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理念(Decisio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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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理念是指人们在现实的决策活动之前，首先建立起来的关于决策的前提条件、途径、步骤等的观念模型。哲学意义上的决策理念研究，不是描述人们实际所进行着的决策活动，而是试图揭示这一活动背后的“物质原因”，以期达到对决策理念的科学化把握．并用以指导实践活动。
如果试图对企业有效决策理念大致概括一下，那么，彼得·F·德鲁克的下述文字再合适不过了：“决策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是一种冒风险的事，并且是对判断力的一种挑战。‘正确的答案’不是问题的中心，而且通常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中心在于对问题的理解。再则，决策不单纯是一种智慧的运用，还需要动员组织的理解。此外，决策不单纯是一种智慧的运用，还需要动员组织的见识、力量和各种资源，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
一般地说，现代企业有效决策理念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决策出发点理念、决策“冲突”与决策比较理念、决策时机把握理念、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理念、必要妥协理念以及决策执行结果反馈理念。
流行的定势或范式决策程序观总是认为，决策的第一步是搜集资料。如果把这种决策起点观上升到思想路线、决策哲学高度，就成了决策起于事实。然而，真正的决策并不是从事实出发，而通常是从看法开始的；决策也不终于对事实取得一致看法，而是由于各种不同看法的交锋与冲突，由于对相互竞争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考虑，比较得到的。有效的企业决策是个主、客观过程交互作用与协调、主观过程相互沟通与协商的结果。因为，从本质上说，决策首先是判断，是在各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进行抉择。但这种抉择很少是在正确和错误、可行和不可行这种简单的、易断的，明确的二值之间进行的，而经常和主要是在。近乎正确”和“可能错误”之间进行的，甚至多半是在两种很难说清哪种更正确的行动路线之间进行的。
要全然无判定、无看法，完全客观地掌握事实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把握相关的准则之前是不能够掌握事实的。事件本身从来就不直接等同于事实。决策当事人只有从看法、观点开始，才能发现决策是关于什么事件的。人们设想和提供的答案当然是不同的，但大多数看法上的分歧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总是要解决的分歧。因此，企业有效决策的第一步是确定各种可能的问题。
作为有效决策起点的看法仅是未经检验的假设，因而，除非得到了验证，否则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为了确定事实，先要决定相关的准则，特别是恰当的衡量标准。这是企业有效决策的关键所在，也是常常引起争论的焦点。
因此，惟一可靠的办法是以首先明确承认存有看法。“人人都能看出我们是从未经检验的假设出发点——在决策中以及在科学中，这都是惟一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怎样来处理假设。人们并不能就假设争论，而是进行检验。人们就能发现哪一种假设是经得起检验的，因而是值得加以认真考虑的，哪一种假设是一经检验就被推翻的。”
基于这样一种决策出发点理念，企业有效决策文化环境必定是既鼓励人们提出各种看法，又坚持要求提出这些见解的人仔细考虑检验的结果将会如何。因此，这种企业决策文化环境必定到处充满着这类问题：“为了验证某些想法，我们必须了解什么?”“要使此假设成立，需要哪些事实根据?”这种企业决策文化环境将使决策者及参与者逐步习惯于仔细考虑并确定必须寻求些什么、研究些什么、检验些什么。
企业决策的本质在于比较、择优，因而决策过程中就应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就应有多种意见、见解存在和交锋。这一决策理念认为，“只有经过各种互相冲突的意见的交锋、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辩、各种不同判断之间的抉择，才能作出最好的决策。”这一决策理念也认定，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诫律或规则就是，在没有不同意见之前，不要作出决策。
堪称管理决策大师的艾尔弗雷德·P．斯隆身体力行，在通用汽车公司大力地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决策文化：在一次通用公司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艾尔弗雷德·P·斯隆问大家：“先生们，我想我们大家对这项决策都一致同意，是吗?”在场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他又随之当机立断：“那么，我建议推迟到下次会议再对这次项定作进一步的讨论，以便我们有时间来提出不同的意见，并对这项决定有关的各个方面有所了解。”
企业决策所以要让不同的意见、观点、看法尽可能充分的亮相，原因有三：
第一，保证决策者、决策层不受企业中任何特殊集团或人员的影响和束缚。企业中的每个人员、每个集团都应就某一方面对决策者、决策层有所要求。他(它)们都是特殊的恳求者、劝说者，“要破除这种特殊恳求和先人为主想法的束缚的惟一办法是保证有互相争论的、有依据的、深人思考的不同意见。”
第二，不同意见往往是各种可选方案、替代方案、补救方案之母。而若无可供选择的替代的方案，则一项决策方案无论多么慎密、细致和完备，也不过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因为，一项决策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极大，这或是因决策伊始就是错的，或是因情况变动使其不合时宜。倘若有了各种不同意见及其相应发展下去的不同方案，即使原决策行不通，也早已有了形成和启用补救方案的可能。不然，当实际决策被证明行不通时，很可能会遭受惨重的失败。
第三，不同意见及其交锋是激发想象力所必需的。当人们为问题寻求惟一答案时多半无需想象力，但在经理人员所处理的具有真正的不确定的事件中，其无论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哪一方面，都需要一种对新环境的创造性的答案。这就意味着丰富的想象力，意味着领悟和理解新的、不同的方法。彼得·F·德鲁克强调，一流的富有想象力的人才确实并非到处可见，但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般稀缺。关键在于想象力是需要给以挑战和激发的，否则它就将处于潜在和无用状态。提出不同的见解，尤其是被迫加以论述、细致考虑、拿出证据等，是众所周知的较为有效的激发力。
因此，企业决策“冲突”与比较理念就是认为：“有效的决策者组织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样可以保证他不致于被表面看来正确而实际上却是虚假或不完全的意见所迷惑。这使得他有各种方案以供选择和作出决策，但也保证他在决策被证明为有缺陷和不能执行时，不致于陷入迷雾之中。不同意见使似乎有理的看法转化为正确的看法，使正确的看法转化为良好的决策。”
捕捉机会和避免恶化是把握决策时机的基本准则。当不断然采取行动情况就会恶化时，那就必须下决心抉择；当不立即行动就将丧失一定机会时，就必须当机立断。
但绝大多数的决策境遇并非那样明了，而是介于两者之间。问题不会自动消除，也不会日益恶化。机会只能带来某种改进，但并不能造成真正的变革和创新。这就要求对决策进行大概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比较范式，但基本原则却是明确的：(1)如果收益远大于成本和风险，那就采取行动；(2)或者行动，或者按兵不动，但决不容许采取介乎其问的做法。
有效的决策就是对采取行动和取得成就的承诺。如果作出决策后还须“推销”它，那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行动和结果，因此也就等于没有决策。或至少是由于决策到执行的时间拖延的过于长久，以致使决策在奏效前就已变得陈旧了。
这就要求必须把决策和执行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充分的一体化和有机结合。日本企业决策文化就深深包含着这种一体化倾向和传统。在日本企业，决策者根本无需花时间去“推销”一项决策。这早巳在决策过程中完成了。而且，决策过程使其了解到各个职工、群组、阶层的意向、偏好，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去劝说，或者以某些妥协赢得反对者的支持。正是这种决策文化，使日本企业在谈判阶段显得动作缓慢、优柔寡断，对同样的问题进行反复讨论。然而一旦决定，那就如“神兵天降”，令西方企业措手不及。中国的“多谋善断”适用于企业决策执行文化，也会产生很好的效益。
当为使决策成为有效的行动而必须改变人们的行动、习惯或态度时，决策与执行一体化决策文化就更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必须保证明确地分配行动的职责，并且使得承担起职责的人有能力从事必需的工作；而且要保证他们的衡量标准、他们的成就标准、他们的激励手段也能同时改变。否则，这些人会在一种内部感情的冲突之中陷入麻痹状态。”
决策总是有机会成本的，而且，机会成本在各人员、阶层上的分摊从来是不均匀的，正象机会收益的分配从来是不均匀的一样。“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决策。人们始终必须付出代价，牺牲一些愿望。人们始终必须在各种互相冲突的目标、互相冲突的看法、互相冲突的优先顺序之间进行平衡。最好的决策也只是一种近似的——而且是一种风险。始终存在着一些压力，要求作些妥协以便赢得人们的支持，安慰那些反对提出行动路线的强有力人物，或者两面下注以防冒险的损失。”
因此，关键在于在决策过程中始终必须坚持的是只管正确的是什么而不管谁是谁非，以便最终作出必要的妥协。否则就将作出错误的妥协。彼得·F·德鲁克用两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妥协：“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好”，“半个婴孩比没有婴孩坏。”
从决策执行一体化总流程看，决策事实上是个反复进行的偏差校正直至达于目标的过程。因此，决策包括结果反馈。这种决策文化理念既要求明确规定预期结果，又要求组织力量从事执行的追踪。当艾森豪威尔将军人驻白宫后，前任总统杜鲁门说：“可怜的艾克，当他是将军时，他发出的命令会被执行。现在他将坐在大办公室中发命令，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其原因在于，与部队中所存在的高速、准确、有效的反馈系统比，地方或国家的反馈系统也许都相形见绌。执行结果反馈理念是如此重要，以至彼得·F·德鲁克总结道：“人们必须组织情报资料以便获得反馈。人们需要报告和数字。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以接触实际为依据来建立自己的反馈——如果他不对自己提出亲自视察的要求——他就会陷入无结果的教条主义而得不到结果。”
决策理念的本质规定意指能够反映客观规律和主体的现实需求。决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根据，是进行决策活动的重要依据和行为规范。是实现决策活动科学化、合理化的重要保证。决策理念作为一个系统本质，其内在规定包括主体目的、客体规律、系统思维、技术创造等具体内容。
主体的目的是决策活动和决策理念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作为目的最基本的内容的主体需要则是一切决策活动的发动因素。它决定着决策理念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决策目标和行动方案的方向性内容。主体目的既是决策活动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目的有关。因此，思想一旦离开利益目的就会使自己出丑。人们追求利益的过程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持续发展的社会活动。那种组织起来统一行动、为实现一个实践目标，并按照某一方案进行的追求目的的社会活动，可以说就是建立并实现决策理念的过程。人们的决策理念活动是总有选择地反映客观世界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规律，而人对物的尺度反映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对自身需要的满足。所以，合理的决策理念又体现着人的愿望、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本性的追求和本质力量的满足。
一个决策理念所反映的人的需要或要求。能否获得外部现实性，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实现和满足。又主要取决于主体需要的合理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分别为互相联系和共同发展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同层次的需要所产生的决策动力也是有所差别的。对于主体的需要和要求。还要具体地区分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当前可以满足的与将来才可能满足的等等情况。只有以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合理的、并在当前就可满足的需要为前提的决策理念，才具有现实化的可能。同时，主体关于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并非“纯粹客观”，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其中也渗透着主体的利益目的。主体通过认识指导实践，改变外在事物的现成形式，舍弃现成事物中那些与人的需要不相符合和违背的方面和因素，创造出对自已有用的。但客观自然过程又不会自发产生的、能够符合人的本性和满足人的需要的理想客体。因而，决策理念必须首先符合主体目的。
客观外物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制约着决策理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内在规定性。任何客观对象都有其特定的结构、性质和规律，客观对象发展变化的方向和秩序都要受其内在规律的制约。客体对象的尺度是作为外在的必然性强加于主体的。人们在改造、利用和保护客观事物时必须遵循其内部规律性。作为目的性很强的决策理念活动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也是以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依据的。“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实践活动。”因此，为了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展开和获得预期效果，在建立指导决策活动的决策理念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要使之符合客体的规律性。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虽然人们的决策理念活动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积极活动，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有计划展开的思维运动，但是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本性、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本质力量，也会作为实践活动的“当然规律”而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客观事物运动规律及其条件的变化，加之视角不同及处理方法的多样性，人们对同一问题的解决，会选择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决策理念主体应最大限度地符合各种规律，密切关注规律的层次性及规律展现的多种客观可能性，以期达到设想中实践目的的实现。具体到每一次决策活动，其客体性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在多种目标中选择一种最有效、快捷、经济地达到实践目的的决策目标；在为实现目标而设计的多种方案中综合比较优劣、抉择最优；考虑在现有目标和方案之外是否存在更好的，或者把几个目标和方案综合在一个目标和方案之中。这些内容作为客体规律制约着决策活动。
在现代社会中，决策的对象越来越复杂化、综合化和深刻化，其规律性表现也千变万化，又由于决策理念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每一次决策活动都必须运用比较、综合等一切可以运用的思维优化手段，在符合规律的范围内掌握事实，全面把握事物。“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当然，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事实及其规律，但是，这种掌握客体规律的全面性要求，对于防止盲目决策，避免或减少错误，是完全必需的。同时，在决策理念活动中，往往存在着真假、利弊、精粗、轻重、得失、成败等相反的两个方面，人们通过优化、透视、鉴别、择优，在观念中对实践、客体及其内部规律进行全面的把握，既要看到同一标准下不同方案的优劣，又要看到不同标准下方案的综合利弊，具体分析当时、当地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及条件的运动变化，并将所有的因素都化为整体的一部分，深入事物内部，得出符合事物规律的正确结论，把尊重客体规律贯穿到决策理念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在决策理念活动中，思维作为系统而存在，系统则以思维为纽带。从逻辑的角度看，思维中的各个命题之间应当相互蕴涵、相互融洽，而不应相互矛盾。我们平时所说的“说话办事要符合逻辑”，就是指人们活动的系统思维，其实质是对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在决策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思维的系统原则。
决策理念的系统思维，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决策主体把决策对象看作一个系统，并站在这个系统的整体立场上分析处理问题；二是承认决策理念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问和系统内外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承认各要素对系统整体的独特作用；三是经常对各个要素进行恰当的系统思维分析，正确进行组合与协凋，不断提高系统思维的整体功能。
作为系统思维，其最本质的方面是，“要把事物列入新的联系中，来达到在它们的新的不寻常的质中来意识到它们。”即把事物放在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系统之中，揭示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特征。决策理念的形成和建立，体现了这一过程。在决策信息交换过程中，思维系统由相对无序走向相对有序，由信息搜取、组合到信息增殖获益，最终建构决策理念的自组织耗散结构。当决策耗散理念形成时，各种思维元素就会表现出很有序列的集体运动，使思维中许多零散的、无序的决策信息，朝着某种既定目标，突然协同，形成有序的平衡态结构，并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的功能。
现时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急剧变革，必须坚持决策理念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创造过程中必须遵循决策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要保证一个决策理念的合理可行，必须有技术创造有效可靠的支持。技术创造是在决策过程中实现主体目的、客体规律、思维系统三者统一的中介和桥梁，是使决策理念合理有效的根本手段或根本工具。手段和工具作为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中介，要服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面目的要运用手段来改造客观对象，又必须使手段符合客体对象本身的规律。
当然，正确的目的和有效的手段最终是要在认识指导的实践中得以形成并达到和谐统一。当决策理念主体在以思维的形式对实践活动作出统一的设计、规划的同时，也在观念形态上对实践活动的技术尺度给予创造性的选择和确认，表现出理性的机巧。创造性技术突破传统的逻辑通道和思维习惯，创造性是技术创造中的灵魂。主体在思维领域中以意识观念等思维形式对客观现实的工具手段进行改造，意即在现实地改造客体之前必先进行工具技术的创设。同时，“如果认识只是简单地复制自然界中存在的对象，那么在人的生产过程中，它就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认识支配生产过程，劳动产品在它实际上被生产出来之前，就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为此，认识应当创造性地反映客体，不仅反映它目前存在的样子，而且反映它由于人的改造活动而可能成为的样子。”因此，只有技术上的创造，才可能形成科学的决策理念。创造和常规二者并不总是界线分明、截然分开，而往往是兼而有之，亦此亦彼。正如决策的分类一样，它们并非真是截然不同的几类决策，而是像光谱一样的连续统一体，其一端为常规化的决策，而另一端则为创造化的决策。我们沿着这个光谱式的统一体可以找出不同色度的各种决策。
一般认识和具体实践是认识过程中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包含着对自己对立面的肯定或否定，认识和实践相互过渡的中介并实现内在统一性的要素就逻辑地落在决策理念上。“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这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决定的。“对于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个概念中都可以找到。”一方面，理性认识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抽象性而不能直接、实际、完全地转化为实践，理性认识自身必须越来越具有丰富的直观性或外在具体性，指向特定的事物及其过程，才能实现其向实践的过渡；不可忽视的是，客观的实现过程也必须融入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包括主体的思想、态度、需求、欲望、情感、意志、信仰等等，使主体客体统一，需求和实践符合。另一方面，实践活动也不能够直接、无条件、完全地接受一般认识的指导，而是必须针对既定的特殊的约束条件，从具体客体的属性、特点、关系出发，深入事物发展的内部，利用有利的环境，再造或改造事物及其面貌。这样，就认识的全过程看，决策理念介入认识过程有了逻辑上的可能。
能够实现认识过渡到实践的，必须同时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功能。从认识的角度看，决策理念是“直接为实践服务的认识，直接对实践对象的认识，直接按实践要求的认识。”其认识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决策理念这种观念形态的运动愈来愈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决策理念是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依据，在主体头脑中进行的主观演绎、思维操作或称思想实验，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属性。但这种观念形态的理念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相对分离状态，会严重地影响决策实际效果。二、决策理念可以超越现实的物质客体对未来的物化活动秩序和结果进行超前演习和验证，决策理念活动的主体因其独具的思维特征，可以运用符号抽象思维，逐步简约和摆脱具体物态的限制，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设想、规划、方案等，并对其进行重组、排列和抉择。在超前演习过程中形成一种在结构、属性、功能诸方面都否定和超越现实的理想客体。这种理想客体，既具有要求通过未来实践改变现实客体的规律性，也具有使自身主体需求通过外部现实性而实现自身的规定性。决策理念的超前验证，可以对未来实践的诸种要素及其结构，同它所进行的设备材料加以理想设计，然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逻辑形式将它们联系起来，对未来实践的诸多方面进行建构。三、决策理念倾注了主体性因素，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真”，是主体对客观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善”，体现趋向主体目的的内容；“美”，则是“真”与“善”的统一，是理想客体的完美形态。在主体追求真善美统一的过程中，主体所投入的不仅仅是知识和物件，而且还倾注了情感、道德和意志倾向的主体性，如果否认和忽视了这些问题，决策理念就不会完善。而不完善的决策理念将会导致决策失误，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将形成社会心理负效应，甚至酿成相关范围的社会问题。四、决策理念能够通过肯定或否定，对丰富杂乱的感性材料思维加工和抽象制作。我们知道，理性认识经过中介环节转化为实践，是对理性认识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中介环节的肯定。在从理性认识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由于中介因素能够实现认识向实践的转化或飞跃，因此决策理念构成了认识过程的否定因素或称否定环节。把握一般认识、决策理念、实践的内在统一，能够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决策理念的过渡、转化和中介作用，并能揭示出在完整的认识过程中决策理念的中介属性。
从符合实践功能的角度看，决策理念的实践属性主要表现在：一、决策理念直接指向即将实施的实践活动。决策理念依据于理论认识但并非单纯理论研究，不是远离实践的僵化认识。它深入实践，揭示了实践活动的规律、方式。理念主体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未来状态进行思维上的分解组合，指导将来的实践活动。离开客观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决策理念将变得苍白无力。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迫切的基础正是人们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而发展的。”二、以实践为目的的决策理念，贯穿和渗透于整个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主体运用手段作用于客体的有目的物质活动，主体是指具有主观目的的人，手段是指人的目的的外化，客体是人的目的的对象物和作用物，离开目的的实践不能称其为实践。同理，离开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决策理念，谈论决策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也是毫无意义的。三、实践既是决策理念的现实化又是对理念的检验。一般地说，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在检验认识真理性的过程中，并不直接检验理性认识及其理论的成果，而是首先通过检验决策理念而实现的。这不是对实践标准的否定和怀疑，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深化和丰富。实践检验决策理念，表现了实践检验标准的一致性，即实践通过检验决策理念达到最终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检验决策理念和实践检验理性认识又具有不一致性的特征。实践通过直接检验决策理念正误，来间接地检验作为决策理念指导思想的理性认识的正误。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检验的决策理念是正确的，才可以确认所依据的理性认识的真理性。相反，如果经检验的决策理念是错误的，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所依据的理性认识或理论是错误的，一种是决策理念本身错误。所以，实践并不直接检验理性认识的成果，而是通过检验决策理念实现对理性认识的检验。因此，决策理念的中介属性，不仅仅体现在由认识向实践的转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在实践检验和评判决策理念的过程中。
抉择能够充分体现出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使认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卓有成效的意志心理。“意志是与人类的能力，即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能力、理智和感情的能力连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朝着某一方向前进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把决策理念看成是一种意志活动。黑格尔认为，意志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即把自己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它具有强烈的主观一致性，意志的理想境界是自由，“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所以，“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就包含在决定改变事物的决策理念的实质里。
现实世界中，人们在不断地受偶然因素的干扰，因此，也就需要不断地发挥意志自由的作用，不断地减少失误，从而构成积分式抉择性的决策过程。“不做决定的意志不是现实的意志”意志自由和抉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刘李胜博士认为：“决策认识负荷着抉择，表明决策认识在本质上是决策认识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动态表现，而人的自由意志最终受制于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
抉择承担着决策过程中确定目标和方案的职责。对于实践目标的抉择，往往从“杂多”的问题开始，没有问题需要解决，就无需决策。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存在是一切决策活动的发端，从“多”中择“一”，就需要决策理念的抉择。这里的“一”， 或是一个事物，或是一组事物，或是未来的某种蓝图，或是一种行动方案等等。目标的抉择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构成决策理念的重要内容。目标决定着决策的方向，规定着决策的内容，是在事物发展的若干可能的方向中进行选择。只有目标的选择正确，决策活动的其它环节才有意义。由于“两个目标的存在，最起码也要引进一致性要求—— 为达到一个目标所花费的时间，限制为达到另一个目标所能用的时间。”“一致性要求”是目标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抉择还承担着决策方案的抉择问题。实践方案构成决策理念的主要内容。为达到一个目标往往有多种方案，正如西蒙所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大量(实际)可能的备选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包含抉择属性，在各种利弊共存的实践方案中排列组合，依据方案的内在规定性进行思维操作和观念改造，形成一个最佳方案。“通过某种过程，这些大量的备选方案，被压缩为实际采用的一个方案了。”无论是目标抉择或是方案抉择在实际的决策活动中并非都严格按照逻辑的顺序进行，而是多种目标、多种方案同时交叉进行。但从侧重方面看，仍然存在着先目标后方案的顺序。例如，我国现已形成西部大开发决策理念的决策目标，随之要进行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决策方案的抉择。只有方案围绕目标设计并达到目标和方案的一致性要求，我们才可以说，为了实现目标的方案具有了可行性。
抉择又是价值的抉择。人是社会中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引起社会条件的实际变化，从而为自己的社会化的自由发展创造出最佳的价值效益。这种社会价值必然回归于人的实践活动，并进一步内化为人的素质需求，进而引起下一步的价值活动。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包括价值观也得到了改造，正如人改变了环境，环境也改变了人一样。因此，作为超前反映人类实践的决策理念，理应把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价值纳入其价值领域内，成为判断决策理念科学与否的标准之一。当我们面对较复杂的情况时，比如，这方面价值低而那方面价值高，或这方面价值高而那方面价值低，或都高或都低等等，一时还难以判断综合价值如何，就需要我们综合地计量分析，寻找综合价值效益。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从时间到空间、从物质到精神等各个角度，展开评估并得出各类价值效益的综合量值。综合价值要从价值的每一方面、每一角度、每一手段、每一途径、每一结果加以取舍，多种考虑，全盘规划，达到效益平衡，并借以量化或相对量化，获得最大量的综合价值效益，才能实现决策理念的科学化。
通过中介抉择形成目标方案时，决策理念还具有认识论的条件属性。作为直接指向实践的决策理念，尽管能在主要方面如实地反映或描述实践及其运行状态，但一开始总是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模糊的因素，这不仅囿于主体有限的认识能力，而且认识手段的先进程度和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不断暴露的过程，更多的还在于具体事物的使用方式的环境条件。但“一切在人类头脑中是理性的东西，……必然地要转入这个现实，必然将自己那一部分的合理性加进现实中去。 在“理性”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必然全面考察行将进行的实践赖以展开的特定背景和特定条件，其中资源、权力、时间等核心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资源因素。一切有用的材料被称为资源，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的资源除包括天然形成的有利、不利、有害的比如土壤、大气、水分等资源外，还包括按照主体需要和物体的材质和特性，物化人类智力而创造出来的各种设备、工具、人化自然等。资源是决策理念的物质基础，失去资源支持的决策理念将毫无意义。比如，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发生了洪水，于是他做出游泳、利用救生圈或乘船等依赖资源的逃命决策。然而，由于缺乏游泳能力、无救生圈和船等转化为现实的约束因素或实现条件，而逃命的愿望即对应的决策理念就无法实现。
在现代社会，决策活动除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外，还必须创造出新的资源因素，并且创造本身也需要资源支持。现代知识经济、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的普及和推广，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类的整体智力资源水平，另一方面，人类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智能结构创造出更能适应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源条件。大量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人工智能作为人脑智能的电子模拟，以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手段空前地提高了人类建立决策理念的能力，使决策理念形成的方式、速度、程度和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极大的提高，已经形成智能专家系统，即决策支持系统。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科教兴国战略和“德”“法”治国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实施等，都是决策理念宝贵的资源基础和源泉。
在智力资源条件里，值得一提的是决策理念主体要重视、吸收和采纳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是决策资源的重要的一笔财富。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实质上等于提出不同的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案。“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就必须征求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不同意见为建立科学化的决策理念，提供智力资源支持。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德斐德南·德鲁克也认为，“管理者的决策不是从异口同声的一致意见中产生。有效的决策往往是以对立意见的冲突、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同判断的选择为基础而做出的。‘如不存在不同意见，就不可以作出决策”因此，决策过程中不同意见是应该尊重并予以提倡的。
权力因素。权力是决策活动的必要条件。拥有决策权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其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够驾驭、统辖决策活动的整个过程及其成果。从形式上看，决策者或决策主体就是有权者或有权决策者。一般情况下，有职才有权。因职位而具有的职责与权力组成职权，驾驭着决策过程中决策目标和决策方案的抉择。职与权的稳定态我们称为“权威”，是以强制性的服从为前提的。现代管理学家京利·艾伯斯认为，没有权威，一个组织，不论是国家、军队、还是企业，就不能生存，社会对维护组织的权威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因为社会是通过组织来谋求其目的的)，这些组织的权威受到毁坏是对社会幸福的严重威胁，一般说来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从以上这段话中体悟到决策活动中权威存在的必要性。权威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是在权威的意志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符合总体目的、并给总体带来利益的社会认可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企业经营者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由职位的权限所产生的权力范围，其原因在于这些经营者具有的素质、经营才略使下属或职员乐意接受服从其意志意图和决策理念。现代所流行的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就是以一定的权威为基础的。
时间因素。在最佳的时间里提出决策目标和决策方案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限定的时间段内抉择出目标和方案；二是在最佳时间段里提出目标和方案，即必须综合考虑事物发展的规律趋势、外在环境包括人们的社会心理变化等众多因素，寻找事物量变过程中的质变。比如，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决策理念，就是在最佳时间提出的典型例证，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质变产物。当时国际经济发展疲软，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东部需要市场，西部需要资金和技术，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人们正渴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这就是说，所谓“最佳时间”是以对事情的掌握和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在允许的时间内抓住并把握良机，正确有效地作出决策。当然，不同性质的决策理念或决策活动对时间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国家决策和个人决策，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等，由于决策所解决的问题繁简不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限制，所以每一类决策所需时间就有所差别。比如，竞技中的足球比赛和一座水电站的建立。在足球赛中，攻击的一方要设法抓住时机突破对方防线，破门得分；防守一方要想法破解对方进攻策略，预测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对时间的要求特别严格。而水电站，从设想规划、提出方案、论证评估，到决策实施需要较长的时间，它对时间的要求就较为宽松。决策理念是要解决现实中不能满足人们期望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贸然行动，结果往往不会成功；同样，若迟迟不加处理，并贻误战机就会导致失败。因此，对于指导行将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决策理念，时间因素应该成为一个着重考虑的问题。
总之，以上所历陈的决策理念的中介属性、抉择属性和条件属性等，并非包括全部。随着决策理念研究的深入，其属性的概括和揭示将会更细致、更科学。从现已揭示的决策理念的属性看，它只是对决策理念本质内容的补充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