚各国史》
- 《印度史》
- 《南洋群岛史》
- 《国学图书馆小史》
- 《中国版本概论》
- 《劬堂题跋》
- 《中国教育史》
- 《中国商业史》
- 《商业道德》
- 《中国财政史》
- 《柳翼谋文录》（台北广文书局 1970）
-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