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告地策”，是西汉时期流行于南方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文书，它是死者前往冥界时，由送葬者给他开具的介绍证。日本学者大庭修教授称之为“赴黄泉的护照”。
现在所知的“告地策”一共还不到十件，主要集中出土于湖北地区，时代最早的就是江陵高台18号西汉墓出土的这块告地策木牍（如图）。
江陵高台汉墓木牍
局部
1992年3月，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江陵高台一带发掘了44座秦汉古墓，其中的第18号西汉墓中出土了4块捆扎在一起的木牍，其中一块长23.1cm，宽5.5—5.7cm，内容是随葬器物的清单。第二块长23.2cm，宽4.5cm，内容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告地策”。第三块长23.3cm，宽3.7cm，内容是“告地策”的附件，是墓主人带往冥界的奴婢清单。第四块长仅14.8cm，宽3.15cm，简面上就书写“安都”和“江陵丞印”几个字，其中“安都”就是死者将去的冥界地址，“江陵丞印”就是由江陵发往冥界的“告地策”的戳印（用文字替代），这块木牍类似于书信的封检。因此，这四块木牍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一份完整的“告地策”，它包括4个部分，一是封检，二是一封发往“安都”的介绍信，三是一份随葬的奴婢清单，四是一份随葬的器物清单。
这封发往“安都”的介绍信的正面书写为：
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以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
简文中的“七年”即汉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这说明墓主人是公元前173年或稍晚一点入葬的，故这份“告地策”是现今所知时代最早的出土实物之一。
这份介绍信的内容是汉文帝前元七年十月的庚子这一天（十月的朔日是庚子），“中乡”的一个名叫“起”的乡啬夫或吏员向江陵丞报告：新安有一位叫“燕”的大女子（秦汉时期称已成年的女子为“大女子”，未成年的女子为“小女子”）携其大奴甲、乙和大婢妨自愿迁往安都，特此报告。江陵丞“龙氏”在当天就将其文书移交给了安都丞（一种想象的仪式）。最后打一根斜线，注明这份通往冥界的介绍信是由一位叫“亭”的文吏所抄写的。
这块“告地策”牍宽有4.5cm，分4行书写，其右侧顶边，左侧则还有半行的空间，故行与行之间疏朗自然，而字与字之间则长短相间，大小不一，自然组合，字距比行距宽松，4行之间，字列参差，虚实交错，布局随意而生动。特别是第3行的自然结束和第4行另起一行的章法，这虽是文书本身需要所致，但其效果本身也是一种简牍章法的自然呈现，如果以现代书法小品的布局来衡量，其艺术趣味也是很值得回味的。
从文字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件木牍的文字线条流丽畅达，特别是其下拉线条，如“年”“子”“乡”“到”“谒”等字的最后一笔都写得畅快淋漓，有一种特别的韵律可以回味。而笔画的粗细变化也富有趣味，最典型的如“甲”字，外围的两笔框线细密组合，而中间一横和交叉的一竖则笔道加重，形成一种自然有趣的粗细变化，生动而活泼。不仅笔画的组合如此，文字偏旁的组合也很注意这种粗细的变化，如第3行的“书”字就是代表，上面的“聿”写得笔画较粗较重，而下部的“曰”则笔画特轻而细，两者组合在一起，明显有上重下轻的感觉。如果将其与下面的“到”字作对比观察，那这种安排俨然是书写者的特意安排，因为“书”字前面的“数”已写得比较厚重，而下面的“到”字笔画又很粗重，故书写者将“书”字的下部分轻描淡写，这样恰到好处地避免了3个字并列太粗重的弊端，形成一种特别的轻重呼应。这不能不说是古人抄写的高明之处，而这种细节的品鉴，对当今的简帛书法研创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文/陈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