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厚重的概念，往往套了太多的硬壳。直接地切入认识，往往撞得头破血流，却仍旧浮于表面。即便“知道了”，也仅是感觉到了，却不够丰富。
硬壳，是历史的疤痕。所以，与其直面而切入，不如溯本而追源。因此，我们最好从其历史的脉络中，去探究是什么、分类成什么以及变成了什么。
天主教和基督教，首先是一个中西不同文化的名词硬壳。
在中国，区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名词概念。在西方，则区分为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即基督教）。所以，只需要知道：在西方，我们所说的天主教就是基督教，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应该是新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要溯源到犹太教。这又是一个必须要砸掉的硬壳。所以，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犹太教和简单的宗教知识。
宗教是一套意义生产系统。意义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人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获得确定性。
那么，什么是不确定性？
磁铁指向南方，这很神奇，但它是确定的。做一百次实验，它都指向南方。这跟从高处跳下来会摔死，是一个道理。神奇是神奇，但不奇怪，所以很确定。
打雷和闪电，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被雷劈死，那就更是天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恐惧。恐惧就要杞人忧天。但杞人忧天地活着，太痛苦。所以，你必须给打雷和闪电这种不确定性做出确定性的解释。而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赋予意义、生产意义的过程。
雷公也罢、电母也罢，都是解释。但还只是迷信。因为你生产的确定性或赋予的意义太零散、不系统。而宗教，则是一套意义生产系统，它能够系统性地给出解释、输出意义，进而提供更为全面、稳定的确定性。
这是关于宗教最朴素的解释版本了。其他还有超余的解释、博弈的解释以及超越性的解释，等等，但都脱离不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宗教可以分为多神论宗教和一神论宗教。而一般认为，先有多神论，再有一神论。
夏皮罗的《历史的正确一侧》认为，多神论是一种落后的世界观。大仙说你这事能成，然后你就各种“孝敬”大仙，进而“贿赂”神。但是，“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神成了飘忽不定的东西。所以，要拥有一个稳定的意义输出系统，就必须要玩一神论。
于是，犹太人横空出世了，他们创立了一神论的宗教，即犹太教。
按照本•夏皮罗《历史的正确一侧》中的说法，犹太教与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大体可以归纳为一脉相传的四条信念：一是有且只有一个神，即上帝；二是人要有行为规范，即按照神的意志去生活；三是历史不断前进，人类最终完成最终救赎；四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上帝把选择权交给人类自己。
但是，我们肯定要问：从最初开始，犹太教和基督教，便是如此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吗？
实际上，这就是西方人的自负。自己吹自家祖宗，肯定怎么大气怎么吹。而逻辑上则是一种倒果为因。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好来发展出了这几条信念，而不是最初按照这几条信念去设计。所以，这是演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顶层设计的初衷。
同时，我们也还会问：一神论，真比多神论高级吗？
也未必。多神论更为灵活、更为包容，一神论更为僵化、更为偏狭。由一神论引发的各种宗教战争，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既然是这样，那么一神论的犹太教到底高级在哪里？
与其说一神论本就高级，不如说它源自低级。一神论，肯定更为复杂一点儿。因为它需要足够的抽象。你照着山川日月和各色英雄想象出一个神，这多容易、这多简单、这多形象。
但是，没有山川日月、没有各色英雄，只有神，或者说只有神这么一个概念符号呢？如《十诫》中的规定：不可有偶像崇拜。没有偶像，只有神。然后，你这个神怎么造？
没办法，只能死命抽象。所以，一神论的犹太教，必须完成从形象到抽象的升级。
那么，这就是说：犹太人本就聪明，人家最早完成了认知上的抽象升级，进而创造了一神论的犹太教。真是这样吗？
与其说他们聪明，不如说他们不得已。以下是我给的“黑解释”，是否采纳，见仁见智：
古希伯来语没有元音字母，只有22个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如果汉语拼音只有b、p、m、f而没有a、o、e，你怎么发音表意？可以，却非常困难。但是，你把古希伯来语书写成文字，这就没有问题了。于是，犹太人可以更高效率地从现实世界进入到符号世界。所谓更高效率，完全是因为不得已，这是逼出来的。因为没有元音，所以口语交流有障碍，于是侧重于符号世界自由驰骋。而在符号世界自由驰骋，你就必须足够抽象。抽象一旦够了，也就会涌现出更为抽象的信仰。“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全能者……”，犹太人的神只能出现在文字的符号中。于是，犹太人创造了一神论的犹太教。
上述论证的逻辑，未必是充分，却是必要：语言上的先天缺陷，导致必须在文字符号世界里死命抽象；抽象思维和抽象知识积累够了，也就能够玩出只能出现在文字、符号以及概念中的神；于是，一神论宗教才能诞生。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一神论宗教和多神论宗教呢？
做一个简单类比：一神论就是一个ios系统，死活也不跟别人兼容合作，要买app(意义)必须买我家的；多神论则是一个安卓系统，佛祖也能跟玉皇大帝一起喝茶，什么app(意义)都可以买、谁（造神）也都可以卖。
犹太教的特点以及它的发生溯源，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讲犹太教到天主教、基督教的“光辉历史”：
公元前1450年前后，犹太人的领袖摩西，带领族人前往应许之地、迦南。在路上，摩西这个大祭司，制定了《十诫》。这算是上帝和犹太人立约了，也就是圣经上的《旧约》。而这时候，上帝只是跟犹太人立约了，跟其他族群没啥关系。
犹太人与上帝的立约，不能类比于现在的合同。合同起码要求主体间平等，但这里肯定不是平等了。那立约是为了啥？主要是通过确定人神关系来解决信仰问题。
如果人神关系理解起来费劲，那就类比中国的天人关系。而对于这层关系，中国人比较超脱，“敬鬼神而远之”。于是，到天人之际或死生之际也就行了，再往上，中国人不想了。
中国人可以超脱，但犹太人不行。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牢固地跟神捆在一起，否则就无法获得确定性。于是，犹太人的天人关系，不仅要超越到人间之外、超越到天外上帝，而且还要建立足够强的关系，于是就采用了立约的方式。
通过《十诫》，神会获得犹太人的全部忠诚，犹太人只能敬拜一个神，即耶和华；而犹太人当然也会从神哪里获得好处，即上帝只拣选犹太人。
啥叫拣选？现在说拣选，是死后上天堂；而当时的理解，就是犹太人打仗能开外挂。有神的保佑，犹太人自可所向披靡，拿下迦南美地、打遍阿拉伯半岛。
但吊诡了：犹太人这个仗是怎么打怎么输。甚至，连耶路撒冷都被反复占领好多次。于是，犹太人开始怀疑神了，认为耶和华这个神不靠谱、净忽悠人。接下来，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信仰危机。
所谓信仰危机，就是原有的意义生产系统出问题了、不行了。不行就不行，无所谓，咱们再找一套不就行了。但是，没那么简单：
一个是不好找。所谓找，就是形成某种新形式、新内涵的族群共识。而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一个是出问题。有共同的神，大家才能凝聚起来。突然没了，犹太人还怎么凝聚起来，精神上凝聚不起来，族群自然会烟消云散。
于是，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重新解释。IOS系统不好用了，咱就打补丁、做更新，能将就着用，就不能随便重做一套，更不能轻易换成安卓系统。打补丁、做更新，就是所谓的重新解释。
犹太人是这样重新解释的：上帝的应许之地不是迦南，而是天上。信上帝不是打仗开外挂，而是将来得永生。
这就相当于公司业绩不好了，于是老总宣布：咱不给工资了，但给大家股份，然后同志们好好干，等熬到上市再吃肉。
如果是中国人，你这么忽悠肯定不行。因为中国人对天的理解只到天人之际这个层面，再往上，他不想了。所以，什么天国、什么永生，都是扯淡。礼崩乐坏之后，不是克己复礼，而是变法图强。等法也变了、强也图了，然后再“霸王道杂之”，开始思考天了；然而，也绝不会更上一层楼而“纯任德教”，而是仍旧停留在天人之际。
但是，西方人是要寻求超越性的。所以，你这么忽悠，他就能信。想想十字军东征就行了，教会代表上帝说给我打，然后就死命打，死多少人也要打。抛开宗教意义，十字军东征能有啥意义？你根本找不到。
信仰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上帝许诺了天国和永生，而罗马却带来了枷锁与统治。于是，逆火效应出现了：越是现实残酷，则越是肯定执着。而且，犹太教还在各种超越性的解释中，发展到了基督教阶段。
简单说，犹太教等级提高了，从犹太人的宗教，发展到全人类的宗教，产生了普适性。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圣经》版本的解释是：上帝把儿子派到人间，来拯救堕落的犹太人。但这是神话故事。
真实的历史过程应该是：为了解决信仰危机，犹太人出现了“新先知”，“新先知”重新解释犹太人和上帝的约定。
这个重新解释就是把迦南换成了天国、把打仗开外挂变成了死后上天堂。这个“新先知”呢？就是耶稣基督。
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时候，突然杀出来一个王阳明，然后扯起大旗、搞颠覆，那程朱理学的弟子精英肯定不干。因为你动了人家的奶酪。而基督的这个重新解释，也是一样的逻辑，相当于动了犹太祭祀阶层的奶酪。于是，必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犹太祭司们勾结罗马总督彼拉多，就把基督定在了十字架上。
但是，思想的传播，根本不是杀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你就是把人家领袖杀了也没用。在基督死后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新的宗教组织出现了。因为新的宗教组织是奉基督为主，于是就叫基督教，即现在欧洲的天主教。
一切都是故事，因为萌萌大众只认故事、不认理论。所以，基督教必须讲自己的核心故事。这个故事就一个简单叙述：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用儿子的鲜血洗涤了犹太人的背叛和罪恶，于是再一次给了犹太人与神立约的机会，即《新约》。
西方人的特性，是一定要玩到超越性层面的。本来自己只是鱼缸里的鱼，但这条鱼非要思考鱼缸外边的“天上世界”。然后，不仅要找到这个天外世界以及可能到来的天外来客，而且还要跟人家立约。你只有做到这种程度，这条鱼的确定性才能获得，否则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中国人呢？还是那句话“敬鬼神而远之”：我承认鱼缸外面有一个超越性的天上世界和天外主宰，但思考到天人之际、死生边缘也就行了。再往上，跟我没关系，因为我的主要精力是人间烟火，“未知生焉知死”。后面也肯定会遭遇问题，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打补丁、做更新就成了程朱理学。
先是犹太教；但信仰危机了；再是基督教，是为了解决信仰危机。但这个演进过程中，基督教还是停留在犹太人的小圈子里。它只是犹太人的部族宗教，而不是全人类的普世宗教。
但是，罗马帝国是一个普世帝国。
在这个普世帝国中，圣保罗主张大家都可以信奉基督教，而不一定必须是犹太人。这么一来，部族的基督教，就升级为普世的基督教了。
帝国是尊重差异性的。所以，罗马人不仅自己有很多神，而且也尊重其他部族的神。简单说，你只要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至于信什么神、帝国都尊重。甚至，罗马人还修了一座万神殿，把其他部族的神也给请了进来。神佑你们的部族，但万神佑咱们的罗马。
所以，罗马帝国是一个安卓系统。然而，这个安卓系统的帝国，却兼并了一伙非要用苹果系统的人，即犹太人和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只信一个神。所以，这就没法玩了。
最初，罗马帝国非常排斥基督教，认为这家伙就是个异类捣蛋鬼，不干掉他，帝国就不能安生。
但是，基督教发展太快。
到了公元313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控制不住基督教了。因为军队中有多一半的士兵皈依了基督教。于是，皇帝君士坦丁只好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换取基督徒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忠诚。
虽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知易行难，现实中很难分开操作。即便是今天，你能说美国的福音派信徒对美国大选没有影响吗？这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一样。
罗马帝国不是只有你们基督教，还有很多其他部族的神和宗教，而多神才是帝国的传统。如果一神的基督教是极端左派，那么，多神的其他宗教就是保守右派。所以，两伙人肯定要死磕。皇帝公开站了左派基督教，那右派多神教必定要跟皇帝掀桌子。于是，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了，在东边新建了君士坦丁堡。
皇帝拉拢新生力量，肯定会招致保守力量的不满。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迁都。这跟咱们的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新建东京是一个道理。空间范围上，历史真得很相似。
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清爽了许多，而西边的罗马则陷入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混乱纷争。但是，基督教还是以位于罗马的罗马教会为教宗。
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将君士坦丁堡教区升级为牧首区，排名仅次于罗马教宗。
公元395年，由于继承原因，罗马分裂，形成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
随着罗马分裂，东西教会之间的矛盾，也就只能日益尖锐了。
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将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升至与罗马教宗并列的首席地位。
西边的罗马教宗肯定不服，但不服也没用。
公元476年，西罗马爆发了西方版的“安史之乱”。但人家的“安禄山”成功了。蛮族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皇帝。西罗马帝国就此覆灭。
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对于蛮族是一百个瞧不起。所以，虽然身在蛮族沦陷之地，却一直忠于仅剩的东罗马帝国。这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罗马教会盼望着君士坦丁堡赶紧出兵，收复罗马的大好河山。
就这么盼望着、盼望着，一直盼望到公元800年，罗马教会还是没熬住，于是“委身”蛮族了，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承认查理曼大帝是罗马人的皇帝。
到了公元11世纪，发生了东西教会大分裂。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互相开除彼此教籍，分裂成为天主教和东正教。
东正教，在东罗马灭亡后，逐渐转移到了俄罗斯。因为不是主线，所以不多说了，继续说罗马的天主教会。
天主教“委身”蛮族，这就相当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精神领袖与世俗王权合谋了。而两伙精英一旦合谋，那统治必然会越来越稳定。比如，隋唐科举制就实现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合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从此赓续不断。
但是，在西方，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教权与王权开始相互斗争了。而斗争的原因，主要是钱和权。
国王和教会都要任命主教。谁任命了主教，那么主教的第一年薪水和当地的十一税就差不多归谁了。所以，这既是权的问题，也是钱的问题。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硬币总共这么多，到底哪一枚归上帝、哪一枚归凯撒，总不能二一添作五吧？最后一定是实力说了算。
开始是教权全面压制王权，教会敲骨吸髓，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国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因为钱都被教会收走了。同时，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钱都花费到了宗教事业，那还怎么发展经济。
后来是王权彻底压制教权，王权要多嚣张有多嚣张，教权要多卑微有多卑微。甚至，罗马教廷硬是被法国国王抓到阿维尼翁，罗马教皇当了70年的儿皇帝。
为了挽回这个颓势，在结束阿维尼翁之囚后，教会准备搞点儿大事情，来重振权威。这个大事情就是文艺复兴，教会试图通过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以重获权威。
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有两重身份：一重是知识精英，知识掌握在教会手中，国王和贵族都是文盲；一重是精神领袖，君权神授，这个神要由教会代言。
但是，教会被折腾成那副惨德性，精神领袖的架子肯定端不住了。于是，教会只能从知识和文化上寻找突破口，来重建权威。而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原因。
搞复兴是要花钱的。翻译几部经典、出版几部诗集，你就是全用羊皮纸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重建因教会衰败而残破的上千座教堂，那就要花大钱了。这笔钱，让谁出？教会不出、国王更不出，所以只能让老百姓出。随后，教会开始各种不要脸：又是拼命榨取十一税、又是疯狂兜售赎罪券。
教会成了公司、信仰成了买卖。罗马教会斯文败类，新的权威不仅没建起来，反而瓦解了旧有权威。
公元1517年，一个叫路德“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的大门上，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拉开序幕。
这之后，基督教新教粉末登场。
那么，宗教改革后的这个基督新教，与罗马的天主教，到底有啥区别呢？在教义上，主要集中以下四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是靠什么得救的问题。天主教认为要靠上帝的恩典和人的善功；而新教认为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它否定了善功。
你可以把善功理解为做好事、积功德。这不挺好吗？人要按照神的意志去生活，而按照神的意志去生活，就应该做好事、积功德。同时，这么做，也可以放大宗教促进人类合作的意义。那么，新教为什么废要给否定掉呢？
硬壳都是历史的疤痕。天主教不是卖过赎罪券吗？这就说明善功是可以被教会利用起来搞腐败的。所以，这就不能要。同时，救赎靠善功，就等于上帝是可以贿赂的、信仰是可以交易的，只不过把金钱换成了善功。但信仰就是信仰，信仰是不能交易的。所以，索性就别整用不着的，否定善功，一切都靠神的恩典。
对于靠什么得救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最为本源的区别，其他全是以此为基础的放大推理。
第二个是宗教权威的标准问题。天主教认为权威来自教皇诰令，基督教认为只有圣经。
所谓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革了罗马教会和教皇的命。这伙人腐败透顶，甚至导致了信仰危机。所以，基督新教，就不可能继续认可教皇权威。革命就是要颠覆旧权威、重建新权威。
你罗马教会不是靠给人计善功捞好处吗？行！我们否定善功，你也就别费劲了。但还不够，为了防止你再玩其他概念、再搞其他考核，我们把宗教权威和法律权威也给你彻底否定掉，以后你连嘚瑟的资本都不允许有。
那宗教权威靠什么？《圣经》就够了，《圣经》是上帝说的话。其他人再怎么说，能有神说的更为正确、能有《圣经》更有权威吗？
善功是考核的内容，权威是考核的权力，新教一气全给废了。但是，还有考核的主体呢，即罗马教会和教皇。所以，革命尚未成功、新教仍需努力。
第三个是教会是什么的问题。天主教认为教会是具有强制力的信仰和道德管理机构；而基督教却认为人人都是祭祀，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联系。
所以，什么神父、主教、红衣主教、教皇等考核主体，也全要废掉。善功给你否定掉、权威给你否定掉，这还不够，连实现这些的权力机构和人，也要给你否定掉。
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教会只是基督徒的团契，即基督徒的聚会组织。但是，新教团契组织就没有纪律和惩罚吗？当然有。但最严厉的处罚也就是把你赶出去，犯了罪，然后你别来了，我们也不跟你一起聚会了。而如果真心忏悔、痛苦悔改，甚至都把同工和牧师给感动了，那还能让你恢复聚会和交通。
第四个是生活意义的问题。天主教认为是在服从教会的前提下，获得拯救；基督教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侍奉上帝、荣耀上帝。
直接跟神建立联系，那怎么才能建立，普通人该怎么生活呢？千年中世纪，说是大家都活在上帝之下，实际上都是活在教会之下。所以，新教必须为普通人重新确定生活的意义。记住：输出意义才是宗教的本职。
在天主教的生活观中，只有神职才有意义、才是值得荣耀的。而其他职业则全是蝇营狗苟的红尘俗世。于是，成不了神职的萌萌大众，必须服从教会。早请示、晚汇报，是少不了的功课。教会不仅要监督你，而且要教育你，八小时之外也要对你严格管理。
基督教则认为这是狭隘的生活观，认为每一个职业，无论是种地的农民、工厂的工人，还是企业的老板，甚至也包括科学家，等等这些职业，无一不是神的安排，也无一不是荣耀神的。大家好好工作就是在荣耀神，而这就是新教的新生活观。
历史脉络清楚了、教义内容清晰了，关于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也就相对了然了。至于谁家教堂更奢华朴素、谁家管理更松散严格、谁家诫命更僵化灵活，都不是重要问题。
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完全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信仰危机了，这是曲折；重新解释了，这是前进。我们尽可能丰富地观察其发展历程，这样才能在丰富认识中看懂它们的区别。但是，这也仅是尽可能的丰富。就像多么聪明的侦探都无法还原现场一样，我们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复原历史场景。
比如，实际的历史过程，一定要有物质的作用。
没有印刷机，就不会有大批量的《圣经》，而没有足够数量的《圣经》，信徒就无法脱离天主教的控制。你可以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但你连本《圣经》都没有，这个联系还怎么建立？这就是物质。
再比如，也少不了权力斗争的推波助澜。
死磕罗马教会的主力担当，不在新教泛滥的欧洲大陆，而在英伦三岛。导火索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非要跟王后离婚。但罗马教会死活不同意。于是，英国开始了教会的国有化。英国国王彻底跟罗马教会掀了桌子，连一点儿脸都不给留。而欧陆的德法国王更是把罗马教皇欺负成了丧家犬。教会的权力只能逐步退出世俗世界。
同时，更少不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些都要颠覆教会确定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而人类在思想上的不断反思以及人文精神回归，也都对天主教会的统治产生了瓦解和颠覆的作用。
而这些丰富的细节，都促成了基督教与天主教分裂与彼此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