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 ）女，台湾高雄人，祖籍湖南衡山县，教授、作家、社会评论家、思想家。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徐贤修讲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是华文世界中一个罕见的异数。
龙应台 - 简介
龙应台，女，作家。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徐贤修讲座教授。
著有《野火集》、《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龙应台评小说》 《女子与小人》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龙应台杂文精品》 《这个动荡的世界》、《人在欧洲》、《写给台湾的信》、《美丽的权利》、《孩子你慢慢来》、《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干杯吧，托玛斯曼》、《我的不安》《百年思索》《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亲爱的安德烈》等作品多种。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前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中国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
龙应台 - 文人“异类”
龙应台在台湾属于“外省人”；她到美国时，是来自不发达亚洲的“外籍学生”；等她回到台湾时，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到了大陆，又变成了“台湾作家”；去了香港，又提醒自己香港的事情并不全懂，虽然她已经在给香港政府纳税。或许这种经历，让她对于每一个地方，都充满敏锐的新鲜感，也激发出她的批判精神。
从美国回到台湾，她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龙应台用从美国带回的“国际的参考系”，批判中国文化里的陈腐和政治体制的荒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她的《野火集》中。
龙应台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有着一种身在其中同时又置身于外的观察：她说她有一次陪一个北京人在欧洲参观，但无论到了什么历史古迹前，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中国政局，对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她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龙应台在香港时，把矛头对准港府雄心勃勃的市政计划“中环新海滨规划方案”，指出这是“强势政府尤其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她进而批评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重返台湾后，投身台湾的“大选”政治风波中，声称“甘犯众怒”，当全岛陷入群情激愤，施明德领着浩浩“红衫军”彻夜静坐示威，百万台湾人捐款抗议陈水扁时，龙应台说：她不捐这100元钱。因为，当这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体制，人民手里已经有了选票时，为什么还要采用类似坦克车那种激烈的充满暴力意味的方式？
龙应台还作过三年多的台北市文化局长——这也是她作为文化人的特立独行之处。当年，当龙应台答应马英九的邀请时，台北一时政坛文坛轰动。有人批评她此举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作家李敖曾预测她上任不及3个月就会拂袖而去。不少文化人甚至猜测她通不过官场的“考验”。在文化局长任上，龙应台每天工作16小时，带着文化局150个同仁，打造台北“国际文化都市”。
卸任后，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 ”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她第一次到“议会”接受质询就和“议员”们杠上了，而且被扣上污蔑“议员”的帽子。“文化局长”龙应台这次居然一反常态地道了歉。实际上，她更善于以软性的手法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在台北市“议会”审议文化局预算时，“议员”们姗姗来迟。龙应台突发奇想，请来台北市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以等候迟到的“议员”——透过弦外之音，表达她的抗议。
然而，也有人对龙应台的政治文章不以为然。在前台北市长马英九遭贪污起诉前后，龙应台发表《谁在乎马英九？》、《自首报告》，不计个人毁誉为马英九“特别费”谋求“解套”，直言“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台湾有人就以“筹安会要员”(民国初年一个以杨度为首的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来称呼她。
龙应台 - 人物语录
知识分子职责是批判；而政治人物的职责，则是去回应这些批判...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进入体制做官，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没有发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遗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与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但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如果中国是“一个长久的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我是中国人。我的惟一护照就是汉语！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国家，不能接受为“祖国”。我的核心价值凌越于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或国家大论述。
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世界不太一样。在过去50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家庭、温情、品格、“温良恭俭让”等等价值，都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严重地错位，现在慢慢要捡拾回来，则需一个漫长的过程。
批判台湾“去中国化”，其实大陆“去中国化”更甚,50年代开始的全盘苏化，在制度上，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甚至于文学和思想的营养，全面倚赖苏联。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比如大陆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学术文章还是文学创作，都很难读，句子结构都是翻译体，俄文德文的翻译体，不是纯净中文，读起来很费力气，文体都改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长期被简化为“迷信”。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远比台湾的“正名”运动要彻底多的多。现在有国学热，有于丹、易中天热，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去中国化”的骚动的反弹。去中国化”这个词一种概念的过度简化。有时候，“去中国化”无可厚非。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翻新、不断拥抱新潮的碰撞过程。
XX党，他妈的党，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就是我唾弃的对象，不必吓我。背景：2000年，龙应台在台湾举办一个追思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反应两极，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XX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不要把“拒绝做官”看作“清高”，“同意做官”或需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背景：2007年3月，龙应台拒绝中国国民党邀请其担任台湾“监察委员”一职，，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不要把“拒绝做官”一定看作“清高”，因为“同意做官”也可能是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每一个人的拒绝做官和同意做官，都要打开来个别地检视，不能用传统的刻板眼光来看。
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对话爱默生言：“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文字，要触摸得到。另外，──不管谈什么艰深的问题，总是用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要表达一个思想可是没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文字。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背了《古文观止》，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知识上的学历，和对子女的身教言教，是两门不必然相干的学问吗？没有学校教育的人，不见得就不能是很好的父母。
公民冷漠的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作家、音乐家、科学家这样的社会精英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关心公共事务。在西方社会，不仅仅是作家，科学家或是流行歌手、好莱坞电影明星或是大导演，都常常挺身而出，对于环保、民主、人权，对于国家政策，挺身而出，如果大陆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在内的各路精英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的关注太低的话，这对社会发展是危险的。或许由于过去历史的痛苦烙印，使得今天的大陆作家对现实关注度低，他们在以冷漠来响应过去的强迫“发烧”，这是往另一个极端跑。但是，公民冷漠的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社会。
没有好的伴，不如寂寞。时间是不够用。陪伴年迈的母亲，因为她的时间不多了；永远优先的是儿子；也优先留给紧密的朋友；不太愿意把我的时间给公众，除非迫不得已。休息的时候，带着相机，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城市...
龙应台 - 育子之道
“如果安德烈是一个女儿，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有这本书是因为He is too difficult。”龙应台22岁的儿子安德烈身材高挑，高鼻深目，却有一头黑发，一名欧亚混血的欧洲青年。
《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收录了2004年至2007年间龙应台母子俩的通信，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这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出任局长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对龙应台而言，给儿子的电话，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面临“议会”、民众、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白天饱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读古书和给孩子打电话来缓解。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他们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拿起电话很想贴近他，可是他说‘Oh my god，again！’白天受伤了，晚上继续受伤。”
龙应台不了解的是，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2003年，马英九让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那时我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个人生活。”龙应台说，突然感觉，“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2004年5月开始，龙应台与安德烈通过电子邮件，有了书信往来。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这本书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我的努力展现出来。”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14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有了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但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
“他说得对，” 18岁的“跟屁虫”飞利普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两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利普分住两处。龙应台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很受伤。她甚至“哀求”儿子——两名德国青年：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关爱、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又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有时候她看到安德烈抽烟，恨不得立即把他的烟抓掉，“但立即你又想，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抽烟。”还有，这次出书在台湾一纸风行，安德烈作为另一作者，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这笔钱是寄存在自己名下，还是现在就交给安德烈？龙应台颇费思量，给安德烈自己吧，怕他乱花，但又凭什么不给他？他是成年人啊。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承认儿子日渐独立，渐行渐远。面对二十出头的儿子，龙应台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与天下所有的母亲没有两样。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龙应台后来写信告诉儿子，“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龙应台 -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