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号称“蒋介石头号智囊”的杨永泰,1936年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不明不白的就挂了,案子一直没有破。明眼人都知道,这与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脱不了干系,并且这样明显的暗杀行动,恐怕二陈控制的“党务调查处”(中统前身)也是第一嫌疑单位。
试想一下,蒋介石身边如此身份的高级幕僚长和封疆大吏,都逃不掉中统的小黑手,精于权谋的蒋介石如何不惊惧有加?陈氏兄弟虽然是蒋的嫡系,但当时的权力膨胀实在过快,并且陈立夫此人的最大毛病,就是特别喜欢抓权,民国党政和警察系统的要员,多为CC保举和安插。
杨永泰被贬出中枢和横尸街头,就是因为动了二陈的奶酪,因为杨某人也非常擅于弄权。CC虽然没有军权,但是却掌握着当时最大的特务组织,是秘密活动的行家里手,所以杨永泰事件,其实是给蒋介石敲了一记警钟,从此以后,他开始大力扶植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
所以,黄埔系的“特务处”从一开始就是制衡中统的有力工具,戴笠自然也清楚蒋介石的意图,从来对中统毫不客气。按照戴笠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资历,凭什么有胆量跟老字号中统叫板?当然是背后有人撑腰嘛。当特务处接管“南昌行营密查组”的所有人员和设备后,已经一跃成为最大的特务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为了整合所有的秘密行动和情报人员,蒋介石下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首任局长、南京警察厅长陈焯为副局长。原党务调查处改编为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改编为第二处,同时还成立了负责邮电检查的第三处,搞笑的是,这个军统局从局本部到三个处,居然是分四个地点各自办公的。
按理说,局长既然由“中统创始人”担任,第一处应该很吃香很牛叉吧?no,戴笠对陈局长至多是表面恭敬,暗地里根本不鸟他,更与徐恩曾的一处因为权力、经费和办案权争得不可开交。很多时候,戴笠有事情根本不向“军统局长”汇报,而是直接面呈蒋介石,陈立夫亦无可奈何。
在戴笠与徐恩曾较量的初期,双方还顾忌着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明着干,只是暗中憋着劲互搞。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军事情报和谍报工作成为重心,徐恩曾的第一处渐渐力不从心了,因为戴笠第二处多为黄埔军官,行动力和专业性较强,所以戴笠权势日重,双方的争斗把军统局闹得乌烟瘴气,反而削弱了整体特工力量,蒋介石无奈下令分家。
1938年戴笠的一处升格为军统局,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属于现役单位;徐恩曾的二处独立出去成立中统局,隶属于“中央党部”,属于党务机构,其实严格来说,提问是有暇疵的,因为只有军统算是国民政府的下属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中统是党务机构,并不算民国政府机关。
分家时对双方的职责范围也进行了分工,不染指军队是给中统划的红线,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杨立仁及其部下一身军装是错误的,中统不是军事单位,不穿军装不挂军衔。既然双方职责划分已经清晰,那么争斗就应该消停了吧?
当然不是,在蒋介石手下的三大政治派别中(政学系、CC系、黄埔系),始终存在着争当主流派别的矛盾,其中政学系是一群老官僚(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他们主要控制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所以在黄埔系看来,CC系及其附属的中统,才是他们成为唯一嫡系的大敌。
比如像陈诚、胡宗南等人都暗中以蒋的接班人自居,就是这种思想作祟。黄埔时期就担任校长机要秘书的陈立夫自然也不甘示弱,因此这两个派系必然通过各种办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在蒋介石面前争宠夺利。
而军统正是黄埔系的急先锋,中统则是CC系的代表性机构,因此这俩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双方老大也很清楚,蒋介石既不会坐看中统吃掉军统,也不会允许军统打垮中统,双方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只要不威胁蒋的权力和地位,他不但会默许,甚至会希望这种矛盾存在下去,其结果就是军统和中统互相掐个不停,狗咬狗并且嘴里的毛越来越多。
在戴笠的强势运作下,到抗战末期军统的势力极为庞大,已有打垮中统之势,封建思想严重喜欢搞派系平衡的蒋介石又不放心了,再密令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五人秘密小组”监控戴笠和军统,名单上这才四个,怎么少个人呢?因为组长正是蒋介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