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房学派税收思想(cameralism's tax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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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房学派的税收思想是16～18 世纪流行于德国的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体系。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德国官房学派以1727年在哈雷大学和奥德大学设立官房学讲座为界限，分为旧官房学派和新官房学派。16～17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国家向近代的统一国家过渡的阶段，由于各大小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的各自割据，进行土地兼并与争夺城市的战争，德国经济遭到破坏，皇帝在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国家经济实力。
旧官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G·奥布里特、L·Von·薛肯道尔夫、J·J·贝切尔等人。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以研究充实国库，特别是如何使王室财政充裕为主，具有国王私人财政学的性质。薛肯道尔夫把国家财政视为君主和私人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应该把官产收入及特权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基础，在官产收入和特权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时，才能征税。在税收根据理论方面，他持“利益说”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代价，人民应该自觉承担纳税义务。
此理论虽然仍以充实国库的研究为主，但同时也重视对如何增加国家财富的研究。新官房学派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新官房学派代表人物尤斯梯和宋能非尔斯的著作中。
尤斯梯（1705～1771），主要著作有《国家经济学》（1755）、《赋税及捐税研究》(1762)、《财政体系论》（1776）等。尤斯梯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和实施管理的目标，不仅要使国库充裕，而且要增进包括君主和臣民在内的整个国民的福利，否则就不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他还认为财政学是研究如何管理国家财产，如何适当征税，如何加强税收管理，以维护和提高君主与臣民的共同福利为目的的科学。尤斯梯认为，国家财政收入有四个方面的来源：即管产收入、特权收入、赋税收入和其他收入（含公债收入）。在这些收入来源中，官产收入与特权收入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税收收入是次要的，只有在前两项收入不足支出时，才应征税或组织其他收入，如举债。据此，尤斯梯提出了课税根据理论“义务说”的观点。他认为臣民的私有财产是一种间接性质的国家财产，当财政收不抵支时，臣民随时都有缴纳国家所需费用的义务。他在主张臣民有纳税义务的基础上，还强调君主的财政支配权与臣民的利害关系，国家征税不要妨碍私人的经济活动。
为此提出了课税的6项原则：
（1）采用促使自愿纳税的课税方法；
（2）课税不得侵犯臣民的合理自由，不得危害工商产业，不得有害于国家的繁荣和臣民的幸福；
（3）应该平等课税；
（4）课税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5）选择征税费用最低的货物课税；
（6）纳税手续应简便易行，纳税时间要安排适当。
这些税收原则，集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对后来资本主义税收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尤斯梯还深入探讨了当时国内消费税流行的原因及其利弊。从课税原则角度来看，他反对国内消费税，其理由：
（1）限制人们的合理自由活动。
（2）不利于商业的活动。
（3）不能实现税负平等。
（4）漏税较多。
（5）征税费用高。
从作为一个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考虑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现实需要，他又主张折衷主义。他认为营业收益税是符合税收基本原则的，应以此为新税制，取代国内消费税。
宋能非尔斯（1732～1817）是奥地利的财政学者，他继承并发展了尤斯梯的经济理论和税收理论，同时也受到了重农主义的经济自由思想的影响。宋能非尔斯的主要著作是《行政、商业与财政的理论》。
宋能非尔斯认为，财政学的任务是：满足国家需要，编制经费预算；决定国家的收入来源；检查审核经费开支与收入；研究收入的组织征收等。在税收理论方面，他强调税收的重要性，主张财政收入应以税收为主要来源，而官产收入和特权收入是次要的；强调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据此，他提出普及、公平及保护税源的税收原则，反对设置非常准备金。
他对消费税的看法与尤斯梯不同，他赞成征收消费税。他认为消费税的优点是：征税数量与纳税人的所得相适应；商人可将税款加入商品价格中转嫁出去。税金为数不多，纳税人在无意识中缴付了税金等。其缺点是征税费用高，增加负担。此外，对富有者的所得课不到税，课税使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抑制了就业与商业。因此，他赞成课征消费税，特别是对奢侈品课税与对货币收益课税，反对向资本直接课税。他还反对税收承包制，主张应由政府掌握课税权。德国官房学派的财政税收理论，代表了当时德国封建君主的利益，当时提倡“君安则民安，君富则民富”的以君主为中心的观点。在税收理论方面较早地认识到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同时相应地提出了税收原则观点，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税收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