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卡尔多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著称。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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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著称。
卡尔多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比较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听课。中学毕业后赴英国，1927～1930年就读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1932年起，任该学院的助理讲师、讲师、副教授,直至1947年。1947～1949年，去日内瓦任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及计划组主任。1949年回英国后，在剑桥大学经济系任讲师，1952年升为副教授，1966年晋升教授，1975年退休，转为名誉教授。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印度、锡兰、墨西哥、加纳、英属圭亚那、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政府的税务顾问，他曾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及计划组组长，并两度担任英国财政部长的特别顾问(1964—1968年、 1974—1976年)，也出任过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顾问。他还两度担任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特别经济顾问。1974年，因其参政有功，被授予男爵爵位，成为上议院的终身议员。
卡尔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很广，从厂商理论到福利经济学，从资本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到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从国际贸易理论到货币政策、税收政策。
卡尔多在30年代的论文尚未跳出传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框框，但被认为在那时已显出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性”。其中有他所命名的“蛛网理论”,即用供求弹性的相对差异分析市场稳定条件的理论（1933）；有在福利经济学中称为“卡尔多补偿测验”的“补偿原理”。后者是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1939）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判别社会福利是否提高的标准。新福利经济学在V.帕累托的“最佳状况”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一种经济变化是否使社会福利有所改善的标准是：在一部分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没有任何人蒙受损失。但实际上,采取一项政策,在一般情况下,总会使一些人得到改善,另一些人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判别这个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卡尔多提出：假设（不必是实际的）通过重新分配，使受损失的人从得益者那里得到补偿后，每个人的状况比变化前都有所改善，即可判断这一经济变化，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了提高。这是建立在庸俗的边际效用序数论基础上的一种理论。
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卡尔多的理论兴趣逐渐由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1940 年他发表一篇题为《经济周期模型》的论文，运用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建立新的经济周期的理论,这是卡尔多转向凯恩斯阵营的一个标志。之后，他写了大量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论文，成为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新剑桥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他在1956年发表的《两种不同的分配理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以边际生产力决定各生产要素的价格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这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卡尔多以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基础，从宏观入手，结合经济增长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
他把国民收入Y分为利润（或财产收入P）和工资（或劳动收入W）两大部分；认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 P/Y取决于投资率（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比率 I/Y）和利润的储蓄倾向（利润中的储蓄比率sp）与工资的储蓄倾向（工资中的储蓄比率sw）之差。在通常情况下，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即sw=0，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就取决于投资率和利润的储蓄倾向
。投资率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大。利润的储蓄倾向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低。如果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将与投资率一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确定了，余下的即为工资的份额。这个分析是对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分配的传统理论的否定。卡尔多以后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分析方法上和他的宏观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卡尔多的模式，若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利润的储蓄倾向小于1（即不全用于储蓄）,则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同利润率的利润和储蓄比率之乘积相等，才能使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
卡尔多的税收政策主张，也和他的收入分配理论有关联。1955年他发表《消费税》一书，主张从现行的按个人收入课税的制度改为按实际支出课税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在税制上应让富者多付，贫者少付。他在两度担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特别顾问期间，积极建议利用资本收益税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和利用有选择的就业税来鼓励劳工转移到制造业部门。
此外，卡尔多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富有创见的论文和报告。这和他多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担任财政经济顾问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
从30年代起写作的大量论文和报告，在1960～1979 年间先后编成八卷经济文集：
- 《价值和分配论文集》（1960）
- 《经济稳定与增长论文集》（1960）
- 《经济政策论文集》（两卷，1964）
- 《经济理论论文续集》（1978）
- 《应用经济学论文续集》（1978）
- 《税收报告》（两卷，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