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汉语拼音：zhōng guó gǔ dài jūn shì sī xiǎng；英语：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中国从先秦至1840年之前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理论研究者关于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其思想体系确立于先秦，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它系统、辩证地分析战争现象，注重谋略、诡道在战争指导中的运用，其重道慎战、义兵必胜的战争观，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知彼知己、兵贵神速、灵活应变的战争指导思想，以治为胜、上下同欲、恩威并施的治军思想，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后勤思想，寓兵于民的兵役思想等，都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在几千年的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代历史上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具狩猎游牧渔商各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爱和平、爱国家、重智谋、重伦理的传统，民族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居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多种作战环境和多种样式的作战类型，长于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思维特点，数量宏富的兵学著述和其他典籍中的兵论篇章，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特有的社会条件。
产生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战争中，就产生了对战争问题的初步思考。传说黄帝在与炎帝作战之前，已经在有意识地“修德振兵”，抚慰民众，积蓄作战力量。夏、商时期，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青铜兵器开始用于作战，车徒协同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甲骨文、金文和《尚书》中所记载的关于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例及其中“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和“保民”的思想，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开始萌生并有初步发展。
商朝末年，地处泾河、渭河流域的周族方国发动了一系列剪除商朝羽翼的战争，并在牧野之战中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西周）。随着青铜兵器被广泛用于战争，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事领导的分级体制出现，人们对用兵之道的探索也更加深入，谋略思想被自觉地运用到作战行动当中。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在灭商战争中辅佐周文王、周武王设计用谋，乘虚捣隙，被尊为谋略思想的鼻祖。西周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是“古者司马兵法”的出现，以及《军志》、《军政》等兵书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和统一战争十分激烈，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兵配合作战，战争样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铁兵器应用更加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技术有较大提高，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逐步取代世袭兵制。政治制度、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产生了《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书。齐国兵学、南方兵学以及秦晋兵学等地域性兵家学派蓬勃兴起，儒、道、法、墨、纵横诸学派纷纷对战争问题申明看法。各学派相互辩难，吸收融合，逐步深化了对战争问题的系统认识。以《孙子》为标志，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孙子》反对战争中的占卜迷信和仁义礼让，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许多重要的军事思想范畴，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一系列战争规律。战国中后期，兵家对战争缘起、军事制度、治军赏罚以及战争和作战指导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和继之而起的西汉王朝都是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适应大一统封建社会文武并用、长治久安的需要，汉武帝刘彻等人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加强儒家思想对军事思想的渗透。这一倾向主导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充实提高时期
从东汉至隋、唐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在分裂与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高度集权制度以及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构成的武装力量体制基本确立，创立于北朝、完善于隋唐的兵农结合的府兵制度的出现，征兵制、世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的交相施行，军事教育和武举制度的创立，特别是筑城、造船和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火药的发明，给战争样式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统一战争、王朝战争、农民战争、民族战争交相出现，战略战术长足发展，大规模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水陆配合作战以及沙漠、高原等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更加频繁；在战争指导上，三国诸葛亮、孙权、曹操，唐李世民等人表现出从实际出发驾驭战略全局，灵活用兵的能力，出现了以《隆中对》为代表的诸多战略谋划的典范；在国防上，根据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提出并实施了用险制塞、以墙制骑、安边设防以及徙民屯田实边等一系列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屡次失败，但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兵书的加工整理却颇多贡献。宋代编撰的兵书数量多、种类繁，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第一部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谋略战法类兵书《百战奇法》、《何博士备论》，兵制类兵书《历代兵制》，集注类兵书《十一家注孙子》，城守专著《守城录》等都是这期间问世的。特别是宋代朝廷编辑、颁行供武学教育使用的《武经七书》，实际上肯定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的正统地位，并通过武学教育及武举考试制度得以广泛传播。汉、唐以来，儒、道思想对兵学浸润渐深，至宋代“以儒统兵”的倾向更加明显。同时宋朝统治者力主兵权高度集中的思想，北方各民族严格治军，在战略上普遍注意发挥骑兵善于野战的思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成吉思汗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和中间突破的战法等，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系统完善时期
明清时期火器大量装备部队并频繁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而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较大发展，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长期并存和融合、交流，来自倭寇和西方列强海上、陆上的威胁，作战规模不断扩大，战争形式更加丰富，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完善与提高。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许多军事家主张以儒家封建伦理学说对官兵进行思想灌输。如王守仁认为将领要以“忠君”为首务，官兵之间要建立父兄子弟之爱；戚继光在《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注重官兵胆气精神训练，以练心练胆为治兵境界，提出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较完整的练将、练兵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战略思想更加丰富。《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阐述了山川形势对历代战争的影响，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料。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建策，后又制定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作战方略。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大的明朝军队，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各个击破方针，以“砍大树”的办法逐渐削弱明朝，在战争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明朝以长城为骨干，坚固的多重城防工事体系与火器相结合，精兵机动和城塞防御相结合的边防思想，《筹海图编》等兵书提出的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等，都是对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