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乡魂、追旅思：整理杨成凯先生《古籍版本十讲》的一点说明
杨成凯先生（1941-2015）《古籍版本十讲》（中华书局，2023）终于以现在的模样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书的出版周期较长，前几年我最怕接到杨先生夫人陈颖师母的电话，书一直没有出来，担责整理者甚为惶恐。郑天挺（1899-1981）曾对整理前人遗稿有这样的感慨：
“榆生（龙榆生）云：‘黄季刚师侃遗稿，去年南京之陷，其世兄存之采石矶乡间，恐已荡然无存。’闻之怅惘。古时印刷难，故名贤手稿多由友好整理后付梓。今日影印法兴，尽可以原稿照像影印，使文章手迹并传于后。以托人整理而因循，徒偾事耳。沈子培先生遗著，十数年未出，亦托人整理之故，但幸未散失耳。”（《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38年11月4日）
黄侃（1886-1935）的著作，以《黄侃文集》名义出版已是2006年的事情。而黄氏的主要著述，除了他生前印行，在他去世二十五年后整理合并的《文心雕龙札记》之外，也就《黄季刚诗文钞》《黄侃日记》《黄侃国学讲义录》《黄季刚诗文集》数种而已。在此之前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侃都以传奇的样貌被学人讲述，其人其学则付诸阙如。好在杨先生的这部书在责编刘彦捷老师的艰辛努力下顺利出版，总没有因为“因循”而“偾事”。
杨先生的流畅文笔自不用说，书籍的装帧设计、纸张的选择、印刷的质量也属于上乘，六七年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作为整理者的我是很高兴的。我们把样书寄给杜泽逊教授、俞晓群先生、姚伯岳教授、郭立暄研究馆员等人，他们都表示要写书评表彰该书。杨先生的老朋友周晶先生收到样书之后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要感谢我们为他的老友把书做成了，他十分感动。他说看到书就想起杨先生，他们当年的交往，他们一起逛书市，一起讨论文章，往事历历在目。转眼间，杨先生离我们而去快八年，看到样书，不禁潸然。
不论古籍，还是现代书，都是人的知识生产的成果。杨先生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是曾经在《藏书家》上发表的文章，周晶先生是责编。周先生曾经建议杨先生把这些文字汇在一起出版，他还专门找过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先生，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当时，他设想的是将杨先生在《藏书家》第1至16辑所发表的“古书版本知识”系列文章配上书影，做一些修订后出版，这肯定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古籍知识入门书籍，“而他（杨成凯）电话中只谢谢我的好意，说他现在精力有限，暂顾不上，我（周晶）也只能嘘唏，却爱莫能助了”。（《桑榆书谭》，第110页）那时，杨先生正忙于参与国家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相关事宜，忙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中华再造善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古籍数字化、古籍珍品购藏等事，不仅仅出谋划策，还出工出力，后来即便是在病榻上也没闲着，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他自己的作品做修订了。
周晶先生说，他很遗憾，杨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把书弄出来，十分可惜。不过，如今这部书出版了，他觉得十分的欣慰，这应该是可以告慰他的老友了的。周晶先生对我说，书后的整理后记太简单了，短短的千字小文，没有把这部书编辑出版的事情说出来，这部书的整理出版过程应该是有不少故事可说的。他鼓励我写一点。此前，我的同事也多次跟我说过，要我写一篇文章，作为导读也好，作为纪念也罢，总之是要写点东西，既是对这部书出版的交代，也是对杨先生的纪念。我拙于为文，迟迟不敢动笔。如今，书已经完成了出版流程，我想是可以写一点了。
本书的导论部分出自杨先生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讲义。2008年，中心组织了“第一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课程结束后编集了《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讲义》（未刊稿），杨先生是主讲人之一。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刚刚启动时，各项工作摸索着推进。这一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我的导师谢立中先生建议我在国图好好工作，他鼓励我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做点研究，毕竟这里有最丰富的典籍收藏，而我又有点理论的功底，做点相关的研究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当时我没找到什么方向，只是工作着，彷徨着。进馆后没多久，在陈力馆长和陈红彦主任的关心下，我换岗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从此开始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同仁联系，和专家联络，任务之一就是将单位分派的各种活儿交给老先生们。杨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先生，像王尧先生、傅熹年先生、安平秋先生、丁瑜先生、朱凤瀚先生等，都是古籍保护事业的热心且坚定的支持者，但凡我们的工作，只要时间允许、健康允许，他们无不亲自出席，他们为全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值得载入古籍保护的史册。我和杨先生的接触就在这样的工作中开始的。
古籍保护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支持。起初，单位经常开会征求专家意见，我要时常递送材料寻求专家支持，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从高中开始，我对词就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听谁说过杨先生在词学方面不仅收藏了不少珍贵典籍，更是有很高的词学造诣，所以我就偶尔在工作问题之余向杨先生请教，杨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为我讲相关的知识。后来，单位策划了“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杨先生建议我报个题目，以他的名义申请下来，我们共同做一部书。我觉得《绝妙好词》这部书有点意思，可以写一写，杨先生非常赞同。他拟定了提纲：从周密谈起，从词史流派看《绝妙好词》的编纂在词史的地位，词的性质和定位（词的题材论，词的表达论，词的乐律论），《绝妙好词》的诸版本溯源，《绝妙好词笺》的版本及价值，《绝妙好词》的内容等。我们初步的预计是写十万字左右，配上书影，可以成为一部小册子。杨先生给了我不少资料，包括他对《绝妙好词》《绝妙好词笺》的版本文章，合在一个文档中有五万来字的样子。按照杨先生的建议，我设计出来的目录是：
一、重叠云衣，微茫鸿影，短蓬稳载吴雪：《绝妙好词》简介
二、霜叶敲寒，风灯摇晕，棹歌人语呜咽：周密其人其事
三、拥衾呼酒，正百里、冰河乍合：从曲子词开始的词
四、千山换色，一镜无尘，笔花晔晔：词的宗派与文人雅词兴盛
五、湘弦奏彻长虹，表里空明，古今清绝：绝妙好词的词史地位
六、孤山春早，一树梅花，待君同折：绝妙好词的版本
后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题目被人否决，其中的缘由不得而知，整个史话的项目也在出版二十来种书之后宣告结束，杨先生和我的这部书稿自然也就没往下弄的必要了。如今，我的学术兴趣转向了经学与古典学、版本学和书籍史，这部以一部词选来管窥整个词学史的书十之八九不会出来了。《绝妙好词史话大纲》，是我的电脑中保存着的200多KB的电子文档而已。一部小册子出不出的，也没什么紧要的，我们不做或许迟早会有其他人做，抑或者这个题目根本就没什么价值，也就永远不会有人做了。
于是，我和杨先生合著一部书的想法永远停留在了设想的阶段，没有实施就宣告结束了，起步即完结。但，机缘总是有的。杨先生仙逝后，师母陈颖十分信任我，我得以奉命整理杨先生的古籍版本著作，我的名字还是留在了杨先生的书中。这是我未曾想过的。
杨先生学术兴趣广泛，在翻译、语法、词学和版本方面都有论著问世。他晚年想要对一生的学术进行总结，希望完成三部书稿，即语法理论研究、人间词话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词学方面，已经出版了《人间词话门外谈》一书。杨先生服膺王国维的学问，在俞晓群先生强有力的支持下，他看到了这部书的出版。这部书出版之前，杨先生曾把电子稿发我，供我学习。他多次说要我提意见，要我找问题，我没找出什么来，他也有点失望。
好在《人间词话门外谈》书前附录了多幅书影，其中有几帧是他提供目录，我请国家图书馆的同事帮忙查找并扫描的。书出版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他托程有庆先生带给我的签名本样书。杨先生曾告诉我，《人间词话》这部书值得反复看，不能仅仅作为一部词学的札记文字看，他希望我能从反复的阅读中体会一些学问的真谛出来。
七八年过去了，《人间词话》依旧是经典，而我却没有机会再向杨先生请教了，特别是他想完成的“版本十讲”，在整理的时候没了杨先生的亲自指示，只能尽我可能把已经发表的稿子和他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讲座稿子编为一集，他的很多设想也只能付诸阙如了。一部书完成之后就进入了书籍循环，只能请读者来评判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不是传统的布尔乔亚风格的古籍赏鉴之作，也不是长期以来的士人人文主义风格的古籍研究之书，而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古籍版本概论导引之书。古籍，由于其珍稀孤罕的性质，由于其学术资料的性质，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古董的一种类型，远离了普通读者，远离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布尔乔亚风格和士人人文主义风格，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带着这两种风格的很多人用他们的眼光、叙事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古籍有价值，什么样的古书有意义，什么样的研究有学问。这两种风格，需要“那种有十八个房间、能配得上波特家族几百万元气势的木屋”，在插架万卷的背景下，焚香品茗，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得其所哉。
对此，米芾（1051-1108）曾在《画史》中曾讲述过他所知道的这两种风格，他说：“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摽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余辄抚案大叫曰：‘惭惶杀人。’王诜每见余作此语，亦常常道后学与曹贯道。贯道亦尝道之，每见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惭惶杀人。’至书启间语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赠此语也。”（《米芾集·画史》，第155页）“杀”，形容某种情绪的程度深，比如“秋风愁杀人”“愁杀白头翁”之类。米芾的“惭惶杀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服不行啊”。好事者和鉴赏之家，在当代更为成熟，已经形成了由布尔乔亚风格和士人人文主义风格所主导的话语和叙事，不论是古代书画艺术品，还是古籍善本，都不例外。这两个风格，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自然是“惭惶杀人”的。
在米芾之后，阿英也描述过两种风格的古籍之学。他在1935年所写的《版本小言》中说：
“版本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可以成‘家’的。据我所知，上海的大藏书家——银行家，军阀，官僚，暴发户——大都是聘有版本的‘顾问’。这些‘顾问’，对于版本学，至少有二三十年的研究。一书到手，他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多见少见，原刻翻刻，有无他种好的，或者坏的刻本，卷数是否完全，以及价值几何等等。不经这些专家的过目，大价钱的书，他们是不敢收买的。不过他们虽懂得版本，却不懂得学问，书的内容的好坏。做这种‘顾问’的，大都是旧书店的老板，算是一种兼职。他们对于藏书家的责任，一是作为版本的顾问，二是代为访书。工作的时间很少，薪金每月总要百元以上。也有常川请不起，临时聘任的，酬金高时，每天要五十两银子，还不能确定他替你看多少部书。胡适之就曾因不肯出五十两一天，而遭‘我的朋友’一个版本家的拒绝。因为他们各人的肚皮里有一部书目，甚至记到全书有若干卷，若干页，页多少行，行多少字，不假思索的讲给你听。他们有你从任何‘书目’上找不到的知识。可惜他们不懂得学问。其实，懂得学问的人，也就不一定懂得版本。暴发户、银行家之流，并非为学问而买书，我们不妨把他们搁在一边。
版本对于学术的研究，是极有关系的。除掉字体的美丑，版式和字的大小不说，好的版本，错字就不会怎样多，由作者自己校时，或当时名家负责校对，是比一般本子可靠的。但‘善本’也不一定是初刻，有时复刻本，因作者删改增补过，或者复刻者精细的校阅音注过，会比原刻，或原作者刻，是更为优胜的。翻刻本虽也算是复刻，却比较的不可靠。这一类的本子，大概是用原刻本逐页的贴在木板上重雕，字体，格式，行数，字数，完全的相同，不拿原刻从笔画粗细等等方面去对比，简直看不出来，然而常常的刻错。大概每一种本子，错误处总有不同；经过作者删改的复刻本的文字内容，在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就比初稿优胜；这就有搜集多种版本来互相参校的必要了。至于断句本与不断句本，名家手批校阅本，对于研究者，同样的有很大的关系。一字之差，会使文句的意思变质，要免除这种缺点，是非寻求‘善本’不可的。”（《阿英全集第4卷·杂文杂考》，第105-106页）
在阿英的笔下，人文主义和布尔乔亚合流，学问的空疏也不可避免，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通过古籍的鉴赏和收藏来实现学术的进步，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更多的是金钱、权力和知识的掌控者，他们所把握的无非是古董和相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会成为科学进步的基石，更不会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阿英所描述的古籍版本现象成了过去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化，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布尔乔亚，以及与之相伴的人文主义。当古籍成为古董的时候，古籍版本就成了一门学问，布尔乔亚也好，人文主义也罢，都可以成为一种品味的象征，一种阶层的区隔。但总有一些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知识成为一种专属，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更多的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种智识上的熏陶，一种境界上的融贯。
杨先生欣赏王国维《人间词话》，因为这部书“文笔轻松，读来爽快，而不是瞻前顾后，斟酌备至。表述有个性，有感情，爽直动人。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对历代作家和作品一经视为外道，直言批评，不稍犹豫。隽语名言，入木三分，讽咏上口，咀嚼有味。惟其如此，百年之下，给人的印象仍是如此之深。”（《人间词话门外谈序》ii）布尔乔亚风格和人文主义风格则未必如此。
和布尔乔亚风格不同，杨先生认为古籍的价值不在于一种感官经验的教育，不在一种炫目争奇的孤芳自赏，不是自吹自诩的高明，他坚持的是，鉴赏古籍是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手段，也是传承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读者或许没有办法接触到孤本秘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参观中，即便是隔着玻璃罩子，来近距离感受楮墨之美；和人文主义风格不同，杨先生坚持研究古籍是增强民众文化自信的手段，也是传播古典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读者或许没有时间去细读琅嬛珍宝，吉光片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通行整理本的阅读过程中，即便是简体字横排，来迅速了解古典文化神韵。
当布尔乔亚的经验越来越成为一种品味的追求之时，当人文主义风格越来越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流行之时，杨先生用他博通的知识，精密的逻辑，周延的思考，平实的语言，以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依据，挹彼注兹，希望用现代的科学观念观察、审视、辨识、品鉴那些著名的神品、非著名的普本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希望用其厚重的学识和睿智的见解为普通读者讲述他们所陌生的古籍及其背后的故事。
杨先生信手拈来的掌故，娓娓道来的传奇，行云流水的语言，让我们读他的文字时真切地感受到古书之美。从杨先生讲述的古籍版本知识我们会看出来，它并不是神秘的语言，关于古籍的鉴赏也不是布尔乔亚的专属。那些传承至今的珍贵典籍的确具有一种神圣的价值，但人民大众是能够去欣赏、领会、认知的，专家学者也有必要为此做出一点贡献，这才是更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也是值得的，虽然它未必能“惭惶杀人”。
其次要感谢的是前辈学人、友朋和编辑。每一部书的编辑出版都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也是一种人与人的关怀。我对杨先生书稿的整理是从他的电脑里诸多版本的存稿开始的，加上了先生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题讲座文稿，按照我所知道的杨先生生前的设想，编排而成。我所做的工作是将电脑保存的文稿和已发表文章进行核校，为文稿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查校了一些引用文献，补充了部分相关书影等。2018年年初，我才完成《古籍版本十讲》一书书稿的初步编集。为了保证质量，我将书稿打印装订后寄给杨先生的好友范景中先生。3月31日，范先生短信回复我：“晚上读了几页，想到杨先生在世时曾给过我一稿，我也做了一点批点，因为他当时在赶《人间词话》（即《人间词话门外谈》），不想让他分心，故未讨论。今因博士生论文事，有些纷乱，请容我拖延一段时日后奉上阅读杂感。”没多久，范先生的批校修订稿就寄了回来。范先生还特别说：“我即兴写了几句，凡标出语句重复或误植字处请斟酌。您费心费时，应代老友感谢您。您还要配图，辛苦之事还多，祝顺利。”在杨先生书稿上，范先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书稿又拜读一过，写得太好了。先生有研究、有实践，是真读书、真爱书者，把一些枯寂的东西讲活了，让古旧的书叶又抖落尘埃，发出珍珠的光芒。以上顺笔写来，聊述感想，实寄寓感慨也。范景中识于戊戌清明。” “所述意见写于书边，并略改几字，供作旁参，又及。 ”
范先生在初编稿子上留下了 很多批校语，为该书最后成书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要特别感谢的。接下来，书稿进入编校程序，从书稿到出版，还有时日。在这期间，范景中先生多次询问该书的情况。2020年8月27日，范先生短信：“向老师您好！请问杨成凯先生的版本学一书出版否？打扰了，谢谢。不一，珍摄！”我很抱歉的告诉他，书还没有出来。范先生说：“谢谢赐告，希望早日出书。”今年年初，当我告诉他这部书终于要下印厂的时候，范先生说：“太好了！杨先生多年心血，您多年劳动，总算有了成果，值得祝贺！”2023年4月23日，当他收到中华书局寄过去的样书时，范先生给我短信说：“向老师好！刚刚收到杨先生的古籍讲稿，印刷精美，感谢您为老友付出的心血。我正在写《艺术与文明》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看到杨先生的书，正是一种激励。身体不佳，赶紧撰写。再次感谢！”范先生和杨先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的《艺术的故事》和他们的人生故事，都成为一种激励人心的艺术。
帮忙校订书稿的，范景中先生之外就是张丽娟博士。 张老师曾在国图工作过，如今已是国内经书版本研究的专家。她的博士论文《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2013）一书有杨成凯先生的序言。这篇文章是杨先生所撰全部文稿中为数不多的序文。在我收集的杨先生的160余篇发表文字中，除了《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商务印书馆，2005）一书的序文之外，就只有这篇了。杨先生在该序中极力表彰了张丽娟博士在宋刻经书版本研究方面的创获，也指出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作者不仅考察实物，而且博考文献。……作者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充分掌握前人和时贤对宋刻经籍的有关记载，诸如书目书志、叙录题跋，细至随笔、杂记、款识、墨迹，无论已刊未刊，细大不捐，无不兼收并蓄。进而揆之事理，证之实物，一一推勘。对于前人的记载，精到的论述予以深入阐发，失实的地方则多方辨证，务求惬心贵当而后已。”杨先生和张丽娟博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识，他们都具有同样的性格，特别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杨先生谈张博士的研究特长的话，也是可以视为他的夫子自道。在杨先生电脑中文稿里，我发现了他保留了与张老师讨论一部书的版本四通邮件，我将这些文字补充在书稿中（第265-269页）。我想，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杨先生和张老师两人的友好关系，更可以看到两代学人是如何围绕一个具体的书展开版本的讨论，又是如何在相互的讨论中促进版本学的深入。
2018 年年初，我将初编稿子邮件给张老师。她给我回复邮件说：“我查了一下，当时杨先生曾将此书中的大部分稿件章节寄我，只是不知所寄与兄此稿有多大差别。感觉先生当时可能已觉自己时日无多，故寄送友朋，寓托付之意。先生去世后，闻诸君有整理先生书稿之义举，我也就不再牵挂，惟引颈企盼书稿早日出版。今得见兄整理之遗稿，感慨丛生。杨先生版本学精髓具见此稿，点点珠玑，字字真言，必当嘉惠后学，推进版本学之进步发展。多年来我深得先生关爱鼓励，从先生处请益甚多，也特别希望先生学问能够发扬光大。为此稿尽力，义不容辞，也感谢向兄的辛苦付出！我会尽快阅读学习，有问题随时联络。”
张老师花了很大的功夫校对了初编的书稿，一页一页细心勘正，对该稿成书做出了很大贡献。 收到样书后，张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动情地说：“余自三十年前与先生相识，时时请教，获益良多。”这并非虚辞套话，而是真情实意的表达。在我看来，古籍的学问，并非是一种远离人的学问，更不可能只是一种布尔乔亚风格或者士人人文主义风格的故事。事实上任何一门学问，如果没了人情味，没了人的关怀，没了人的感动，它终究不是人的学问，即便他/她的学问再好，也与我们无关。
成书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责编刘彦捷先生。 责编刘彦捷老师在中华书局承担“二十四史”新校本的繁重任务，看杨先生的稿子都是在下班后、节假日等时间，有一回刘老师跟我说，她看得眼花，视力感觉明显下降了。在校稿的岁月里，每过一段时间，刘老师就会发来一个文档，里面是标黄的文字，和刘老师的批注。有些是需要再核查的，有些是需要修正的，有些是原来的稿子有不清楚的，有些是增加的注释有问题的。查考回复的文档，多的字数有上万字，少的也有上千字。
如果说一部好书的完成是作者本身的创作成果的话，它一定离不开一位认真负责的编辑。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写作，以电子稿的方式操作，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把字词弄成同音词、同形词，如果没有编辑的如炬眼光，呈现给读者的书籍可能就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引用其他书籍的证据时，我们也往往将原文照录，如果原文错了，录文也自然就错了，如果不留意，这个错误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杨先生原文中提到“《吴梅日记》说：检敝簏得阮元《南北书派论》，为单行大字本，有阮元之印‘揅经’‘老人’两方印，当是选刊赠送之物，故有文达二印。”这是《吴梅全集》中的原文，我查到页码，核对了原文，没有细想。而刘老师敏锐地发现这里的标点问题，应该是“‘阮元之印’‘揅经老人’两方印”。再查印谱，阮元的钤印只有如刘老师所说的印文，并没有“揅经”“老人”连珠印。又如，书中提到《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原稿文字是：
“清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和《御选唐宋诗醇》有江西崇仁谢兰墀朱墨蓝绿四色套印本，四函四十册。 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唐宋文醇》‘近年江西谢兰墀摆板，亦用五色套印’，《唐宋诗醇》‘又有摆字套印本’。”
同一个书，到底是四色还是五色？ 不同的文献著录不同，似乎都有他们的道理。刘老师有敏锐地觉察了这里的问题。不过我没有见到实物，也无从判断哪个更准确，最后只能把几色的限定词去掉了，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去找找看这部书到底是几色。
又如，我们在写作时，经常会把一个书的书名简写，有时候又会写全称，就像《诗》与《诗经》、《易》与《周易》，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作者本人是清楚的，杨先生也不例外。 刘老师在校读的过程中检出若干处前后不一致的书名，书稿都改订过来，这样就不让读者产生迷惑，因为读者可能并不如作者那样熟悉一个书的多个名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刘老师说，她今年就要退休了，杨先生这部书是她职业生涯最后的见证。 书下印厂，拿到样书后，刘老师给我发信息说，她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样书，超乎我的预期。
2018 年我把初编稿子交给刘老师，她开始做编校的工作。从2020年开始，又赶上了三年的疫情，所以我和刘老师都没怎么见过，主要是邮件、微信往来。除了谈杨先生的书稿之外，其他的都没怎么聊过。直到书出版之后，我收集杨先生的发表文章目录时和刘老师聊到了《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有好几篇杨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刘老师在中华书局编了很多年《简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先生的那些文字就是经刘老师之后变成了铅字的。
没想到，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杨先生的书稿又是经刘老师之手成为读者所能看到的书籍。 编辑和作者，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交情。我也一样，杨先生生前希望带着我做一部书，带着我成长，没成想那个书没成，而我在编校他的古籍版本著作中得到了成长。这也是书籍循环的一例。书籍循环，从作者、编者开始，作者的苦心孤诣，编者的尽心尽力，在恰当的时机，成为书本，进入书籍世界，成为读者所能获取的读物，循环会被权力、时间截断，也会显现出一种片段化的历史记忆。古代如此，今天如此。
（秀才、杨先生和恒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古籍版本的鉴赏与研究，杨先生特别强调借助书影图片来增强我们的直观感知。就像杨先生和范景中先生翻译的《艺术的故事》一样，书中有大量图片，能让读者去观看，所见即所知，感知的艺术才是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对于古籍这种艺术而言，想要提高我们的鉴赏力、判断力，有必要通过大量的图像来说话。视觉的效果，加上文字的说明，对当代的普通读者而言是必须的，毕竟我们的普通读者未必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找到各种古籍来阅读，即便是善本书影之类的书，也未必能收集很多。因此，杨先生生前已对他在《藏书家》发表的“古书版本知识”系列文章做了配图的工作，其成果是发表在《紫禁城》刊发的“赏鉴与收藏”系列文章，可惜只有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等五篇，其他部分则付诸阙如。我整理书稿时，只能是尽我可能地根据文中提及的相关古籍找一些书影图片补充进来。从导论开始，每一章插入古籍书影图片在10-20帧左右，全书共有书影160余幅。所以，这部书也可以视为一部简明的书籍史图录。当然有些很关键的书影，限于各种条件，没有找到合适的图片，比如书中提到陈澧批点《山中白云词》有“何作此恶少行径”，顾广圻批校《说文解字斠诠》打了大叉子并写着“开口便错”之类的，还有其他大量的古籍是杨先生曾经经眼的书，我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影图片。
杨先生的古籍研究写作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他保存的文稿电子版相当复杂，同一个文章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版本，孰先孰后，哪个是定稿，可能只有他本人才清楚。我在整理时，比对不同版本的文稿和发表的文章，发表后再增补的部分也做了一些保留，但有些可能只是一时的笔记，还没有成稿，对于此类的文字则未予收录。本书的导论部分，从成稿时间来说要晚于在《藏书家》发表“古书版本知识”系列文章，是杨先生撰写古籍鉴赏文章之后试图总结古籍版本经验，并将古籍鉴赏与古籍版本研究进行理论上的融贯的尝试，毕竟杨先生所学的专业是理论，他试图建构的也是一种版本学的理论框架。我们看到，古籍版本的研究，既要有大量的个案的调查、经眼，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思考，否则容易流入纯粹的为欣赏而欣赏，为赞叹而赞叹。杨先生对古籍版本学的理论思考，是通过讲课稿子的方式完成的，他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可能是他本人觉得这部分思考尚待继续完善。讲稿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同仁编集在《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讲义》（2008）中。讲义的整理人员有陈红彦、王红蕾、庄秀芬、王杨、郝永利、杨照坤、洪琰、王沛、唱春莲、李德范、向辉、包菊香、梁爱民、郭晶、廖甜添、田周玲、李婧、钱律进、田丰、武茂昌等。杨先生后来对讲稿有一些案例的补充，其中一些文字插入到了本书相应的部分。
另外，我在编集杨先生文稿时，对原稿提及的有些问题做了查证，在书中以脚注的方式标注出来，供读者参考，比如书中提到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的牌记，是作伪的；比如《针灸资生经》的刊刻者是叶景达而非叶景逵；比如江藩白贲刻本《墨子》等。杨先生为撰写《藏书家》撰写稿件时，是为给社会上的古籍爱好者所做的，引文方面不是按照学术文章来做的，在整理时我重新核查了相关书籍，但杨先生所见的版本与我所能见到的不尽相同，他所提及的有些书或者文章可能是未经整理的版本，或者是早期的版本，或者其他，我只能以我能找到的版本为据做注，所以有些书的版本是杨先生去世之后才出的，比如秦更年《婴闇题跋》（2018）、李红英《寒云藏书题跋辑释》（2016）、拓晓堂《槐市书话》（2017）等，又如黄丕烈跋《明刊陈子昂集》，我只在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中找到引文。
这些整理细节的说明，对于读者来说是否有帮助，我不得而知。我想作为后学来为前辈整理文稿，一种荣幸，更是一种责任，我没有理由不尽可能的做得好一点。但正如费孝通先生曾经说钱穆的那样，他“在（素书楼）里边安心写书，写了很多书。他晚年去世之前，自己觉得很满意，要做的事情都做了。这是他自己的心情。可是作为旁人在外边，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些呢？写文章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历史行为在一个学者身上的具体表现。也许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这是自己不能确定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第350页）杨先生晚年在病榻时，对于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多少是有些遗憾的，他没有一个现代教育体制内认可的学生，他的学问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创获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他对自己的文章又过于要求苛刻，他谨小慎微地去搞理论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对于写出来的文字也是一改再改，发表之后还不放过，他很少像钱穆那样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十足的满意，总希望还能更好一点。但我来整理他的文稿时，只能尽力而为，或许如费老所说“也许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我也不能确定，只能读者去评判了。
在书稿的校订过程中，我还请教过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陈先行先生、程有庆先生、赵前先生、樊长远博士、南江涛博士、董婧宸博士等，还与前同事赵文友博士、胡平博士等人有过多次讨论。《古籍版本十讲》一书能在中华书局出版立项，则是扬之水、顾青、徐俊等先生们推动的结果。这些人都是要特别致谢的。
以上就是我对杨成凯先生《古籍版本十讲》一书整理情况的一点说明。至于此书的内容，读者可以自行阅读获知；该书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创获与贡献，则可以参考杜泽逊、张丽娟、姚伯岳、艾俊川、郭立暄诸位先生所撰写的评论文章。
2023年国际劳动节，恒之记于紫竹院外国图
本文撰写得到了张丽娟研究员、樊长远博士、陈云豪博士的帮助，特致谢忱。
《古籍版本十讲》
作 者：杨成凯
书 号：978-7-101-16145-8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定 价：110.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平装
页 码：470页
内容简介
本书分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初印和后印共十讲，涵盖了古籍版本鉴藏的方方面面。全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直观形象，集中展现了作者长期从事古籍收藏、鉴定和研究工作的亲身体会和重要心得，颇有鉴藏教材的意味，可为广大古籍整理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作者简介
杨成凯（1941-2015），笔名林夕、任中奇、慕侠，山东招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汉语语法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古籍收藏与研究专家、翻译家。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翻译和审校《艺术和错觉》《艺术的故事》等，著有《汉语语法理论研究》《闲闲书室读书记》《人间词话门外谈》等。
目 录
导 论 古籍版本研究和收藏面面观
一 关于古籍版本学的思考
（一）古籍版本学的任务
（二）科学研究之路
二 从刊印过程说起
（一）雕版印刷的流程
（二）古书印制流程的启示
三 版本鉴定总说
（一）基础工作
（二）比勘推定
（三）学无止境
四 结束语
第一讲 宋刻本的赏鉴与收藏
一 宋刻概述
二 宋刻本的文献价值
三 宋刻本的印制形式
（一）字体
（二）版式
（三）刊记与避讳
（四）刻工
（五）纸张和装帧
（六）版片修补
四 宋刻本的版本鉴定
（一）北宋南宋
（二）宋刻元刻
（三）宋刻明刻
（四）宋刻清刻
（五）刻工局限
五 宋刻本收藏鉴赏的背后
第二讲 金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金刻本的历史定位
二 金刻本的版式特点
三 金刻本的文献价值
四 金刻本的版本鉴定
五 金刻本的收藏和研究
第三讲 元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元刻概说
二 元刻本的版式风貌
三 元刻本的版本价值
四 元刻本的版本鉴定
（一）宋元之间
（二）元明之间
（三）博览多识
五 元刻本收藏
第四讲 明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明刻概说
二 明刻本的时代分布
三 明刻本的版式风格
四 明刻本的文献价值
五 明刻本鉴赏举隅
（一）仿宋精本
（二）戏曲小说和版画作品
（三）套色印本
（四）活字印本
（五）汲古阁刻本
六 明刻本的版本鉴定
（一）明本和宋本
（二）明本和元本
（三）明本之间
（四）明本和明版清印
七 明刻本收藏余论
第五讲 清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清刻概说
二 清刻本的时代分布
三 清刻本的文献价值
四 清刻本的版式风格
（一）软体写刻
（二）仿古精刻
（三）印本种种
五 清刻本的版本鉴定
六 清刻本收藏略论
七 清刻善本琐谈
（一）时代观
（二）印制观
（三）内容观
（四）“善本”的异义
第六讲 活字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活字说略
二 活字特点
三 活字本的内容
四 活字本的形式
五 活字本的鉴定
六 活字本的收藏
第七讲 抄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抄本和写本
二 抄本的类型
三 抄本的来源
四 抄本的价值
（一）以内容重
（二）以名人重
五 抄本的鉴赏
六 抄本的收藏
第八讲 批校本的鉴赏与收藏
一 批校本概说
（一）校
（二）批
二 批校本种种
（一）版本校
（二）死校和活校
（三）一批到底
（四）过录本
（五）汇校和汇评
三 批校本的鉴赏
（一）批校之可贵
（二）批校之失误
四 批校本的鉴定
五 批校本的收藏
第九讲 丛书的鉴赏与收藏
一 丛书概说
二 丛书的版本
（一）子目出入
（二）版片更动
三 丛书的收藏
（一）珍本难得
（二）全书难得
（三）初印难得
四 丛书和单行本
（一）单行与否
（二）丛书零种
（三）《古逸丛书》
五 余论
第十讲 初印和后印
一 从雕版印刷说起
二 从形式上看初印和后印
三 从内容上看初印和后印
（一）修版
（二）补版
（三）增刻
（四）初编本
四 版本鉴别
（一）转手
（二）重印还是重刻
五 价值、赏鉴和收藏
赘语古籍的价值与收藏
一 古籍的价值观
（一）从内容看价值
（二）从书品看价值
（三）从名气看价值
（四）社会和世态
二 古籍的收藏观
（一）藏书家有五等
（二）用藏书家的眼光看书
（三）为藏书家论道
（四）“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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