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回答，我是走出来的一个家庭，如果在一年前我真的不想说，
抑郁症真是“一人患病，全家遭殃”，特别是兄弟姐妹时，让你跟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说心里，我自己曾经在心理医院工作过，面对自己的亲哥哥当时也是非常无奈！
全家亲戚邻居都为一个人操心，又无法帮助上忙，如今我的哥哥经过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专家治疗下和亲情的帮助下，基本全愈了，还外出打工了！昨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我们讲了许多话！
我哥哥是去年患者病的，患病后不想吃不想喝，只想死，又放不下家人！
这期间我曾经带他到多家医院，当然包括老家的医院，本来身体非常强壮的他，拖了一年身体都跨了，走路都走不了了；家人用车把他送到广州，从不配合到慢慢配合；
为了他，把我们兄弟姐妹都气哭许多次，特别是在家的幺姐，基本每周都看望他，给他买吃的好喝的，他一样也不感兴趣，像没有知觉的人！
我从广州回家想把他带到大医院治疗，后来还是亲戚看病时把他一起拉来的，路上他都受不了，我心痛极了，想起来就泪流不住！
哥哥与我很亲切，虽然他是父辈的年龄，他却养育的是兄弟，我为此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歌，感恩他的过去！
因为我们全家不离不弃，他的儿子也很孝顺，但遇到他这样都受不了了，但我们兄弟姐妹不放弃，用心支撑他！还有几个侄儿的帮助，以及儿女的支持，他走出来了！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
其实之前我曾经了解过一些抑郁症的患者，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IBM高级工程师袁毅鹏，他因为抑郁症被IBM辞退，他因为被IBM辞退打官私，官私打赢了，公司却不执行；为此，他和父母被折腾了好多年！
一度惊动了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帮助他，武汉大学校友帮助他，总之非常曲折，连著名公益的邓飞都问我，他的情况。如今他也走了出来，但母亲去世了，父亲病倒了，都是因为抑郁症！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抑郁症，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本人曾经陪伴过多个抑郁症患者，非常典型的是国内反歧视抑郁第一人，原IBM高级工程师袁毅鹏，如今好了，结婚生子还在一线城市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前不久，他还将儿子及全家人的图片发我呢！
我记得那是2013年在《知音》杂志是发的稿子，这里发上来与大家共勉。
我的抑郁风暴：不在IBM门前倒下
抑郁症，世界公认的“精神癌症”，它不但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堪称世纪绝症的病在2007年冬天找上了武汉大学硕士、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IBM上海区芯片研发工程师袁毅鹏，让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从此陷入黑暗。他失去工作后三次自杀，清醒后，又万念俱灰，一心赴死。看到儿子了无生趣，年迈的父母相继倒下，生命垂危。亲人的绝望，让一直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袁毅鹏蓦然警醒：是抱在一块死？还是战胜自己让全家活下来？摆在袁毅鹏面前的，这道以生命为主题的“硕士论文”，让这个28岁的小伙子开始沉思……
未来是块黑板，我弄丢了我的粉笔头
2006年12月底，我在上海渡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无助的一个冬天。已经凌晨四点，我躺在宿舍里，瞪大双眼看着窗外冷冷的月光：“睡觉！睡觉！”心里有个声音在一遍遍命令自己，但眼睛似乎没有收到指令。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头脑竟比不闭上时更清醒。起身、点燃一枝烟，转圈数羊，好不容易有点倦意，兴奋地躺下，那些招来的瞌睡羊又不知跑到了哪里？如此起来躺下的折腾，到我悲愤得快要崩溃时，天亮了……
半年多了，我每天都被失眠折磨得死去活来。我曾尝试过白天拼命工作，不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把觉攒到晚上，可惜，瞌睡虫一直不领我的情。渐渐地，我开始害怕黑夜，更害怕失眠来临前的那种恐惧……
我是武汉人，从小品学兼优，2006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我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做了IBM上海分公司的一名芯片研发工程师。我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研发中，发誓一定要做出一番成就来。全身心的投入让我的生活开始没规律，入职不到一年，我开始头晕、乏力，再往后，越来越爱失眠，情绪也变得越发焦躁。更可怕的是，头痛让我再也没办法研发新项目。2007年4月，我鼓起勇气走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经过评估，我患上了双向性情感障碍——也就是抑郁症。
天大的打击就这样猝不及防向我袭来，我第一反应是，不能让父母知道！医生给我开了镇定的药，半个月后，可以小睡一会了，我心中窃喜。然而，2007年5月，在连轴转的一个月里，我惊恐地发现，好不容易求来的睡眠，再次离我而去，吃药都不好使了。
看到我整天无精打采，项目经理找我谈话，我将患病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两天后，我接到公司人事部让我离职接受治疗的通知。我感念公司这种人性化的安排，将工作交给别人，放心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治疗效果很好，两个月后，卫生中心提出了诊断建议：可边工作边坚持门诊治疗。拿着这份报告书，我心潮澎湃，一路轻快地往单位奔。可是，当我向人事部申请恢复工作时，却遭到了拒绝，并以得了这种病必须走人为由，要求我辞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那一瞬间，愤懑、委屈全部向我袭来，我蜷缩在宿舍的角落里，失声痛哭。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一直是我的梦想，可当我透支了自己时，却像机器上的零件，坏了，就被抛到一边……
我一边不断和单位抗争，一边抵御来自各方的冷嘲热讽。世界如此大，却无我容身之处!强烈的孤独感和非人的压力，让我不再相信人类。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一只流浪的小狗，可怜的小家伙，我毫不犹豫地将它带回宿舍，我关了手机，只愿意和小狗说话宣泄。
2008年1月11日，我再次接到公司要求我离职的通知。我手握通知书，漫无目的地走在淮海路。在公司楼下，有一棵圣诞树，圣诞早过了，圣诞灯和彩色的装饰物黯然失色，了无声气地站在那里。我摸着它，喃喃地道：“你真可怜，罢了，我来陪你吧。”然后靠在它身边坐下，从兜里摸出刚刚开的一瓶安定，一仰头倒进嘴里十几颗......依稀仿佛，我回到了大学，导师正在讲未来是块黑板，我们可以用彩色的粉笔，画得五颜六色。我笑了，我把我的粉笔头弄丢了。再见了，这冷漠的世界，再见了，这冷漠的人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竟是爸爸妈妈。见我醒来，母亲悲伤地扑到我床前。原来，是民警将我送进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抢救。之后，民警又从我的手机里查到了我父母的电话。他们当即从武汉飞到上海，已经在我床前陪了两天。我的父母都是武汉钢铁集团的工程师，几年前双双退休。得知我因为被单位解雇想不开自杀，父母也很气愤，支持我向上海劳动仲裁委起诉IBM，坚持要求恢复工作。
然而，一个多月后，公司再次拒绝我的请求，那封措辞客气又冷漠的通知，仿佛一颗地雷，将我的自信和尊严炸得粉碎。2月20日下午，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微笑着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再次倒进了嘴里......
当我将他的情况告诉了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她专门过来看望时
可是，这一次我还是没有死成。醒来后，我哭得肝肠寸断，吼道：“我的未来已无解，我不能养活自己，不能为你们分忧，还救我干什么？”
爸爸看到我整天萎靡不振，便提议我再出去找份工作，我闷闷地道：“我要回IBM！”爸爸烦燥地说：“为什么非要回IBM！那么多工作，就不能先找一个干着？”我没吭声，爸妈哪知道，IBM是我的一个死结，因为与IBM之间的纠纷闹得业界尽知，别的大公司已经不可能要我，只有IBM才有可能重新接纳我。从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也许这份倔强起了作用，2008 年6 月，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定我与IBM 的劳动合同继续生效。
接到这份裁定书后，我喜极而泣，在妈妈的陪同下重新回到上海，准备上班。为了照顾我，妈妈在上海租了一间房子。可是，复杂动荡的人事关系和不断变幻的新科技，让我和这份工作完全疏离。在这个曾经如鱼得水的大公司里，看着每个人都在忙碌，只有我是多余的，我突然一片茫然，难道，我真的再也不属于这里了？我在新浪网上开了一个博客，给自己取名叫“孤独得想把自己咬烂了”。
2011年6月16日，当美国IBM公司宣布以公益的方式纪念其百年华诞时，全球40万员工欢欣鼓舞。我却在这个日子里徘徊在黄浦江边，第三次服下了安眠药，耳边传来电话铃响，妈妈说：“孩子，快回家吃饭。”我哽咽难言，妈妈，此生我恐怕再也吃不到你做的糖醋鱼了，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人生就是如此戏剧，第二天，我就成了上海滩的“名人”。各大报纸都刊登着一条消息：“武大硕士黄浦江自杀获救！”
倒在我床前的父母亲，人生悲泪催我行
和IBM的矛盾导致自杀的消息，通过媒体传开后，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包括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都被惊动了，采访我的人一波又一波，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伸出援手。闾丘露薇甚至动用个人力量，去跟IBM谈判，帮我争取到几百万的经济赔偿金。可是她不知道，我不要钱，我需要的是工作的权利。当援助的大潮退去后，一切毫无改变，我又陷入孤独的绝望中。我变得冷漠，用盔甲把自己防御起来，以免再受伤害。也拒绝任何人的帮助，更拒绝康复，既然死不了，那就这样吧，活到哪天算哪天。我眼中再没有任何人，父母，朋友，都成了浮云。我拒绝回武汉，坚持留在上海，我既然病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
2012年7月的一个早上，爸爸在给我洗衣服时，突然从凳子上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我和妈妈紧急将他送进上海东方医院，医生诊断他得了脑梗，加上陈旧性腰椎间盘突出，治疗费要十几万。看着强壮的父亲，突然间倒下了，我心里很震憾，要不是IBM，我们一家人何至于此，我悲愤地做了个纸牌，写上：“IBM前员工全家濒死，求助！”整天披着散发，举着牌子在张江高科IBM中国区的新大楼前乞讨。
2012年9月25日，我正在乞讨，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自我介绍是广州武警医院心理中心主任何日辉教授，一直在博客上关注我的动态，想跟我聊聊。我隔着头发偷偷地打量他，心里满是恐惧。和我聊过后，何教授劝说我父母带我去广州治疗，并说他们医院有个骨科专家，治好了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花费也不多。爸爸动了心，我却说什么也不愿去广州。最后，爸爸老泪纵横地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不为你自己，也得为我想想吧，你是不是想我余生就躺在床上，你能伺候我吗？”我承受不了这种不孝的压力，只得跟着父母和何教授一起来到广州，全家住进了医院。
真的没想到，爸爸入院一个月，只花了2000块钱就治好了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这太神奇了!当何教授第二次找我谈话时，我紧张的心开始放松了，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可以信任的医院,也是可以信任的医生。
一天晚上妈妈在洗手间方便后，站起来的瞬间双腿一软，摔倒在地。我以为母亲是右膝关节旧疾复发，第二天一早，何教授查房时，发现妈妈不仅右侧膝关节活动有碍，右侧的手臂还微微发抖，怀疑是脑梗引起的中风前奏，当即将她送到神经内科确诊。做完CT，专家基本确定母亲脑部有中风迹象，当即将妈妈转到神经内科住院。
躺在床上后，妈妈的压力陡然增大。她无法再照顾爸爸，更无法再照顾我，经常焦虑得哭泣。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被我拖进一片愁云惨雾里，我也变得异常焦虑，担心她彻底垮下去，那我们这个家就完蛋了。看到我的反应，爸爸反倒非常高兴：“以前我们生病，你冷漠得像没事人一样，让我看着都心寒，现在你竟然知道着急、关心我们，我和你妈这场病就算没白得。儿子，你要快好起来，我们老了，一切靠你了。”爸爸的话，仿佛一根敲醒棒，轰然让我猛醒：这两年来，我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中，我知道父母时刻都寸步不离地站在我左右，扶持着我，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突然倒下去，我该怎么办，当这个现实的问题突然间摆在我面前时，我才蓦然发现，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无助了很久，他们一直在相携着苦苦支撑，等待着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从迷茫中醒来。
那些天，我天天守在母亲的床前，喂水喂饭，端屎倒尿，尽着为人子最基本的责任。一天，我在给妈妈倒开水吃药时，右手不受控制地抖动，暖瓶的开水烫到左手，顿时红了一片。妈妈惊叫着扑过来，用她并不灵便的身体挡住了倒在桌上的暖水瓶，结果，她烫伤的面积比我更大。当我手忙脚乱地将妈妈扶起来时，看着她为我白了三分之二的头发，泪如雨下。
这一幕，被正巧来查房的何教授看见，他拍着我的肩：“小伙子，这个家还能不能再撑起来，全看你的了。”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从入院那天起，他就不停地劝我接受深入治疗，但我却一直拒绝康复，我的固执让父母一步一步滑向绝望的深渊。如果我再执着下去，我们这曾经被人羡慕的一家人，可能就彻底散了。我狠狠地点了点头：“为了我爸妈，为了活得像从前一样有尊严，何教授，你治吧。”
抑郁症的治疗过程复杂又漫长，目前全世界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有效率只有30%，所以容易反复，甚至被认为治不好。这也是我当初反复悲观自杀的原因。从何教授那里，我知道了治疗抑郁症需要从原有单纯依靠生物治疗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共同治疗，才有可能彻底痊愈。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同时掌握心理学知识的精神科医生，这也直接导致很多抑郁症患者难以彻底根治。
经检查，我得了重度抑郁加创伤后应激障碍、偏执型人格改变、社交恐惧症。何教授说：“抑郁症的治疗要求患者具有极强的意志力。你能考上名校硕士，说明你自控力强；你不发病的时候，思维正常；希望工作，说明你的社会基础牢靠，有很强烈的回归意识。这几点让我对治愈你的抑愈症很有信心。”何教授的话，让我心里一动，以往医生都把我当精神分裂症治，我虽强烈排斥却又不得不依赖药物睡觉。可这次，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我对他说：“我愿意当您的小白鼠。”何教授把我带到一个洗手池边，让我先洗把脸，我顺从地捋了捋袖子，一抬头看到上方的镜子里一张苍白无力的脸，长发及肩，胡须拉碴，天哪，这还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我吗？我匆匆洗了把脸，直奔楼下，找了家理发馆，剃了个清爽干净的板寸头。
挺起男人的脊梁，拜拜了！抑郁症
第二天，我便开始服用医院给我配的药物，同时，何教授请来了心理医生，定期给我做心理疏导。我又开始絮絮叨叨地对医生说起我那恼人的工作，医生微笑着坐一边听，然后问我：“我猜你从小到大没用脏字骂过人，你不妨试试，有时候骂人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武汉话‘他妈的’怎么说？”我冲口一句：“个板马！”医生一口水笑喷了：“你们的骂人话很好听。”我一下子放松了，那一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各地的骂人话，我把各地的骂人话汇总，每学会一句，就骂一句，对象直指IBM，终于骂累了，我疲倦地趴在桌上，心中却一片轻松。
一个星期后，何教授让人给我病房配了一台电脑，他对我说：“听说你编程厉害，我们科室同事跪求你帮我们开发一套工作考勤程序。”考勤程序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不到半天我就搞定了，何教授将他科室的人全叫来，指着正在操作电脑的我说：“看看人家，让你们三个月都搞不定的事，人家三小时搞定了，都学学。”我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往日的自信开始慢慢回归。
一个半月的治疗后，我彻底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向康复迈出了第一步。恢复信心后，我开始要求进行第二步的深切治疗。何教授送了我一个IPAD，利用医院的WIFI自由上网。网上有个抑郁症患者的微信群，我像找到了组织，一头扎了进去。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人，因为得病，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混吃等死。每隔两天，我就会在群里听到某某走了的消息，心情异常压抑。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我控制不住去想那些死去的人，觉得他们在召唤着我，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竟然打开了窗户吹风，幸亏爸爸及时醒来，将我拉到床边，又将窗户关死。看到我又有点犯病的迹象，爸妈坚决不让我再上网了。何教授知道后劝说他们：“心病还要心药治，如果不过了这道坎，毅鹏永远都好不起来。”爸妈半信半疑地将IPAD交出来，开始紧张地四处看着我。我在纠结中艰难的翻滚着，别人的生死，左右着我对人生的态度，我拼命告诉自己，这样想不对，过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都不一样。可是，那力量太强大了，它像一块吸铁一样，吸着我往绝望的深渊陷下去，陷下去……我又开始精神不振，爸妈看着着急，再次去找何教授，何教授决定对我实行深度催眠疗法。
2012年11月15日，我在心理医生的暗示下，进入深度睡眠，我看到了以前给我治病的医院，医生未对我进行麻醉的状态下，用电休克疗法给我治病。我在电疗下一抽一抽的，恐惧再次袭来，我惊叫着大喊大叫。爸妈在一旁看得心疼极了，要求医生马上让我醒来。何教授告诉他们：以前的治疗，曾使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留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这种创伤进入了潜意识，留下了很多记忆，一旦被深度催眠，各种条件性的情式反应就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脑海里，才会导致我惊恐地大喊大叫，浑身发抖。可一旦将我唤醒，又将是一次新的创伤。在医生的劝说下，爸妈只能含泪看着几个护士轮番抓着我的手脚，轻声给我积极的暗示，并递给我一个工具，让我拿着工具与那些假想的敌人搏斗。直到我筋疲力尽，搏斗胜利，露出了笑容，他们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深度催眠法，让我的精神慢慢开始好转，但我仍担心自己的未来。在医院里我觉得我会好起来，但我害怕一回到社会，还会跌回从前。2012年万圣节，何教授邀请我去外面玩一玩，我虽提不起兴趣，但架不住父母撺掇，只得不情不愿地去了。
夜幕开始降临，我走进游乐场，一阵欢快的音乐声响起，何教授拉着我跑到旋转木马前，一人抢了一只。印象中，我是在5岁前坐过这东西，5岁以后，我成了学习的奴隶。在我走入社会后，工作再次把我变成了它的奴隶。坐在起起伏的木马上，我突然明白，其实人生阴天晴天各一半，只看自己如何分配，调剂。
一天，我听到心血管科传来一阵哭声，原来昨天还在跟我聊天的一个比我只大6岁的男子，因为心梗抢救无效，溘然去世。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当推他的车从我身边经过，我控制不住热泪盈眶。看到他妈妈绝望的眼神，我突然想到了爸妈，如果当初，我哪一次自杀成功了，他们的悲痛，可想而知。 我飞奔着往回跑，一头撞开了门，迎着父母惊异的目光，气喘吁吁地道：“爸、妈，以后我再也不会自杀了，我绝不会再让们为我流眼泪。”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晨起来跑步、打篮球。晚上，陪着爸妈去花园散步，听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或者为生活琐事逗嘴。英国一家辅导抑郁症患者的专职机构横平组织看到我的博客后，和我取得了联系，希望我治好后，能给他们传授经验，我爽快地答应了。
妈妈的病还需要3万元钱，我愁眉不展。医院在微博上发动了为我母亲募捐的活动。我嘴上感动，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早领教过了，这是个冷漠的世界！然而，没想到仅几天时间，社会各届就捐齐了3万元。武汉大学的校友、老师知道后，更是寄来1万元钱。带着那还有体温的母校的爱心捐款，我站在医院的顶楼放声痛哭，原来还有人记得我，惦记我。我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宣布，每笔捐款不要超过500元，将来我有能力的那天，我会加倍奉还。
不久，病房来了个28岁的小伙子，因滥用精神类药物被家人送进医院，治疗期间，限制出入医院。看到我可以自由出入，他总是让我给他带酒，一次，还朝我借钱。我想拒绝，但以前在IBM的经历留下了心理阴影，担心不借钱会遭到打击报复，还是将辛苦了三天才挣到100块钱给了他。医生知道后，对我说：“要学会拒绝，如果你无条件地忍让，事后又不接受自己的做法，就会陷入认知性的情绪自责，对康复无益。要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少，自己的权利在哪里，从而学会保护自己。”我深以为然，以后再遇到我不想做的事，一律摇头说NO。
2013年3月底，我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后，终于被宣布治愈了抑郁症。那久别的春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和爸妈面面相觑，恍如隔世。这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得病的过程和治疗方法写成论文，发到抑郁症的微信群里，我要让所有跟我一起得过同样病症的病友知道，这种病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一定能战胜它。
看到我心态平和，父母终于如释重负的笑了。得知我治愈，英国横平机构派人来看我，我用英语和他们谈笑风生。临别时，横平机构诚意邀请我去英国，加盟他们的组织，并说再好的义工，也抵不上我的现身说法，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往事如风，我恍如隔世。我非常感谢父母，感谢妙手仁心的何教授和医生们，没有他们，我绝对撑不到今天，如果说，我曾经压垮了父母，那么今天，我又重新替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又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儿子，不是孬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