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日报》2021年10月23日 B01版
祝兆平
《宋史·范祖禹传》中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之说，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又是“国家根本”之根本，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写道：“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但从宋代出现的“苏湖足，天下足”的现象进入明代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到明代中后期，就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原先曾经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商品经济高度的发展，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耕地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桑棉之类，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以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明朝王权的最初七十年，以严酷的统治建立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使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农业方面，种植面积日益扩大，各种主要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也逐渐发达起来，比如植桑和养蚕就是被江南人们所重视的农业商业生产之一。另外，像苏州、松江、杭州还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但江南并不大量出产棉花原料，江南纺织的棉花原料主要是靠山西、陕西一带商人的贩运。这种手工业和原料产地的分离，刺激了漕运为主的长途贩运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生长。
到明代中期以后，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大都分布在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浙江本部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从宋元以来，在经济上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不仅有较强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实力，而且在生产技术上也比其他地区进步。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个城市是江南繁华的中心，不但在都市里出现了繁荣的商业经济，而且大批的城镇也在那时形成，像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府钱塘县的唐栖镇，嘉兴府秀水县的王江泾，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菱湖镇，乌程县的南浔镇、乌镇等，都是江南最大而且名扬全国的纺织业市镇。据乾隆《震泽县志》记载：“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十五世纪）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十六世纪初期），倍之而又过焉。”到万历年间，由于纺织等手工业的兴盛，苏州附近的一些乡镇已经是“肆廛栉比，华夏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明李培《翔云观碑记》）。因此人口快速增长，“居者渐繁，人可万家”（杨树本等纂《濮川所闻记》），许多乡镇形成了“以机为田，经梭为耒”的专业工商业市镇的繁华局面。
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漕运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大量移动，大批农民离开乡村，转移到城镇。宣德、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指出：“着盖苏、松之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出，不复再怀乡土。”还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这里反映出来的情况表明，江南大城市出现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的后备力量，江南乡镇这些离乡背井的农民大都有一手技巧，所以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因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需要，可以“售其巧”而不再怀乡土，同时说明这些大城市的发展完全能够容纳这些人口的加入。当然，当大量的劳动农民转移到城市后，大部分为了谋生成为廉价劳动力，也有不少劳动力一时没有能够找到固定职业，自然就会变成无业游民，这些游民因为生计问题往往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比如，紫芝园的创始者默川翁“为人疎直坦衷、豪举好客、乐义好施却不善度支”，虽然造起了秀色精丽、雕墙绣户、丝金镂翠、穷极工巧的紫芝园，但仅二十多年之后，进入晚年的他就已经折腾到财尽人疲，家道衰败，差一点使花园颓败荒废，幸亏其孙徐景文金榜题名，他利用当时的社会状态，以行善为名，在家乡发起造园工程，说是要拯助贫民，给他们饭吃，实际是将那些一时在城市里找不到职业又有一定技能的处于无业游民状态的廉价劳动力的工匠招来为他修建花园。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中有载：“姑苏江左名区也，声名文物，为国朝所推。而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岭南会馆之建，始于有明万历间。”可见苏州由于商业的繁盛，早在万历年间就出现了会馆，而会馆的出现意味着都市市场贸易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发达兴盛。城市人口也在明进入中期阶段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根据嘉靖《常熟县志》记载，常熟的福山镇有人口两千余家。嘉靖《吴江县志》记载，吴江的平望有一千余家，同里和黎里镇各有两千家。吴江的盛泽镇，据康熙《吴江县志》记载，人口已有万家之众。物流运输也极发达，“米豆为苏州大宗物产，亦为苏州之重要行业”，许多外省粮商运米来苏州贩卖，“自船自本，贩米苏买”。同时，从明中期至清时，苏州地区的手工业得到极大发展，从类别看，有丝织业、刺绣业、染布业、踹布业、冶金业、造纸业、印刷业、成衣业、蜡烛业、水木业、漆作业、石作业、红木业、硝皮业、织席业、茶食业、膳食业、糖食业、水灶业、炉饼业等；从商业铺行看，有绸缎铺、布行、皮货行、米行、珠宝玉器铺、明瓦店、木行、花行、竹行、香店、银楼铺、金珠铺、颜料铺、钱铺、典当铺、油麻杂货铺、估衣店、鱼行、烟行、药材铺、南北杂货行、酒行、海货行、肉铺、屠猪店、烛店、酱坊、煤炭铺等，繁华极了。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明清时苏州城内的布行就有七十余家，木行有一百三十多家，钱铺和金珠铺有七十九家，而实际上的数字还要远远超过这些。由于明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来苏州办货或贩货，运来各种土产货物，以通有无。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商人纷纷在苏州设立商号，并集中在阊门外南濠建立北货码头，凡“山、陕、河南三省各商来苏办货者、向从浦口行运，由来旧矣。各走各路，听其自便。而按时销贩，从无愆期。故熙来攘往，于吴会独盛”，从建立专用码头到逐步建立各地帮会和会馆，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竞争的机制和规范。据明清史专家洪焕椿教授根据碑刻和有关文献资料统计，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苏州府所建立的会馆和公所最多时达到一百二十二家。
商业经济的繁华与发达又带来了城市消费的增长，同时形成了富裕阶层生活的奢侈化倾向，比如造园就成为当时富裕文人或官僚文人追求的目标和流行的时尚，现存的拙政园、东园（寒碧山庄，后来的留园）、西园、艺圃、天平山庄和已毁于明末清初的紫芝园，差不多都在嘉靖、万历前后修建。
如上面提到的紫芝园，它的兴废是随着明经济的兴而兴、衰而废，一定程度上就是明中晚期经济发展的缩影。明代当时的文人王穉登所作《紫芝园》中记载，紫芝园最初由徐默川于嘉靖丙午（1546）创建。但根据李泽明撰《紫芝园营建年代小考》一文，紫芝园最初营建年代至少应该提前十几年，证据之一是王宠（字履吉）殁于嘉靖十二年（1533），而在《昌黎先生集》中载有王宠到紫芝园参加活动的记录。不论这些营建年代时间上的不一致，第一时期的紫芝园曾一度兴盛了几十年是一个客观存在。至其晚年，因财尽体衰而使园子濒临毁废之状态也是确实的，后因其孙子徐景文高中进士，官至太仆少卿，重振门庭，于万历丙戌（1586）才将处于颓废状态的紫芝园重新修缮，从此又兴盛了几十年。延至景文兄弟后辈的时候，又因利益而失和起事，对簿公堂，官司的结果是徐氏后人将此大宅名园让售给吴县（苏州）人项煜，成为“项家花园”。这项煜是明天启五年（1625）的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是专为皇帝讲解文史的内廷四品官。他投巨资，将已经破旧的紫芝园又重新修建一新，使名闻天下的紫芝园成为“项家花园”后又兴盛了一段时间。后来李自成打进京城，他加入了造反起义的农民革命队伍，结果李自成只当了几十天“皇帝”就逃命去了。项煜逃回南京南明小朝廷不久，投身造反起义队伍的形迹逐渐暴露，吓得他又潜逃浙江。他的家乡苏州人民知道了他的投机行径后，义愤填膺，将他的紫芝园打砸尽毁后，一把大火一烧了之。这个时逾百年的一代名园一时间便灰飞烟灭，了无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