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冒险和挑战，也无关于享乐，在理查德·布兰森看来，企业的魅力就在于他不仅仅只是应该单一的组织，而是将每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庞大、复杂的组织，它将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非依靠订单和商务往来，而是依靠个人。
领导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而是鼓励很多的人一起来考虑问题。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也是在创建组织的过程中，要考虑组织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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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在创建组织的过程中，企业所要扮演的角色。世界知名品牌以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建立起强有力的组织。如果这些公司支持这些组织推动社会进步，你能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吗？每天，可口可乐公司所服务的顾客可以达到17亿人。当然，17亿瓶可口可乐被消费的场所很可能是在华贵的法国咖啡厅，也可能是孟买贫民窟。如果可口可乐公司鼓励顾客在每次喝完可口可乐之后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想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教会全地球人唱歌。
企业的魅力就在于，它并非一个单一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员工、供应商和顾客。企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它将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依靠的并非订单和商务往来，而是依靠个人。在很多领域，许多先驱者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正在推动这些组织发光发热。
本和杰里就是其中之一。自从成立之初，本和杰里的公司就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所有人都是公司的一分子。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公司甚至会邀请一些顾客来帮忙搅拌冰激凌。本和杰里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他们利用公司的产品，推动社会上正发生的一些事。本和杰里的公司生产了一种名为“和平汽水”的产品。他们想借此产品，唤醒公众的意识。同时，他们也是借此产品，支持公司所发起的一项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军方将1％的预算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在这之后，也就是2006年，他们又推动了美国派（冰激凌的一种新口味）运动。这项运动的目标是让顾客转变人们对优先权的要求。本和杰里还发起一项投票活动，唤醒人们保护热带雨林的意识。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本和杰里是伟大的，而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鼓励很多的人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
本·科恩（Ben Cohen）曾经受邀来到内克岛，参加维珍联合基金会的高层聚会。我记得本说过：“我认为企业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力量。如果企业做任何事情都为国家利益着想，而不仅仅是为了私欲，那么一个国家无论想变成什么样，它都能做到。”
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对此感同身受。每一位光顾美体小铺的顾客，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是美体小铺的一分子，他们在为这个国家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单纯地在消费。
如何让一个组织强大起来，这需要技巧。如果一个企业将它的产品推入了市场，可是公司却没有一个有远见的领导来掌权，这将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问本这个问题，本回答：“自从联合利华成立以来，它也不是百分之百顺利运转，我们也有起起浮浮。但是我始终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一个企业最终会找到它最合适的位置。本和杰里的公司将会一直坚守它的使命。它会一如既往地推动社会进步。杰里和我在本和杰里的团队一直扮演着顾问的角色。我们要把握现有的机会，像病毒一样，传染身边的人推动社会进步。联合利华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借助知名品牌，推动社会进步。”
许多公司都在跟随这些先驱者的脚步，他们所组成的组织都在关注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一家有代表性的公司就是直觉咖啡公司（Cafe direct）—这家公司成立于1991年。改善民生并创建组织，是这家公司的宗旨。依据惯例，咖啡协议标定的全球价格是咖啡生产的成本。然而，就在1989年，咖啡协议土崩瓦解。也就在这时，来自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咖啡种植者聚集在一起，创建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要阻止中间商以谷底价格购买咖啡。如果他们不能阻止的话，那么近百万小型种植者的生活将要崩溃。种植者用船将咖啡豆运往英国。这个组织通过慈善机构和当地的一些活动，出售这些咖啡豆。一个组织的形成就是由此开始的。现在，这个由咖啡种植者组成的组织已经冲破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跨国组织。
现在，20年过去了，直觉咖啡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热饮公司。他们一直倡导公平交易。在直觉公司的努力下，来自14个国家的种植咖啡、茶叶、可可的人组成了一个组织。这些种植者不仅是直觉咖啡公司的合作者，同时，超过75％的种植者还是这个公司的主人。直觉咖啡会将所得利润通过再投资来支持这些种植者，诸如向种植者提供市场信息、气候变化影响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促进种植的项目。在过去的20年里，直觉咖啡公司不仅生意兴隆，同时，也改善了180万人的生活。这也证明了组织的力量。
02
许多公司都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来创建强有力的组织。这些组织彻底改善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Twitter已经有2亿个组织，而Facebook拥有7亿个。这些组织改变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像卡米拉·巴曼贺里第曾经说过的那样，上述结论只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组织。很多组织创立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只是因为受到某些积极事情的感染，所以他们才决定成立一个组织。
还有一些不断涌现的社会企业家，他们也是利用网络来推动改革，倡导公平、自由的信息，比如维基百科。
全球委员会将要讨论毒品政策。在此之前，全球委员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维珍要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在准备期间，我扫视了一下谈判桌四周。我突然发现，我是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些年来，凡是我参加过的会议，我永远不会是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这让我很郁闷。我在沉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士走了进来。他径直坐到了谈判桌的最末端。他看起来很自信。我还没有确定他是谁，他就愉快地宣布：“我们已经得到50万个签名。”大厅里立刻爆发出掌声。
他就是里肯·帕特尔（Ricken Patel），Avaaz的CEO。里背和他的团队正在和巴西前总统卡多索的团队合作。他们发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人们可以回应这个请求，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希望借助这个方式来终结人们在毒品上的战争。这项请求的目的就是征求人们对下述问题的意见：对于目前应对毒品的一些做法，人们是否需要把它们拿出来公开讨论。
Avaaz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语言中的意思是“声音”。它创建于2007年，带有自己的民主使命：组织所有国家的居民，缩短每一个国家居民生活的差距。Avaaz赋予社会各阶层近百万的人以力量。对于全球、地区、国内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贫困、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这些人都参与到其中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拥有超过970万名成员，这些成员参与了4900万个行动。人类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对于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组织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
来自冈比亚的易卜拉欣·西塞（Ibrahim Cessay）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易卜拉欣从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Avaaz对他的意义：“对于我来说，Avaaz给予了人们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我们才能影响未来，让它遵循着我们的想法去发展。一个世界议会比联合国，甚至比所有国际组织的联盟更加有力、更能先发制人。”
在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和里肯有了更多的机会交谈。因为，所有委员都加入到了发送请求的活动中去。我和里肯也不能例外。我们将50万的签名请求送到了联合国秘书长面前。里肯在他的报告中，写到了这次拜访的经历：“我们做到了。上周，Avaaz的执行董事里肯·帕特尔将50万人的签名请求亲手递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大会上，潘基文听到了我们的呼声。联合国决定，要重新建立起一项新的联合国工作计划。这项计划重申，联合国将要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毒品和组织犯罪。对于达到终结毒品战争这一问题，无疑，我们迈进了一大步。联合国的新计划将会包括公共健康、教育和事先预防。我们将继续努力终结这场无知、野蛮的战争。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一起来施压。”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了组织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如此强大，我尤为兴奋。
03
与此同时，我在想，维珍将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维珍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经营维珍，并非把它看做一个企业，而是把它看做一个家。公司的员工都是我的家人。我总是把员工放在第一位考虑。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维珍的很多员工都为维珍工作数年，有些甚至将一生都贡献给了维珍。在维珍，所有人都希望给社会以回报。所以，自维珍成立伊始，许多员工都想成为某些组织的一部分。这些组织都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帆风顺。我记得，几年前，维珍联合基金会初创时，我们一直试图让员工在业余时间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所以，我们开展了一项有趣的活动，名为“善用你的业余时间，做有益的事情”。这项活动将围绕着七宗罪开展。我原以为所有的维珍员工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但是他们没有。我并没有放弃，而是决定从头再来。
我和维珍的员工、合作伙伴一起讨论。最终，我发现，他们所要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他们不想做大量的志愿者服务，比如粉刷墙壁—这些公益活动根本用不到他们所掌握的技能，这些活动根本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相反，他们希望参加一些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公益活动。他们也希望和维珍大家庭中的所有人一起合作。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推动了两个计划。这两个计划分别是：“一见投缘”和“联谊旅行”。我们为那些思想独立的朋友提供了很多合适的公益活动。
“一见投缘”就是组织一些人到非营利组织中去提供指导意见。当然，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他们要用到专业技能——有些时候是市场方面的专家聚在一起，或者是一些有综合技能的专家聚在一起。除了提供指导人员之外，维珍还会提供一些外部资源。参与“一见投缘”的员工都是自愿提供服务。但是，在表面，维珍会假装支付他们做咨询工作的报酬。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这些接受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认真对待这些员工所提出的意见，并且能够制订可实行的工作计划。在几天里，我浏览了“一见投缘”一年的工作计划。
维珍员工所做的这些，不仅有益于社会，与此同时，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我们把员工送到许多规模非常小的基层组织。当然，我们也把他们送到很多大型组织，比如图图大主教和平中心和凯特·温斯莱特金帽子基金会。
我收到过一封来自维珍假日员工的信。透过这封信，我发现了这项活动的伟大。这位员工写道：“‘一见投缘’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借助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在其他方面发挥我们的技能。同时，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们也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了解到，在我们的意见能够帮助世界上的孩子的时候，这也成了很有意义的经历。我们身为维珍的一分子，感到无比自豪。”
在启动“一见投缘”计划的同时，我们也在实行另外一个计划—“联谊旅行”。这个计划就是组织员工旅行，到出现社会问题的第一线去。只有到出现问题的第一线，倾听那里的人的诉说，从中了解一手资料，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维珍组织了很多这样的旅行。这些旅行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如维珍大西洋一位船员写到的那样：“任何社会问题，听到的和亲眼所见到的，迥然不同。感谢维珍能够让我身临其境看到问题的真相。”
伴随着维珍的不断壮大，我们希望通过商业这个平台，不断推动组织发展。维珍的很多员工都成立了策划指导委员会。还有一些员工成为了商业大使。尼克·福克斯（Nick Fox）和他领导的团队完成了一项漂亮的工作。通过企业的力量，他确保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达到基本的需求。
尼克联合维珍美国的戴比·达尔（Debbie Dar）以及其他一些成员，通过在世界巡回演说，每年为维珍联合基金会筹集资金近百万美元。我也曾经参与演说。还有一些维珍内部的员工，他们希望为维珍联合基金会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全球性组织。维珍大西洋的员工的慷慨和慈爱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在过去的3年里，他们筹集到了近50万英镑。为了世界儿童的自由，他们参与了很多跨国活动。能够筹集到资金固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更加看重的是他们的冒险精神。他们攀登肯尼亚山、跑马拉松、穿行印度乡村近百英里、横跨金门大桥......活动还在继续！很多冒险活动的组织者是克里斯·霍尔（Chris Hall）。他带领人们参与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活动中来。这些员工自发组成的组织让维珍和维珍联合基金会看起来与众不同。
理查德·布兰森，维珍品牌创始人
本文摘编自《当行善统治商业》，东方出版社
来源：领教工坊（ID：Clec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