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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东林党观点:东林党从万历32年(公元1604年成立至南明政权灭亡，东林党消亡的近百年时间里，(除叶向高具有政治远见，处处以大局为重，行事可圈可点。为国家舍身取义的史可法孙承宗，被冤杀的熊廷弼外)绝大多数东林党人都是只知挟一党之私，党攻伐异，空谈误国的政治败类。他们毫无战略眼光，更无治国才能，是一群对国事无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鸡肋。在民族大义面前，只知对敌屈膝卑躬，苟且偷生，毫无民族气节可言，他们对大明王朝的灭亡，要承担起很大一即部份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责任还要由怠政的万历皇帝来承担。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万历32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东林书院的重建，让当时许多政治上的失意者找到了倾诉和发泄的“知音”，因此都争先恐后的聚集东林书院，常常使书院坐无虚席，，都容不下这些人。顾宪成常说，当京官的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在讲学之余，”他们常常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互相通气。他们怀着忧国优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人物，东南城市势力，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时都聚集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被当时世人称为东林党，、主要代表人物顾宪成，左光斗，高攀龙，叶向高，主要政治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思想特点:专制皇权外的政治联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表明东林党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意的单纯学术流派，由于政治方面的新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反传统的思想主张，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政治上突出的一突出特征。顾宪成生张”散权”实际上是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巨，无疑有了民主的要求。关于为政的标准，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高攀龙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为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指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保护铺行。
由于万历怠政，给东林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让东林党能逐渐萌芽，开花，结果，茁壮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能左右明王朝历史进程，控制当时天下舆论，舆情之政党，逐渐成为江南士绅豪商的代言人，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制度之先河，为一党一已之私的眼前利益，置民族大义，国家危亡于不顾，行党伐攻异之实，打击陷害持不同政见者，堵塞言路，最后成为动乱朝政，为祸朝廷的根源。崇祯朝灭阉党，东林党一党独大后，改玄更张经济政策，取消工商税，矿税，把国家全部徭役赋税摊派的负担全部转嫁到本已天灾人祸不断，已经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身上，致使民力枯竭，国家税收财政收入锐减，使朝廷没有能力赈济灾民，使得中原大乱，陕西，山西，甘肃等各地流民贼寇遍起，终酿成民变，虽几经围剿，但由于朝廷长期拖欠西北边军粮饷，致使边军哗变，造成西北之地民变终成燎原之势，已无法扑灭。财政破产造成的拖欠军队饷银原因成为压垮大明王朝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以身殉国，以不割地，不称臣，不和亲著名的大明王朝就这样黯淡无光的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悲壮的落下大幕。
如果说万历皇帝压制了东林党，没有给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天启朝魏忠贤血洗东林党，宦官干涉朝政误国，再来看看一直标榜自己“济世””救民“的东林党人在崇祯朝是怎样安帮定国的。
一:在杀袁崇焕的问题上，以一己之私，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崇祯二年，皇太极避开袁崇防线，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防务松弛，让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会师于遵化，直奔京师而来，清军在京城、附近一通烧杀劫掠，让京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平民商贾，在此地所有的房产田地等资产被清军彻底毁损，这些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的人对袁崇焕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都欲置袁崇焕于死地，恨不得千刀万剐他才能泄心头之恨。再加上东林党掌握着天下的舆论导向，他怎么说，做为墙头草的百姓就怎么听，不管东林党说什么，老百姓都是相信的。虽然袁祟焕在守辽东时犯下了很多战略性的错误，但他对大明朝的忠心，崇祯是相信的，他是不想杀崇焕的，如果崇祯真的想杀袁祟焕，也不至于在牢狱中关了大半年才去杀他。《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祟焕疏》记载:兵部尚书梁廷栋请立斩袁崇焕时，崇祯闪过重新起用袁崇焕的念头，即守辽非蛮子不可。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温體仁赶紧连上五道奏折，请崇祯速杀袁崇焕，面对自上而下来势汹汹的舆情，、如果崇祯坚持不杀崇焕，就要和这些人摊牌，这种政治后果，是崇祯无法承受的。如果李自成围攻北京城时，守将不是吴三桂，而是崇焕本人或是他的部将，可以说关宁铁骑用不了一两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北京城下勤王救驾，而不是像吴三桂那样拖了一个多月。崇祯在煤山殉国诏书中众臣皆误联一定对冤杀崇焕事件有所指。(催人泪下的崇焕遗言:一生事业终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保辽东)
二:在关系到大明国运的漕运问题上，当时江南通过漕运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说不出名目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再加上每年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更是多得吓人，更是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于是，就有江南有识之士提出，不走运河，改走海路，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负担也会大大减少。如果掌控了明末朝政的东林党人把这件事情做成，把耗费节省下来的粮食赈济北方灾民，把修运河节省下来的款项充做军费，虽然依然苦了江南百姓，但是能缓解朝廷的内优外患之急，大明王朝只要能渡过眼前危机，勤政爱民的崇祯一定有所作为，即使不能中兴大明王朝，绝不会成为亡国之君的。可惜的是，东林党背后的金主是江南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平民百姓，即使漕运对江南平民百姓盘剥吸血再狠，但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江南缙绅富商集团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对东林党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改革的动力。
三:海禁，隆庆开禁后，可以说当时世界的白银哗哗的流进大明朝的国库，每年有几百万两之多，而东林党主政的崇祯朝实行海禁后，这笔收入也没有了，
四:裁撤驿站:许多被裁撤的驿兵加入了农民起义军队伍，最有名气的驿兵就是大明王朝的终结者闯王李自成。
五:撤销工商税矿税的征收:使朝廷的收入减少(天启年间每年收茶酒税56十万两，到崇祯朝，每年征收仅12万两，而一再加征的辽饷等各项徭役赋税摊派的负担全部转移到农民身上，致使民力枯竭，再加上不断的天灾人祸，让民不聊生的饥民揭竿而起，民变四起，流寇遍地。由于西北各镇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川陕边军哗变，致使西北民变终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六东林党人建议崇祯裁撤东厂，西厂，缩减锦衣卫，彻底打破了明王朝的政治框架，使失去坚督东林党一党独大。致使崇祯继位后，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与东林党人斗争中去了，直至大明王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