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拼音：jīng xué；英语：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中国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以六艺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汉代人视六艺为永恒和普遍的真理，故称为经。对六经的研究、传授和学习，称为经学，又称为“经艺”或“经术”。《乐》有声无书，早已失传。汉代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这些经典，是“先王之陈迹”，相传春秋末年经过孔子删订。经学作为儒家学者倡导和钻研的学科，开始于汉代，其后，历代儒家学者都以解释经书为己任，经学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史记》载，《易》的《易传》，即《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是孔子所作；《诗》3000篇，孔子删定为305篇，并皆弦歌之；《尚书》3000篇，孔子删为100篇；《士礼》17篇，孔子所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后代学者尚有争议。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传授。《诗》、《书》、《礼》、《春秋》，由卜商（子夏）传授；《易》由商瞿（子木）传授。战国时期传授不绝；《乐》早亡，失传。秦始皇焚书，惟《易》为卜筮之书不焚。《诗》形于歌咏，虽焚而不绝。焚书令下，有的儒者把经书埋藏山崖屋壁之中。汉朝初年，陆续有所发现，但大都为断简残编，散乱缺佚。
经学历史的发展过程，经历了2000多年。从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经学就具有树立起维护统治思想的作用，董仲舒的公羊学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五经博士重视师法、家法，也正是维护统治思想的表现。以至唐朝的《五经正义》，明朝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清朝的御纂经义，目的都是一样。在经学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有变化，有曲折，有斗争。这主要表现在经学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如今古文学之争、汉学宋学之争等等。这种斗争往往与政治斗争、学派分歧相联系，其目的在争夺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
形成和内容
两汉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定型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采纳法家学说，“焚《诗》、《书》，坑术士”，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鉴于秦帝国灭亡的教训，开始表彰儒学。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推尊孔氏，罢黜百家，定儒学为一尊。汉立五经博士，博士下置弟子，传授和讲习经书，于是形成了经学，并出现了一批传经的大师，成为经学的骨干。西汉初期的经师，《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书》有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礼》有鲁人高堂生；《易》有田何、杨何、丁宽；《春秋》有齐人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东汉初期立十四博士：《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与京房；《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戴德、戴圣）；《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这是传授今文经学并且列为学官的经师及其派系。此外还有传授古文经学以及未列为学官的民间经学系统，其代表人物西汉有毛公、孔安国、费直；东汉有郑兴、陈元、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述，《易》有13家，《书》有9家，《诗》有6家，《礼》有13家，《乐》有6家，《春秋》有23家，而《易》居群经之首，被称为五经之源。
两汉经学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的地位抬高了，尊称为“经”。汉朝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从而形成了经学。
东汉初期，以今文经的内容为官学，讲习经学的风气兴盛，并且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礼》，戴德、戴圣；《公羊春秋》，严、颜。古文经学两汉初期就已经在民间传授。东汉时期，贾逵、马融、服虔传授古文经，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虽未能立为官学，势力却胜过今文经学。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会通今古文经，为汉朝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以后郑学行而今文经的官学废，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保存了完整的今文公羊春秋的经说，是一部唯一的流传至现在的今文经。
两汉是经学的全盛时期。传经的大师，人才辈出。大师门下的弟子有千百人，最多时达万人。郑玄在马融门下受业，三年不得见马融面。马融只令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经师传授，有所谓“师法”。师法指一个学派的传统和规范，弟子不得违背。经生后学既恪守师法，又自然形成自己学派的特点，这就有所谓“家法”。例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这是师法。施雠的弟子有张禹，禹又授彭宣，于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的弟子有翟牧、白光，于是孟家有翟、白之学；梁丘贺传子临，临授王骏、五鹿和充宗，充宗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于是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所以说，“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从师法分出家法，然后又逐渐从家法各分专门，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茂，然而却渐失其本。因此出现“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的背离原先经说的状况。
今文经师为经书作章句，传述大义。古文经师则为经书作训诂，解释文字、名物、制度。章句、训诂的学风，影响着整个经学苑囿，在师法、家法源流相承的情况下，章句愈趋愈繁，一经说竟有百余万言。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的涵义达十余万言，说“粤若稽古”四字就有四万言。王莽时曾下令减省章句，规定每经不得超过二十万言。光武帝也有减省五经章句之议。即使这样，要想通经也还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两汉经学逐渐走向衰落。
魏晋经学
魏晋时期出现了郑学的反对派王肃(195～256)。王肃是司马昭(211～265)的外祖父，所著《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解，魏时皆列于官学。王肃造《圣证论》，攻击郑玄。王学几乎夺郑学之席。
魏晋经学的特点是以老庄解释儒经。王弼的《易》学著作，摒弃汉时传统的象数，而用古文费直《易》，专说义理，开《易》学义理派的先河。何晏的《论语集解》，杂采众说，并下己意，盛行于世。郑玄的《易》注、《论语》注，均为王、何著作所掩。王、何鼓吹玄风，所谓“正始之音”，实为清淡渊薮，经学著作遂逐步玄学化。此外，杜预(222～284)作《春秋左氏传解》，后人疑是杜撰。范宁(339～401)作《春秋穀梁传集解》，多存旧说，不主一家。这些，对打破汉代儒学之风起了作用。
南北朝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经学也有南学、北学的殊异。
南朝干戈扰攘，学术荒落。唯梁武帝在位40多年(502～549)，环境比较稳定，能够建立国学，设置五经博士，以五经教授。又在州郡立学。一时学风称盛。梁武帝晚年好佛，儒风逐渐被代替。南朝学者，多好《三礼》。《易》学则黜郑置王，《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
北朝经学大体继承两汉学风。最著名的经师为徐遵明（475～529），弟子众多，传授《易》、《尚书》、《三礼》、《春秋》诸经，影响较大。北朝经学，以北魏及北周为最盛。
《北史·儒林传》总论南北朝经学，指出“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基本上概括了南北学风各自的特点。
隋唐经学
隋唐时期，南北分立的经学走向统一。孔颖达奉敕编纂的《五经正义》是官书，几乎在整个唐朝都统治经学苑囿，至北宋初年还很有影响。这部书代表儒家经典的义疏之学。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对经文多所正定。贞观七年，颁布其书，称为《新定五经》，命天下士子普遍修习。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无所统一，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马嘉运驳正书中的失误。诏命再加裁定，未能成功。
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重加考正，永徽四年，公布其书于天下。颜师古的《新定五经》，根据南朝的本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也多从南学。《易》用王弼注为本。《诗》用刘焯（544～610）、刘炫义疏。《尚书》用孔安国传，刘焯、刘炫义疏为本。《春秋左传》主杜预解，用刘炫义疏。《礼记》用郑玄注、皇侃义疏。经学的统一实际是统一于南学。《五经正义》成于众手。孔颖达年辈较长，名位独重，被命撰集。
隋唐时，比较重要经学著作有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以郑玄注为依据；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张璠、蜀才、伏曼谷等三十余家之说，隋唐以上易家的著作多已失佚不传，但从此书可见一二。
唐代经学虽然得到统一，有利于研究诵习，但是没有什么创新。明经考试，惟试帖经。考试时，掩经上下文，中开一行，帖去三字，令应试者填写帖去的地方。于是经学逐渐变为专考背诵，不求经义，故明经不为世人所重视。唐时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为“九经”。
宋明经学
宋初经学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庆历(1041～1048)以后，风气始变。刘敞(约1008～1069)《七经小传》，对经义表示怀疑，认为经文谬误。“七经”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王安石《三经义》不囿于先儒传注，独标新说。宋人学风，于是别开生面。疑《易传》、疑《诗序》、疑《孔传》，不一而足。正如陆游(1125～1210)所说：庆历后，诸儒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风气与汉、唐不同。南宋末，王柏(1197～1274) 作《书疑》，对《尚书》全经移易补缀，使之面目全非。王柏又作《诗疑》，删去《诗经》中所谓“淫诗”32篇。
宋代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为“十三经”。
宋代理学著作，往往以经注或经说形式出现。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以易理论述理学思想。张载著《易说》，又以易理贯串于其《正蒙》之中。程颐著《伊川易传》阐述其理学思想。程颢亦有经说。胡安国作《春秋传》。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又命门人蔡沈作《书集传》。朱熹作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最重要的理学著作。杨简的《易传》、《诗传》鼓吹陆九渊学派的心学。凡此都以经注或经说的形式阐述理学。
元代理学家也以经注或经说阐述其理学思想。如许衡著《读易私言》，吴澄著《五经纂言》等。
明代，经学衰微，成就甚少，惟官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并行。顾炎武斥其“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私家著述，亦少可观。
清代经学
明清之际，经学兴盛。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经学著作，闳富深刻，得未曾有。顾炎武的经学著作，开一代考据学的先路。黄宗羲的两部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总结了宋明时期700年的理学，又为浙东史学奠定了基础。
康熙朝官修诸经，以朱学为主。乾隆朝刊十三经注疏，汉学始著。而所谓乾嘉汉学，则多系私家著述。此时，汉学分东吴、皖南两派。东吴惠栋(1697～1758)、皖南戴震，有较大影响。惠氏三世传经，撰《易汉学》、《九经古义》，钱大昕（1728～1804）拟诸汉儒何休、服虔。栋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戴震之学出于江永。永长于声律音韵历数之学。震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参稽考证，辨正名物，汪中谓其集古学之大成。震弟子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文字训诂。焦循、阮元均传戴氏之学。阮元刻《清经解》1400余卷，清末王先谦刻《读经解》1400余卷，二书集结清儒经著，蔚为大观。
乾嘉汉学，精考证，通小学，辑佚书。学风笃实，有足多者。乾嘉时，庄存与、刘逢禄精《公羊春秋》，开常州今文学派。宋翔凤亦治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龚自珍，亦治今文。
道光以后，外患日亟。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维新。康有为治今文，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礼运注》诸书，以公羊三世之说，为其变法论证；梁启超也唱公羊三世六别之说，鼓吹变法。章太炎治古文，邃深经术，以民主革命派立场与维新派辩论，指斥维新派的谬妄，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他所著的经学、小学，俱臻上乘，为中国经学史上最后的大师。
派别和论争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本是由当时的经师口授并用汉代隶书写成的，对经书的解释，注重章句，阐发其微言大义。西汉初期经师所传授的经学大都为今文经学，并被朝廷列为学官，成为官方的经学。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故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由先秦时期的古文字篆书写成，后来孔子后代孔安国得到这些书，献给了朝廷。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籍，皆为古文，其中有《周官》、《礼》、《礼记》、《孟子》，并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西汉时期发现的古文经，皆藏于秘府。研究和传授这些古文经，就形成了古文经学，成为当时的一大学术流派。古文经学解经的特点是，注重文字训诂以及历史事迹和文物典章的考证，很少谈阴阳灾异和“非常可怪之论”。《左传》和《周礼》是古文经学派所独有的典籍。古文经学家多次争取立为博士官，由于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除汉平帝和王莽执政时外，均未能成功。古文经学流行于民间。
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的解释。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春秋》，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公羊春秋》的大师有公孙弘和董仲舒。董氏的《公羊春秋》学，探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不重视其中的历史事迹和典章制度，提出许多怪异之论，将《春秋》中有关灾异的记载，引向“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论，神化孔子，宣扬“大一统”，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此派经学后来发展为纬书，又进一步将经学神学化了。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将公羊学派解经的条例规范化，对今文经学派的《公羊春秋》作了一次总结，是唯一的一部流传到现在的今文经。古文经学则推崇《左氏春秋》，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等，同今文经学派多次展开争论。汉代经学还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推崇《公羊》，鲁学则推崇《穀梁》，也相互论争。汉宣帝时，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即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决，增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与梁丘贺《易》为博士。东汉章帝时，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今古文经学和纬书的争议问题，其会议纪要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又对纬书作了一次总结，成为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
今文经学曾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官学。但由于其学风与谶纬结合在一起，受到学术界的责难，日趋衰落。古文经学虽然仅短暂列为学官，但其影响日益扩大，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经学的主要势力。郑玄作为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精通今文经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郑学终于压倒并代替了今文经学。
传授和影响
两汉经师招收弟子讲学授业，最多时可达万人。他们对经书的解释，有一定的传统和规则，为弟子们所继承。每一学派宗师解经的规则，称为“师法”，经生后学必须遵守。每一学派传授经书又有自己的派系，世代相传，各自名家，称为“家法”。两汉经学企图通过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保持其学术传统不变，以维护其社会地位，具有鲜明的宗派性。
在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之下，两汉经师倡导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对经书的诠释，越来越繁杂，说一经竟达百万余言。如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解说《尚书·尧典》篇目两字的含义，就有十万余言，说“粤若稽古”四字达四万言。以至于造成了如班固所说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尴尬局面。此种烦琐的经学学风，终于将汉代经学由兴盛引向了衰亡。
汉代的经学，为儒学开创了依靠对经书的注释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学风，将儒学推向经学时代，其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对经文本义停留在阐述上，而不敢有所异议，在知识界养成了尊孔读经的学风，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的作用。
经学自身有其发展的历史，从汉代到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汉代的五经逐渐演变为宋代的十三经。各个时代对经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和近代经学。每个时期的经学又各有其特色。秦汉以后的儒学史，也可以说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参见条目
哲学基本条目
哲学史基本条目
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