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是我国著名的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田汉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被迫害死于狱中。
词条概要
田汉，中国话剧作家、戏曲作家、歌词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于狱中。
个人简介
田汉（1898年—1968年），湖南长沙人，字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他是现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是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
1916年随舅父去日本东京高等相关著作师范英文系学习，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出版与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三叶集》。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继而组织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此时期创作的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
1927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并被选为校长，此时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办艺术鱼龙会，会上演出他的剧作《名优之死》获得成功。同年冬成立南国社及南园艺术学院，1928至1929年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同时期他也创作了大量剧本。
1930年加入“左联”，写下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同年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193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此时创作的《年夜饭》、《乱钟》、《顾正红之死》等剧。他还与聂耳、冼星海、张曙等合作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曾广泛流传，《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歌。同时他与夏衍、阳翰笙等参加艺华影片公司，编写拍摄了许多电影。1935年创作的剧本《回春之曲》是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来表现人民抗战决心的作品。同年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出狱。
抗战开始，立刻参加集体创作话剧《芦沟桥》，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后到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1939年后在桂林主编《戏剧春秋》月刊，此时对京剧、汉剧、湘剧等戏曲进行了改革，写了大量以反侵略为内容的戏曲剧本，有《江汉渔歌》、《岳飞》等。
1944年，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组织了西南戏剧展览会。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创作了剧本《丽人行》、《忆江南》等。1948年转入华北解放区。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及整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在历史剧的创作和改编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1968年，田汉在“文革”中惨遭残害，病死狱中。
生平事迹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从艺经历
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191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1917年随舅父易象（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省政厅厅长）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进日本东京高琪师范学校，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左舜生、张资平等结为挚友。
1920因易象在长沙被刺，回国。
1921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
1925年，田汉创办“南国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曾短期在中国国民党总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负责电影戏剧方面事务。
1928年，扩大“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并成立南国艺术学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经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词，为马路天使的主题曲。
1938年与安娥结婚。
1941年在大后方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十七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田汉被“专政”，先是关押于秦城监狱，后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发作，于1968年去世。
1970年中国大陆大规模地批判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因此，他在1975年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从此，中国大陆不能再唱他作词的歌曲，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也只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1979年，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同志的“结论”被推翻了。田汉得到昭雪平反，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1922年5月 《蔷薇之路》（日记），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4年12月 《咖啡店之夜》（戏剧集），中华书局；
1925年 《翠艳亲王》（无声电影剧本），光华书局；
1928年 《银色的梦》（随笔），中华书局；
1928年 《续银色的梦》（随笔）， 中华书局；
1929年7月 《 南国的戏剧》（论文集），上海，萌芽书店；
1929年7月 《爱尔兰近代剧概论》（论著），上海，东南书店；
1934年 《 田汉戏剧集》 ，现代书局；
1935年5月 《回春之曲》 （剧集），普通书店；
1936年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 1936年，万象书店；
1936年8月 《田汉散文集》 ，上海，今代书店；
1936年10月 《田汉剧作选》 ，上海，仿古书店；
1937年2月 《抗战与戏剧》（论文集），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7年3月 《黎明之前》（剧集），北新书局；
1940年 《岳飞》（四十四场新平剧），桂林白虹书店；
1941年 《田汉代表作》（戏剧散文诗歌集），三通书局；
1944年1月 《秋声赋》（五幕话剧），桂林文人出版社；
1947年9月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中央书店；
1955年 《白蛇传》（十五集京剧），作家出版社；
1955年2月 《田汉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8月 《名优之死》（三幕话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年5月 《西厢记》（六场京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年6月 《关汉卿》（十三场话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年9月 《月光曲》（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月11月 《田汉选集》（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1月 《田汉戏曲选》（二卷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田汉文集》（16卷本），中国戏剧出版社。
话剧作品
1922年 四幕话剧《梵峨琳与蔷薇》 、三场话剧《灵光》；
1922年 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薜亚萝之鬼》、《午饭之前》、《乡愁》、《获虎之夜》、《落花时节》；
1925年 二幕话剧《黄花岗》；
1926年 编导电影片《到民间去》；
1927年 独幕话剧《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江村小景》、三幕话剧《名优之死》；
1928年 独幕话剧《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
1929年 独幕话剧《颤栗》、《南归》、《孙中山之死》、《垃圾桶》、《一致》，三幕话剧《火之跳舞》和《第五号病室》，二场京剧《林冲》，七幕京剧《雪与血》；
1930年 六幕话剧《卡门》（根据法国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
1931年 独幕话剧《年夜饭》、《梅雨》、《顾正红之死》、《洪水》、《姊姊》、作电影剧本《母性之光》
1932年 独幕话剧《乱钟》、《扫射》、《战友》、《月光曲》、《母亲》（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及三幕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
1933年 电影剧本《民族生存》、《肉博》、《烈焰》；
1934年 独幕话剧《雪中的行商》、《旱灾》、《水银灯下》，三幕话剧《回春之曲》，电影剧本《黄金时代》、《凯歌》及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后经夏衍改为电影台本，主题歌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
1935年 一幕两场话剧《洪水》、两幕话剧《械斗》（与马彦祥合作），独幕话剧《黎明之前》、《号角》、《暗转》、《梦归》；
1936年 独幕话剧《初雪之夜》、《晚会》（与阳翰笙合作）、《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女记者》，六幕话剧《复活》（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电影剧本《青年进行曲》；
1937年 四幕话剧《卢沟桥》，四场话剧《最后的胜利》，五幕话剧《阿Q正传》（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六场京剧《明末遗恨》、《杀宫》和《土桥之战》（京剧《史可法》之一幕）；
1938年 十三场京剧《新雁门关》、湘剧《旅伴》（根据湘剧《蒋世隆抡伞》改编）、四十四场京剧《江汉渔歌》
1939年 五十二场京剧《新儿女英雄传》、四十四场京剧《岳飞》；
1940年 电影剧本《胜利进行曲》；
1941年 五幕话剧《秋声赋》和京剧《双忠记》；
1942年 四幕话剧《风雨归舟》（与夏衍、洪深合作，原名《再会吧，香港》）、四幕话剧《黄金时代》，十八场湘剧《新会缘桥》；
1944年 二十七场京剧《情探》（据《焚香记》改编）、十八场京剧《武松》、京剧《金钵记》、十七场京剧《武则天》；
1945年 独幕话剧《门》；
1946年 电影剧本《忆江南》、《梨园英烈》；
1947年 二十一场话剧《丽人行》，后又改作电影剧本《丽人行》，六十九场京剧《琵琶行》；
1948年 十三场话剧《朝鲜风云》（《甲午海战》三部曲之一）。越剧剧本《珊瑚引》；
1952年 改写旧作《金钵记》为《白蛇传》；
1957年 与安娥合作十四场戏曲剧本《金鳞记》；
1958年 十一场话剧《关汉卿》、十三场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改编十六场京剧《西厢记》；
1960年 十场话剧《文成公主》；
1960年 十场话剧《文成公主》；
1961年 十三场京剧本《谢瑶环》（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编）；
1963年 六场豫剧《对花枪》。
翻译作品
1922年 《哈姆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23年 《沙乐美》（剧本）英国王尔德著；
1924年 《日本现代剧选第一集》日本菊池宽著；
1924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26年 《爱的面目》（剧本）比利时梅特林克著；
1928年 《日本现代剧三种》日本山本有三等著；
1929年 《围着棺的人们》（剧本集）日本秋田雨雀等著。
戏曲作品
田汉自“五四”运动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后，与郭沫若先生等人共同组织创造社。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主编《南国月刊》，并参加话剧创作与演出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戏剧的发展。1930年前后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写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郭沫若先生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团结地方戏曲艺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并创作了大量的戏曲、电影剧本，建国以后担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对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汉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强烈的革命激情和积极的浪漫主义著称，他的作品多达一百多部。他的戏曲作品有《土桥之战》、《新雁门关》、《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专》、《岳飞》、《金钵记》、《情探》、《双忠记》、《武松》、《武则天》、《琵琶行》、《白蛇传》、《金鳞记》（与安娥合作）、《谢瑶环》等。
田汉毕生献于文化艺术事业，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作品信息
《获虎之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黄大傻愤而自戕。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名优之死》
三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乱钟》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回春之曲》
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丽人行》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关汉卿》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妓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白蛇传》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谢瑶环》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历史文章——田汉发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
1919年10月，田汉发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他在文中说：劳动阶级的女子不能为自己到底是家庭里“父亲的人”还是“丈夫的人”去争论，她们唯一要求，是“劳动条件之改良”，非改良劳动条件无以达他们“勤工俭学”的目的。“妇人运动”可分出二种：男子的妇人运动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是“妇人自觉”。妇人运动又可分“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的四层。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不过说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参政、女子也要参政、男人受大学教育、女子也要一样，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于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原因。
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此种运动者自觉女子原始地位是怎样丧失的。
该文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上。
荣誉记录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2009年，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影片《建国大业》中，由甄子丹饰演田汉。
其它信息
田汉故居
田汉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9号院，东邻东四北大街。 此院在二十世纪20年代由迟氏兄弟所建，1949年售予法院，195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为田汉购得此宅。当时田汉与夫人安娥一家住在里院，秘书居外院，后来田汉又将老母亲从湖南接来同住。在这个小院里他完成了《白蛇传》、《谢瑶环》等优秀京剧和话剧《关汉卿》等作品。1968年12月10日，因“四人帮”迫害，田汉冤死狱中。1976年唐山地震，安娥在搭抗震棚时不慎跌下猝死，不久其母也相继去世。二十世纪70年代末，该院成为宿舍。
该院为一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金柱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清水脊。门内原有一影壁，现仅存帽头部分。一进院倒座房四间，东厢房两间，西厢房已改建；北房五间，中间一间为过厅。二进院北房三间带前廊，东西耳房各一间，东配房各三间。该院建筑皆为硬山顶合瓦过垄脊屋面。
该院是我国著名戏剧家、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先驱者田汉（1898-1968年）建国后在北京的居住之所。1986年被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名曰“田汉故居”。该处院落仍为剧协宿舍，院内主要建筑基本保持原状，只是田汉原住的北房前廊被改建。
田汉铜像
1993年3月12日，湖南长沙纪念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先锋田汉诞辰95周年而举办的铜像揭幕活动在湘江之滨湖南剧院隆重举行。上午9时，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周特新主持的揭幕式开始。当中国剧协副主席张庚和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夏赞忠揭下红绸，当凝神微笑的田汉半身铜像屹立在人们面前时，大厅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天才诗人、理论家，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入、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中国电影及革命音乐的先行导师和组织者，他的一生是一把火，燃烧自己，照亮后人。田汉铜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先生创作。这尊田汉铜像现安放在位于长沙市韶山北路139号的湖南大剧院演出大厅前。
关于人物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他出生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而在“文革”10年中的1968年被迫害致死，可谓生于乱世，死于乱时。他幼而聪敏好学，长而刻苦奋进，由一个山乡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迹，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也赢得了声誉的诗人和剧作家。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由于外强侵略所受的苦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化作民族自救的怒吼，所以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田汉浪漫多情，才华横溢，他追求艺术，追求爱情，追求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但是，为了前者他常常要走在长满荆棘的路上；为了后者他也总免不了要饮下一杯杯苦酒。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撰写了50余万言的《田汉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使海内外读者先睹为快，我们特请作者重新改写，作为连载发表。
出身农家
在长沙县城以东，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镇叫花果园，镇子附近山山岭岭的起伏中有一片方圆数里的“平阳之地”，叫田家（土段），（土段）里又星星点点地散 居着农家，其中有一个叫茅坪的小村落，就是田汉出生的旧家。田汉的家，祖孙三代近三十口子人。这是一个朴实、勤劳而又贫苦的农民大家庭。祖上曾是大地主，但到了祖父田桂泉手上败落了下来。家里有出无进，已经扯得很空，就像一个烂灯笼快要破了。全家靠种田为生，兼做一点织绢的手艺。要冲出这个贫苦、封闭的旧家庭，需要教育、文化的助力。田汉的父亲田禹卿是第一个想通过文化学习而冲出这个家的人，1 5 岁结婚后还坚持在私塾上学。但是他失败了，终因家贫而废学。当田禹卿34岁病死的时候，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留在了儿子田汉身上，把一副生活的重担留给了妻子。
对田汉未来的成长，有两个人物至关重要。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舅舅易梅园。如果说田汉是田氏家庭这个“鸡窝”里飞出的一只“凤凰”，那么他的母亲易克勤便是雏凤的保护神。她小时候曾陪弟弟易梅园 读书，深知文化的重要，极力支持儿子读书。易梅园补廪生，进县学，文化日高，讲学南湘，旋出外谋事；后又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少年田汉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经济上的资助者。田汉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成绩颇佳，很得老师的欣赏。
不久田汉因家贫辍学，暂时在家自学。这时他在槐 树屋的栖凤庐认识了梁三娭（母也）。这位梁三娭（母也）是一位50岁不到的寡妇，田汉母亲的知心朋友。因为她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丈夫梁三公在世时把她的住处取名为“栖凤庐”。那是一个很幽雅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小宅院里种着茶花和天竹，像个“世外桃源”。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听着屋瓦上的雨声和仙姑殿山上传来的钟声，望着那飘坠的茶花瓣和给新雨洗得更加红艳的天竹子，烧着山林间扒来的松叶，喝着山里人家自制的清茶，谈经说史，实在别有风味。
田汉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最有趣的是听梁三娭（母也）讲《西厢记》。纯洁美丽的爱情故事和“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样优美动听的文词，在田汉简直如饮甘露，如浴清泉，只觉得一丝轻柔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心田。
田汉与聂耳的交往
聂耳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曾为了共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 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当时聂耳只有二十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 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在1934 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这就是有名的《前进歌》，他自己并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老王的孙子被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时，老王抱起他的孙子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唬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聂耳唱得慷慨悲壮，使观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
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汉这样进步的剧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关系与聂耳联络。此时田汉又写成了话剧《回春之曲》，其中的《告别南洋》一曲就是由聂耳谱曲的。这支曲子在卅年代是作为舞台艺术歌曲经常演唱的。
《回春之曲》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时，田汉忍不住想去看看，但他此时被敌人通缉已不能公开露面了。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成一个有身份的阔人，而另一位女同志则扮作他的女儿，搀扶着他走进戏院观剧，但仍然被守候着的密探抓获。幸而这身行头救了他，敌人并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而此时的聂耳也将赴日转赴欧洲留学，田汉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由聂耳谱曲，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不久，年轻的聂耳就死在了异国他乡。
儿子回忆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咖啡店之一夜》等。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到国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似的，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颇具影响力。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当时，500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资财，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钱。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和莫斯科“红色女郎”相识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现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诉记者，“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当时正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3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在田大畏看来，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选择离婚，“他并不是很风流的人，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哪个也放不下，但那边有妻子有孩子，毕竟是一个家庭，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传统。”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1948年2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濡以沫度晚年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几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吗？”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沅：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地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汉”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