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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基金说是一种早期的经济学说,它试图解释工人所赚取的工资是由每年一笔固定数目的资本所支付给雇员。这个理论试图整合工资和资本的关系,将两者的比例取决于社会人口数量的改变。
早期的经济学家首先假设社会的总资本数量在给定的每年时间内是不变的,所以他们认为人口的改变是会影响工人的工资水平。如果人口的增加,但是支付工资的资本保持不变,那麽所有工人的工资率就会下降;或者一些人仍然支付相同甚至更多的工资,那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工资相对增幅等于社会其他工人工资相对的减幅。假设物价也是不变,工人阶级就会为基本消费需要而进行抗争以争取更多的货币工资换取实质上毫无增减的实物工资。
工资基金说旨在说明工人的工资取决于资本对人口中工人数目的比率。
在这个模型里,固定的资本量是作支付生产成本和支持工人由生产开始到销售产出时期生活的工资。资本或许每年改变,但是只是将前一年的储蓄转为再投资的结果,按照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据萨伊定律,储蓄可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多少等于是投资多少。“工资基金因此可能大于或少于其他时期,但当时(的工资基金)是确定的。”
人口是影响工资的内生变量。一旦就业人口数目改变,每人可获支付的工资数就按反比移动。不但如此,因为资本数量是固定,“全部的‘工资基金’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被分配;还有每一劳动者所得的平均工资率因而能够按照现存工资基金和劳动者数目的比率而精确地决定。”
如果某一名工人收入所得相对比他人更多,其他工人必然根据相同比例减少收入所得以资补偿前者的超额工资。
工资基金说的雏形来自重农学派的法国医生魁奈,他在《经济表》[3] 一文提及土地拥有者以土地借贷的形式提供资本给农民。土地数量和地租收益分属固定,供应农业耕作所需的资本和给予劳动者为生的食物(实物工资)在任何一年皆是直接派生自前一年生产所产出的利润。人口是一个变数,但对于重农学派学者来说,人口是被土地所种植的食物所限制,而非支付工资的资本数量。
19世纪初期开始,直至拿破仑战争在1815年结束之后,英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并且达到“劳动者数目的增加已经导致部分人被排挤在就业以外或者减少就业市场的工资率。”
人们仍然相信资本只能来自以前的储蓄,没有任何数量的资金可以加进生产过程支持更多的工人。顺带一提,工资基金等式里的资本是一种宏观经济的概念,它代表的是国家或社会整体累积的财富,而不单独代表个人的累积资本。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说,或许足够的资本能够从以前的时期累积,“雇主们发现毫无(财政)难度按月、周或日支付工资予他们雇用的劳动者,而不是要求雇主去等待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至产品收成或者销售为止”
事实并不和魁奈在《经济表》所设想的情况相似,支付劳动者在生产时期生存所需的金钱并非来自前一年的储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工资非常低,然而工人依然仅能得到只够生存所需的工资水平。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于1848年的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不但详细论述工资基金说,而且针对工资基金说的资本−人口比率提出明确改善工人贫困处境的解决办法。穆勒指出在仅能足够工人维生的水平上增加工资率只有采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案。如果人口增长速度快于资本增长速度,工资会下降。一旦工资低于工人能够生存的水平,人口会因为疾病和饥饿带来的死亡而减少。
1869年,穆勒放弃一贯支持工资基金说的立场,因为他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量短期维持固定的假设是错误,资本量并非必然固定。因为总资本量可通过“工人的收入可选择储蓄或者花费于消费行为上。”
同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沃克也在个人学术著作“工资问题”论及工资基金说的形成时便指出资本的限制和人口的增长“是巧合的,不是必然”。工业增长能力的限制对容纳工人数目的影响更甚于资本的限制。再者,英国农业“已经到达报酬递减的情况”;
因此,每个增加的工人是不会提供比他生存所需的消费品更多的产出(换一个表达形式,即是说边际报酬递减律产生作用,这名“边际”工人贡献的边际生产力低于他的边际产品)。由于自从1848年科技领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改进,工资基金说能解释的初始原因反倒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寻常和例外的情况,这个理论不是他们一直希望找出的经济学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