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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景监狱描述了一种围观结构，意指具体的个体或对象均有可能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中，承受社会公众的围观和监督。互联网生态下，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转换，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不再，原本作为“被监视者”的社会公众转变成为“监视主体”，可借助互联网拓展发声渠道、释放话语能量，迅速实现对某一对象的围观和讨论，进而形成或引导公共议题。
“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聆听上面的声音，而是在交头接耳中沟通彼此的信息，设置社会的公共议程。
而“共景监狱”中处于场中央的管理者与公众的交锋一触即发，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大声疾呼被视为托辞辩解，沉默无语被认定俯首认罪。一般而论，观众在数量上压倒管理者，更重要的是新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诸如匿名、暗示、传染等适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机制。毫无疑问，这种社会话语能量的巨大释放给社会的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无穷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民粹主义”。
特别在微博这类自媒体平台上，共景监狱的特点更加明显：大众在数量上拥有优势，管理者寡不敌众；其次，道德优势“天然”就是大众的特质，他们赋有“善良、同情、公正”的本质；最后，新传播技术带来的如匿名、暗示、传染等适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机制使得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同传统社会、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现今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全景监狱”的社会治理结构类似罗马人建造的金字塔式的监狱，所有犯人关在最底层、第一层，狱卒他比他们都高一层，狱卒居高临下，既是执法者、又是监督者，底下的人是看不见他，他看得见底下的人。
但由于技术发达打破了信息垄断，社会结构变成“共景监狱”，执法者不再高高在上，他不仅是监督者，他同时还成了一个被监督者。监督的主体变成舆论，管理者在舆论场的变化中，需要考虑怎样建成法治政府，怎样恪守法治规则。
“共景监狱”下的匿名机制带来的掩饰和庇护使得更多人倾向自由平等的表达，甚至对抗权威，更多地行驶自己的监督权。
在“共景监狱”场域中，一旦被推上围观区域，便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众多围观者就如勒庞笔下的群众，往往存在非理性狂欢、情绪燃点低、自我意识弱等特点，容易被外界刺激点燃，被情绪裹挟，盲目跟风，导致自我意识退化，失去理性思考。
“共景单视监狱”是基于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深入各家各户这一现实改变而重置的全新的监狱概念。所谓共景，就是由电视媒介诉诸于沙发前的屏幕，每个人都接纳着相似的、支离破碎的、迅速切割的场景，所谓单视，就是指观众主动选择将单个的自己视线束缚在沙发之前，电视之面。麦谢森认为，这是福柯的一个疏漏，同样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进程中的一环，机械组建空间与媒介组建组建空间相比，福柯对后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的视线对象关系（少数人观看多数人 the few watch the many）不同的是，共景单视监狱是“多数人观看少数人（the many watch the few）”。麦谢森在他的书中提到：
虽然观看者彼此距离遥远，但观看的动作本身把全世界的观众带进同一个电子空间，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被观看者，大多数人都是观众，而被观看的少数人成了多数人景仰与效仿的榜样。
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
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于是，处于场中央的管理者与观众的交锋一触即发。
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大声疾呼被视为托辞辩解，沉默无语被认定俯首认罪。一般而论，观众在交锋中的胜算总是比管理者更大一些。
（1）结构形态：
有别于“全景监狱”的塔状结构，不是一对多的俯视，而是多对一的凝视。
（2）权力主体：
“共景监狱”场域下，人人都是监督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