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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决定论又包括以下观点：
1.中央集权遏制创新论。以德尔蒙德为代表(Diamond，1999)，他认为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岛屿众多，有利于形成了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小国，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是没有大的岛屿，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大帝国，而大帝国的中央集权，则会遏制创新。以哥伦布的航海为例，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哥伦布计划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本书的思路有吻合之处，但他却没有详细地展开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实际上，如本书第四章所述，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总是会逐渐地演化出事实上的分权，并形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却没有导向长期发展，中国近200年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也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此戴尔蒙德的理论无法做出解释。
2.低水平制度论。黄仁宇直接引用诺斯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国家为了统治的安全，而牺牲效率，将制度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上，通过繁琐而细碎的财政制度来管理国家，从而无法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即“数字目的管理”。
这种观点与本书的论述基本吻合，但是却过于粗糙，它无法解释社会为什么长期锁定在这种制度之中。王朝后期工商业的相对发展，为什么没有向欧洲一样改变政治结构，从而确立起保护产权的制度。
3.技术供给不足论。以林毅夫为代表，他认为近代之前中国的技术水平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完成，中国人口众多，能工巧匠也多，技术发明的机会就多。而现代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实验之上的，缺乏了基础科学知识的支撑，而仅凭经验很难完成发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投身于科举考试，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训练，难以完成技术的发明与创新。
科举制和思想禁锢的确不利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技术的创新，但这一观点无法解释在明万历之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人已经能从商业活动中获利丰厚，而为什么他们的子弟仍然会热衷于投身科举考试而不是商业活动?同时，诺斯也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以重大发明为标志的显著事件，而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小发明小创造持续积累的渐进过程。科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发明创造的欲望所刺激的。林毅夫的观点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欲望的不足。
拉坦指出，在制度和技术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决定论的代表是马克思、凡伯伦以及库兹涅茨等人；制度决定论的代表是诺思、托马斯以及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人。
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的代表，“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将发明看作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天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的灵感的结果”。拉坦认为，在马克思制度变迁的思想体系中，技术变迁的变量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技术进步与经济制度的矛盾冲突，主要通过阶级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来。生产方式是经济组织乃至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制度相互关系理论都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挥。凡伯伦以及库茨涅茨等人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接近，都是强调，动态的技术和静态的制度逐渐的辩证斗争和冲突，导致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缓慢的替代过程。
与技术决定论不同，诺思等人则主张，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实际是对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长期变化与市场规模变化的滞后的反应。在诺思等人看来，产权制度的变迁是有效的经济组织为了弥辛卜私人创新活动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自觉地反映。特别是由于稀缺性所导致的土地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就要求对土地和劳动的产权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诺思等人特别强调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根本的观点。例如，以“两田制”代替“三田制”所形成的集约耕作制度，不是对技术变迁的反应，而是对要素价格变化的反应。诺思甚至认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的前提下，也能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做出贡献。易言之，通过制度变迁，或产权的(诺思)、或组织的(钱德勒)、或队生产的(德姆塞茨)，都可以提高人们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经济产出率，排他产权的确立(诺思)、组织结构的变革(钱德勒)以及“队生产”的监控和克服道德风险等等；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大锅饭”变为“承包制”等等；都可以在不发生技术创新的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企业史的经验，技术和制度的关系可以被进一步简单地表述为“新市场的发现——组织结构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这样一个线性模式。比如，来售上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通用公司等组织的决策结构创新的经验，即决策的集中与分散的统合模式。制度的规模经济促进了经济组织收益率的变化。总之，在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看来，“美国工业中的经济规模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