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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发展被广泛地理解为在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过程或是发展计划项目中的有关决策过程中的发展主体的积极的、全面的介入的一种发展方式。[1]
参与式发展的范畴是指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所包括的各个主要方面，由参与式发展的理论范畴、制度范畴、社会范畴、经济范畴、伦理范畴、实践范畴和学习范畴等多范畴构成了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框架。各范畴之间是有机结合的， 内容是相互交叉以及相互联系的， 由此构成了参与式发展的范畴体系。
参与式发展产生于社区发展而又区别于社区发展，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发展方式进行了反思和否定。参与式发展的途径是指目标群体(在很多情况下尤其要注意包括穷人和妇女)全面地参与到发展项目和发展活动的规划、实施和监测与评价过程中去。参与式发展途径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对目标群体公正、公平的认识，对于群体所处环境进行全面综合的判断分析，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观点与看法。
根据对“参与”的定义，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本质上是赋权(empowerment)。而赋权的核心则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的权利的再分配，简而言之，即参加社区和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参与式发展途径的过程就是赋权的的具体实现过程，参与式的完全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过程特点和对社区以及对传统的社会弱势群体亦即目标群体的参与发展干预过程的赋权，使社区及目标群体自觉地参与发展，实现发展干预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参与式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围观的区域发展理论，是区别于传统的白上而下的发展理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
1.参与式发展理论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参与式发展的起源可以从发展实践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研究范式的角度以及组织的角度去探讨。本文仅从历史角度与实践角度进行总结归纳。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起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强调社区发展战略的萌芽阶段
比较早比较显著地体现参与概念的发展战略可以追溯到2O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发展援助时所采取的“社区发展战略”。在2O世纪40年代末期，一些早期的发展援助活动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以促进发展和社会变化。到了2O世纪5O年代，特别是6O年代，那些发展援助机构企业通过社区发展过程使当地人纳入到改进社区的活动中去。在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区发展项目首先以先导项目形式出现，继而在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广泛执行。这种社区发展形式一方面修建基础设施，一方面运用地方人口的知识和技能，使其加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同时也试图建立社区组织，组织扫盲运动，使社区群体与管理机构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时候，“社区”被称为一个基本的行动单位，参与是体现在主区层次上的。Cary(1971)认为社区发展战略的宗旨就是“组织社区人口处理影响他们生活和生活发生的问题和发展机会”。
(2)由社区发展战略到参与式发展方式的过渡阶段
到了6O年代末期和70年代，社区发展战略逐渐推动了其主导地位，参与式发展方式开始成为国际发展领域中创新性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突破。7O年代末期对不发达国家的分析开始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的原因提供不同的说辞，认为贫困人口被置之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直接的发展活动之外。世界银行在1976年曾经就一些参与效果的经验进行研究，例如通过对用水系统管理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能使得用水户参与决策与管理，用水系统的供应将更加成功。同一时期，国际劳动(ILO)的世界就业大会提出“参与”应作为基本需求战略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所(EDI)在“社区参与”研讨会上强调了各种参与式工具的重要用途。这段时期内，新的项目设计形式被提了出来，同时发展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实施种种战略以使社会参与制度化，农业系统研究快速农村评估参与式农村评估等等方法先后被应用到各种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各种促进当地人的参与的努力形成了发展的主流，这种参与是对非参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从态度到方法论上的彻底变革。
(3)参与式发展全面兴起阶段
到了9O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式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参与式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蓬勃兴旺起来。
除去上述参与理念在发展实践中的种种体现之外，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参与理念在历史上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同时，参与理念在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中不断得到发挥与完善。19世纪中期恩格斯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了探询危机的原因，利用“参与式观察法”亲自参加了工人大罢工。而同一时期，马克思在法国革命中根据其被Bodeman(1977，8)称为“结构性访谈”的结果建立了无产阶级公社的哲学基础。2O世纪初期意大利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0，189l 1937)倡导的“工人知识的重要性”对参与式发展的历史起源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产生的“解放理论”和“解放社会学”强化了社会学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参与式方法，以及参与式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在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1898 987)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参与”的意义也可见一般。他对于“民主计划”的概念与实践曾进行过深入探讨。他指出：制定计划和在计划中直辖市的政策不仅应该取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在准备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后来人们赋予参与式发展的涵义中的“让群众成为受益群体、让群体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之中去”的内容。Schumacher也曾在他著名的《小的最好》中就发展中的扶贫干预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如果我们能把我们关心的问题转向贫困人口的真正需求上来，那么无疑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If we could turn official and popular interestaway from the grandiose projects to the real needs ofthe poor，the battle could be won)。70年代早期巴西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保罗·弗利埃(Paulo Freire，1921 1997)在其《被压迫人口教育学》(1970)中提出“文盲启蒙运动”概念，即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进行评判性分析，有组织地采取行动来解决现世问题并反抗剥削压迫阶级。弗利埃提出了“主题调查法”，即群众进行自我问题分析寻求解决办法。这种过程蕴含了一种诺曼(Norman·Uphoff，1941)和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1932)等人提出的“外来专家角色转换”的过程。外来人员不再是主导者，而是以“合作调查者”的身份出现；而同时那些通常意义上的目标群体在分析过程中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
2.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出现
20世纪9O年代，参与式发展理论逐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O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作为其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这是参与式理论的中国本土来源与贡献。邹平实验与定县实马佥‘‘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事实上就是目标群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全面地参与到与外来者的合作中。
定县实验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他早年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并于1926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迁至河北定县，把定县作为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县。晏阳初先生从事乡村改造事业6O余年未间断，与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NGO)有广泛的联系，其乡村改造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亚、非、拉各地，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贡献颇多。鉴于对国内外的参与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邹平实验一起成为2O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别。晏阳初先生认为，任何社会革新计划都应有当地人(即目标人群)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成功，有了当地人的主动参与，还要发挥专家的作用。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以具有行动含义的社会动员为手段，通过启动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将研究过程与研究行动变成研究对象自己的活动，从而建立起所谓的“拥有意识”，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来获得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对比。
目前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参与式农业生态系统分析；
(2)农作系统研究：
(3)快速农村评价与参与式农村评价；
(4)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
(5)参与式性别分析；
(6)参与式社区发展：
(7)目标群体分析；
(8)目标导向的项目规划法(ZOPP法)；
(9)农民为主题的参与式研究方法：
(10)参与式培训；
(11)农民参与的技术评价；
(12)参与式监测与评价；
(13)参与式行动培训；
(14)参与式贫困评价；
(15)参与者分析。
参与式研究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被研究对象的利益与研究工作相互联系形成所谓的参与式赋权的学习过程，使得被研究对象的利益与研究工作相互联系形成所谓的参与式赋权的学习过程，使得被研究对象觉得自己没有被研究，而是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